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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载《世界哲学》，2012，第1期，142～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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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即14 Trowbridge St.，见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65；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6，1920，p．260；神学堂（Divinity Hall）是神学大道（Divinity Avenue）上一栋常青藤覆盖的神学院学生宿舍，1826年建成，内设聚会大厅和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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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这栋三层小楼建于1873年，共有5个卧室，4.5个卫生间，土地面积4684平方英尺，使用面积3083平方英尺，约合28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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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0，p．165．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3月20日《绯红》报道普林斯顿大学实行课程改革，取消Bachelor of Letters（Litt．B）学位，并放弃对新生入学的希腊文要求，虽然对文学士（Bachelor of Arts）仍要求拉丁文，但对理学士申请人已不要求拉丁文，代之以数学及科学。4月21日《绯红》有更详尽的说明。Litt．B 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是1905年加上的，以前只有BA 和BS两种学位；相关报道见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August，1905，p．381．而1919年3月18日出版的The Daily Princetonian已经登载了相关细节，指出校方在3月17日开会决定取消1905年起设立的Bachelor of Letters学位，并取消对BA本科生入学的希腊文要求，取消对BS本科生的拉丁文要求，这样可以吸引最好的学生，防止他们放弃普林斯顿转赴哈佛和耶鲁。Bachelor of Letters学位最早公布在1904年6月15日出版的The Daily Princetonian上，但正式招生是1905—1906学年。普林斯顿校方网页说Litt．B学位存在于1904—1918年，这个学位1918年取消，希腊文要求也随之取消。见http://etcweb.princeton.edu/CampusWWW/Companion/degre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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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载《世界哲学》，2012，第1期，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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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寅恪也学习了希腊文和古典学，这是学习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基础。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及其弟子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均从印欧比较语言学转向了汉学，其实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术重点的转移也是这个转向，从东方学转向中古史。相关提示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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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见1920年《哈佛大学目录》，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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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其全名在后来1926年出版的《哈佛校友录》，441页才可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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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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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929年、1934年出版的《哈佛校友名录》注明他住在东京的Sagachio Fukugawa，Tokyo，这个地址拼写有误；1937年、1940年《哈佛校友名录》注明其地址在Sagacho Fukagawa，Tokyo，这是对的，看来至少1937年起其地址已获更正。但这一地址通常按照日文习惯写作Tokyo Fukagawa Sagacho，即东京深川佐贺。又，1945年美国战争部战略服务处（United States．War Department，United State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出版的《日本内务手册：各县研究》（Civil affairs Handbook，Japan．Prefectural studies）第4卷，倒是有他的信息：IWASAKI，Seiichiro：dir.，Toyokui Cement Co.，Nanyo Trading Co.，Iwasaki Seiichi Store，Yurin Life Ins．Co.又注明他生于1896年；庆应义塾1918年法学毕业；哈佛大学学习。看来他名下的公司还不少，这可能也是他被收入美国战争部出版的手册的原因。1970年《哈佛校友名录》注明他住在镰仓材木座乱桥1266号，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避战火搬到镰仓。岩崎清七商店成立于1889年，现仍在营业，其网址为：http://www.s-iwasaki.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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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三田商业研究会编：《庆应义塾出身名流列传》，33～34页，东京，实业之世界社，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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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见The Crimson，May 22，1920，“Joslyn Awarded $6000”；The Evening Record，May 26，1920；The Harvard Graduates’ Magazine，Vol．29，No．93，September，1920，p．176。二等奖得主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Howard B．Wilson，奖金3000美金；三等奖得主是密歇根大学学生W．P．Smith，奖金10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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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老毕尔出身外交世家，父亲曾在维也纳任美国驻奥匈帝国大使，他自己一开始在加州照应家族产业，但很快也投身外交，1891—1892年担任美国驻波斯大使，1892—1893年任驻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大使，1894—1896年到中亚游历，足迹远达西伯利亚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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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个天才式的人物。1884年，年仅22岁的巴特勒即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巴黎、柏林游学，次年开始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190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年仅40岁，直至1945年退休。曾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理事长，并于1931年与简·亚当斯（Jane Adams）分享诺贝尔和平奖。但终其一生，争议颇多。传见Michael Rosenthal，Nicholas Miraculous：The Amazing Career of the Redoubtable Dr．Nicholas Murray Butler，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6．巴特勒曾聘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年薪四千美金，但胡适未接受该聘任；见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563～564页，1922年2月23日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贝弗瑞奇（Albert J．Beveridge）不仅是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作品是《马歇尔传》（The Life of John Marshall，4 Vol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16-1919）和《林肯传》（Abraham Lincoln 1809-1858，2 Vol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8）。前者获得普利策奖。希尔（David Jayne Hill）也是一位学者出身的外交家兼历史学家，1879—1888年任巴克讷大学校长，1888—1896年任罗切斯特大学校长。1898—1903年任助理国务卿。后来担任美国驻瑞士、荷兰、德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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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William Form 回顾了乔斯林对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创建的贡献，见其回忆文章，“An Accidental Journey：Becoming a Sociologist，”AS，Vol．28，No．4（1997），pp．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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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919年张歆海住在这里，见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5，1919，p．261．牛津街64号现在是一栋1935年建造的四层住宅，显然随着岁月变迁，此地已非昔日李济等人所住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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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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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William Duane，H．H．Palmer，and Chi-Sun Yeh，“A re-measur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nstant，h，by means of X-Rays，”PNAS，7（8），August，1921，pp．237-242；Chi-sun Yeh，“The Effect of Hydrostatic Pressure on the Magnetic Permeability of Iron，Cobalt，and Nickel，”PAAAS，Vol．60，No．12（Dec.，1925），pp．50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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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曹氏1915年来美，在波士顿附近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1919年在哈佛学习。可惜1920年2月18日即在坎布里奇英年早逝，仅30岁。其事见1921年11月出版的《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生季刊》11卷56页和93页，后者亦提供了数行说明，他拿庚子赔款奖学金到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毕业后到哈佛完成历史与社会学学习，之后打算回中国效力，但不幸因肺炎病逝。见Amherst Graduates’ Quarterly，Vol．11，November，1921，pp．56，93；不过该学院1922年8月出版的《通讯》云其死于2月20日，见The Bulletin，Vol．11，No．4，August，1922，p．124，不确；《哈佛校友通讯》云其死于2月18日，见Harvard Alumni Bulletin，Vol．23，September 30，1920，p．718。吴宓1920年2月23日致明德社社友的信说明了曹丽明去世的经过；见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54～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陈宏振、吴宓、李达等人曾在医院守候，但未能在其临终时见到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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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实际上在巴黎和会上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极力支持中国，对日本取代德国取得山东的权利提出许多批评，认为日本一方面通过战争对中国进行威胁，另一方面也与北洋政府勾结进行秘密协定。美国也指出日本对山东的控制乃是帝国主义行径，是日本试图控制整个东方的帝国主义计划的一个步骤。美国还批评了日本以种种借口逃避侵华责任，提醒世界各国不得相信日本的承诺。美国也指责说，正是因为日本的阻挠，使得中国未能早日加入协约国盟军，以便加入打击同盟国的战线。而日本也极力进行了辩解，认为自己因为付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按理应该获得在山东的特权，而且与北洋政府有正式协议；其次，日本也指出当时中国南、北两方政府存在意见分歧，中国政府在财力上并无力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当中国宣战时已不再支付欠德国和奥地利的七千万美元，也可以推迟交付给俄、英、日、葡、比、意、法的四千四百万美元赔款，但政府财政仍极为紧张。日本也为美国指责所谓帝国主义侵略辩护，认为当时已和中国北洋政府交涉，希望北洋政府不得租借领土给西方列强，不然这些外国势力在东亚占据租借地也会影响日本的国家安全，据此日本坚持出兵山东乃是必要的自卫行动。见Katsuji Kato，“The Shantung Controversy，”The Japan Review No．1，November，1919，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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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Vol．XXIL，No．20，February 12，1920，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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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王汎森先生认为，不但因为常常会出现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而且一群人一边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一边也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故而出现“天才成群地来”的状况。见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载《南方周末》，2008年12月3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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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比如数学专业的姜立夫（早年留美时用Chan-chan Tsoo一名），1915年加州大学毕业后到哈佛读博士，1919年5月获得学位，曾因学业优异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毕业后留校任数学讲师，但10月份即因兄长去世返国。1920年任南开大学教授，算学系系主任。1949后是寅恪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同事。其他当时在哈佛学习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唐钺（1891—1987）以及成为植物学家的钟心暄（1892—1961）。参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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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据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1918—1919》645页，Amey Richmond Sheldon女士1909年赠与哈佛34万6458美金，后又追加15393.83美金，设立谢尔顿基金，以纪念1842年毕业于哈佛的丈夫Frederick Sheldon先生。当时每年大学可从这笔基金获得约15000美金收入用于奖励毕业生，但金额并不固定，端赖大学委员会的推荐。奖学金必须用于哈佛以外地区的游学，不一定非得去海外，比如赵元任选择去芝加哥和伯克利，而俞大维则选择去柏林大学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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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趣的是，在浦江清1928年1月14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寅恪的一些看法，认为祸害中国最大者有两件事，一是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是派送留美官费生。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王震邦认为这是因为寅恪以世家子自居，与作为新兴阶级的留学生不同；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5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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