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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载《世界哲学》,2012,第1期,142~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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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即14 Trowbridge St.,见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65;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6,1920,p.260;神学堂(Divinity Hall)是神学大道(Divinity Avenue)上一栋常青藤覆盖的神学院学生宿舍,1826年建成,内设聚会大厅和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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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这栋三层小楼建于1873年,共有5个卧室,4.5个卫生间,土地面积4684平方英尺,使用面积3083平方英尺,约合28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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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0,p.165.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3月20日《绯红》报道普林斯顿大学实行课程改革,取消Bachelor of Letters(Litt.B)学位,并放弃对新生入学的希腊文要求,虽然对文学士(Bachelor of Arts)仍要求拉丁文,但对理学士申请人已不要求拉丁文,代之以数学及科学。4月21日《绯红》有更详尽的说明。Litt.B 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是1905年加上的,以前只有BA 和BS两种学位;相关报道见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August,1905,p.381.而1919年3月18日出版的The Daily Princetonian已经登载了相关细节,指出校方在3月17日开会决定取消1905年起设立的Bachelor of Letters学位,并取消对BA本科生入学的希腊文要求,取消对BS本科生的拉丁文要求,这样可以吸引最好的学生,防止他们放弃普林斯顿转赴哈佛和耶鲁。Bachelor of Letters学位最早公布在1904年6月15日出版的The Daily Princetonian上,但正式招生是1905—1906学年。普林斯顿校方网页说Litt.B学位存在于1904—1918年,这个学位1918年取消,希腊文要求也随之取消。见http://etcweb.princeton.edu/CampusWWW/Companion/degre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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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载《世界哲学》,2012,第1期,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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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寅恪也学习了希腊文和古典学,这是学习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基础。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及其弟子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均从印欧比较语言学转向了汉学,其实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术重点的转移也是这个转向,从东方学转向中古史。相关提示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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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见1920年《哈佛大学目录》,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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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其全名在后来1926年出版的《哈佛校友录》,441页才可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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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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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929年、1934年出版的《哈佛校友名录》注明他住在东京的Sagachio Fukugawa,Tokyo,这个地址拼写有误;1937年、1940年《哈佛校友名录》注明其地址在Sagacho Fukagawa,Tokyo,这是对的,看来至少1937年起其地址已获更正。但这一地址通常按照日文习惯写作Tokyo Fukagawa Sagacho,即东京深川佐贺。又,1945年美国战争部战略服务处(United States.War Department,United State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出版的《日本内务手册:各县研究》(Civil affairs Handbook,Japan.Prefectural studies)第4卷,倒是有他的信息:IWASAKI,Seiichiro:dir.,Toyokui Cement Co.,Nanyo Trading Co.,Iwasaki Seiichi Store,Yurin Life Ins.Co.又注明他生于1896年;庆应义塾1918年法学毕业;哈佛大学学习。看来他名下的公司还不少,这可能也是他被收入美国战争部出版的手册的原因。1970年《哈佛校友名录》注明他住在镰仓材木座乱桥1266号,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避战火搬到镰仓。岩崎清七商店成立于1889年,现仍在营业,其网址为:http://www.s-iwasaki.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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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三田商业研究会编:《庆应义塾出身名流列传》,33~34页,东京,实业之世界社,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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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见The Crimson,May 22,1920,“Joslyn Awarded $6000”;The Evening Record,May 26,1920;The Harvard Graduates’ Magazine,Vol.29,No.93,September,1920,p.176。二等奖得主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Howard B.Wilson,奖金3000美金;三等奖得主是密歇根大学学生W.P.Smith,奖金10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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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老毕尔出身外交世家,父亲曾在维也纳任美国驻奥匈帝国大使,他自己一开始在加州照应家族产业,但很快也投身外交,1891—1892年担任美国驻波斯大使,1892—1893年任驻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大使,1894—1896年到中亚游历,足迹远达西伯利亚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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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个天才式的人物。1884年,年仅22岁的巴特勒即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巴黎、柏林游学,次年开始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190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年仅40岁,直至1945年退休。曾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理事长,并于1931年与简·亚当斯(Jane Adams)分享诺贝尔和平奖。但终其一生,争议颇多。传见Michael Rosenthal,Nicholas Miraculous:The Amazing Career of the Redoubtable Dr.Nicholas Murray Butler,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6.巴特勒曾聘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年薪四千美金,但胡适未接受该聘任;见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563~564页,1922年2月23日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贝弗瑞奇(Albert J.Beveridge)不仅是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作品是《马歇尔传》(The Life of John Marshall,4 Vol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16-1919)和《林肯传》(Abraham Lincoln 1809-1858,2 Vol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8)。前者获得普利策奖。希尔(David Jayne Hill)也是一位学者出身的外交家兼历史学家,1879—1888年任巴克讷大学校长,1888—1896年任罗切斯特大学校长。1898—1903年任助理国务卿。后来担任美国驻瑞士、荷兰、德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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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William Form 回顾了乔斯林对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创建的贡献,见其回忆文章,“An Accidental Journey:Becoming a Sociologist,”AS,Vol.28,No.4(1997),pp.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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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919年张歆海住在这里,见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5,1919,p.261.牛津街64号现在是一栋1935年建造的四层住宅,显然随着岁月变迁,此地已非昔日李济等人所住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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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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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William Duane,H.H.Palmer,and Chi-Sun Yeh,“A re-measur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nstant,h,by means of X-Rays,”PNAS,7(8),August,1921,pp.237-242;Chi-sun Yeh,“The Effect of Hydrostatic Pressure on the Magnetic Permeability of Iron,Cobalt,and Nickel,”PAAAS,Vol.60,No.12(Dec.,1925),pp.50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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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曹氏1915年来美,在波士顿附近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1919年在哈佛学习。可惜1920年2月18日即在坎布里奇英年早逝,仅30岁。其事见1921年11月出版的《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生季刊》11卷56页和93页,后者亦提供了数行说明,他拿庚子赔款奖学金到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毕业后到哈佛完成历史与社会学学习,之后打算回中国效力,但不幸因肺炎病逝。见Amherst Graduates’ Quarterly,Vol.11,November,1921,pp.56,93;不过该学院1922年8月出版的《通讯》云其死于2月20日,见The Bulletin,Vol.11,No.4,August,1922,p.124,不确;《哈佛校友通讯》云其死于2月18日,见Harvard Alumni Bulletin,Vol.23,September 30,1920,p.718。吴宓1920年2月23日致明德社社友的信说明了曹丽明去世的经过;见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54~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陈宏振、吴宓、李达等人曾在医院守候,但未能在其临终时见到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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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实际上在巴黎和会上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极力支持中国,对日本取代德国取得山东的权利提出许多批评,认为日本一方面通过战争对中国进行威胁,另一方面也与北洋政府勾结进行秘密协定。美国也指出日本对山东的控制乃是帝国主义行径,是日本试图控制整个东方的帝国主义计划的一个步骤。美国还批评了日本以种种借口逃避侵华责任,提醒世界各国不得相信日本的承诺。美国也指责说,正是因为日本的阻挠,使得中国未能早日加入协约国盟军,以便加入打击同盟国的战线。而日本也极力进行了辩解,认为自己因为付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按理应该获得在山东的特权,而且与北洋政府有正式协议;其次,日本也指出当时中国南、北两方政府存在意见分歧,中国政府在财力上并无力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当中国宣战时已不再支付欠德国和奥地利的七千万美元,也可以推迟交付给俄、英、日、葡、比、意、法的四千四百万美元赔款,但政府财政仍极为紧张。日本也为美国指责所谓帝国主义侵略辩护,认为当时已和中国北洋政府交涉,希望北洋政府不得租借领土给西方列强,不然这些外国势力在东亚占据租借地也会影响日本的国家安全,据此日本坚持出兵山东乃是必要的自卫行动。见Katsuji Kato,“The Shantung Controversy,”The Japan Review No.1,November,1919,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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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Vol.XXIL,No.20,February 12,1920,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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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王汎森先生认为,不但因为常常会出现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而且一群人一边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一边也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故而出现“天才成群地来”的状况。见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载《南方周末》,2008年12月3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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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比如数学专业的姜立夫(早年留美时用Chan-chan Tsoo一名),1915年加州大学毕业后到哈佛读博士,1919年5月获得学位,曾因学业优异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毕业后留校任数学讲师,但10月份即因兄长去世返国。1920年任南开大学教授,算学系系主任。1949后是寅恪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同事。其他当时在哈佛学习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唐钺(1891—1987)以及成为植物学家的钟心暄(1892—1961)。参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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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据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1918—1919》645页,Amey Richmond Sheldon女士1909年赠与哈佛34万6458美金,后又追加15393.83美金,设立谢尔顿基金,以纪念1842年毕业于哈佛的丈夫Frederick Sheldon先生。当时每年大学可从这笔基金获得约15000美金收入用于奖励毕业生,但金额并不固定,端赖大学委员会的推荐。奖学金必须用于哈佛以外地区的游学,不一定非得去海外,比如赵元任选择去芝加哥和伯克利,而俞大维则选择去柏林大学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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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趣的是,在浦江清1928年1月14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寅恪的一些看法,认为祸害中国最大者有两件事,一是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是派送留美官费生。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王震邦认为这是因为寅恪以世家子自居,与作为新兴阶级的留学生不同;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5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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