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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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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章 陈寅恪与德国早期学术联系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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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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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曾两次留学德国，分别是1910—1912年、1921—1925年。但他早年留学时期与德国学术界的种种联系，学界了解并不多，仅张国刚先生撰文提示过寅恪先生在柏林的一些指导老师和学习科目的情况(1)。尔后陆扬先生在《泰东》（Asia Major）杂志发表研究鸠摩罗什的长篇论文《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引用诺贝尔（Johannes Nobel，1887—1960）早期译注《高僧传》中收录的《鸠摩罗什传》时，注意到诺贝尔感谢寅恪帮他看了一些难度很高的段落，他提示这大约是寅恪影响西方学术的最早记录(2)。这个提示很重要，当时诺贝尔和寅恪都在柏林大学，学友之间互相切磋可见一斑。除了与梵文专业同学有直接交往，寅恪大概也和汉学专业的同学有一些来往，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想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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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青年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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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20世纪上半叶西文中有关寅恪之学术的记录还有一些(3)。比如1931年，当时还是柏林大学博士生的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8）也在法兰克福大学出版的《汉学》（Sinica）杂志提示过寅恪有关华佗的文章。艾伯华1927年进入柏林大学研究院，随福兰阁（Otto Franke）学习汉学，1933年以研究汉代天文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4)；其同学中包括白乐日和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白乐日1923年进入柏林大学，1932年以研究唐代经济史获得博士学位，卫德明1932年以研究顾炎武的伦理思想获得博士学位，两位的论文均由福兰阁指导。艾伯华进入柏林大学时，寅恪早已回清华任教，两人在柏林未打照面。但白乐日和寅恪1923—1925年间均在柏林大学，或许有所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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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以上其他学者揭示的寅恪先生在德国的经历之外，他与德国的早期学术联系还有若干线索值得略作评说。这些学术联系主要体现在寅恪曾长期作为德国东方学会会员与德国东方学界保持联系，也曾寄赠拓片给德国博物馆。而寅恪与他同时代一起在柏林大学学习的同学特别是白乐日之间或许也存在一些学术交流，寅恪后来之所以转向唐史研究或许和白乐日早年学术关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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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陈寅恪与德国东方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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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德文学术出版物中保存了若干提及寅恪的线索，颇值得留意，通过仔细考察这些线索，可略知当时德国东方学界一些学者之动向以及寅恪与德国学术界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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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一说的是，寅恪离开哈佛到柏林不久即找到组织，加入了德国东方学会，他至少从1921年9月起即是德国东方学会会员，这一联系一直维持到他赴清华国学研究院上任。1922年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DMG）在其会员名单中列上了寅恪的大名，会员号为1888。当时他还是研究生，地址是柏林选侯大街中国使馆(5)。1921年1月7日和9月30日东方学会在莱比锡开了两次会，寅恪在柏林大学的老师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是德国东方学会副会长(6)。大概因为老师是“领导”的缘故，他在1921年9月加入了东方学会(7)，算是1921—1922年度会员。当时的会长是外交部长罗森（Friedrich Rosen，1856—1935），东方学会会员号为1735。他虽然是外交部长，也是位学者，父亲是伊斯兰学家，后投身外交事业，长期在中东出使，母亲则来自英国犹太学者家庭。罗森在莱比锡出生，在耶路撒冷长大，从小便学习了德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后来在柏林、莱比锡、哥廷根、巴黎等地学习东方诸语言。1887年起在柏林大学教波斯语和乌尔都语。1890年因和柏林大学领导发生冲突，遂放弃教职进入外交界，长期出使中东地区。1921年5月至10月担任外交部长。所以《东方学会会刊》注明了他的身份（Staatsminister）。1935年他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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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寅恪的老师吕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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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学会的惯例，会员加入学会需按年度缴纳会费，而加入学会之后将定期收到学会会刊、通讯以及召开年会的信息。所以只要参加这种学会成为会员，便可以及时了解学术界同行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进展。与寅恪同一年出现在东方学会会员名单中的其他几位值得注意的学者还包括哥廷根大学教授吐火罗语学者西格（Prof．Dr．Emil Sieg，1866—1951）(8)、莱比锡大学的学生哈隆（Herr Gustav Haloun，1898—1951）(9)、林语堂(10)、卫礼贤(11)。而上一年的学会会员名册中则有西格林、勒柯克、缪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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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出版的会刊中，寅恪地址变为克讷塞贝克街22号(13)。这个地址业已为张国刚先生揭示，在搬入这个地址之前，寅恪住在康德大街30号(14)。康德大街30号这个地址自1905年起住着一家犹太人，即乌瑞一家（男主人埃米尔·乌瑞，Emil Ury，1835—1920；女主人弗兰琪丝卡·乌瑞，Franziska Ury，1847—1940），两人育有两子两女，长女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埃尔泽（Else Ury，1877—1943）。他们一家1905—1933年居住在此（1933年搬至Kaiserdamm 24），不过，因为1920年埃米尔去世，所以当寅恪1921—1922年住在此处时没有见过埃米尔，但对弗兰琪丝卡和埃尔泽应该并不陌生。1943年1月埃尔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党卫军毒杀(15)。现在这里有一块铭牌注明是埃尔泽旧居。这家人应该便是寅恪1921—1922学年的房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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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左：1896年的Else Ury；右：中年Else 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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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克讷塞贝克街22号距离康德大街30号很近，只有不到五百米，其距离类似他在哈佛时期从麻省大道1134号搬到赭山街36号。看来没搬多远。上文我已提示俞大维离开哈佛时，留给哈佛一个在柏林的地址，由中国使馆转信，这个地址在选侯大街218号（Kurfürstendamm 218）。实际上，寅恪在克讷塞贝克大街的住址距离这里只有区区八百米，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寅恪住处距离柏林大学约5.6公里，中间要经过蒂尔加藤公园，许多政府机构都设在此地。了解这些地理信息对于理解寅恪早年留学生活和交游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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