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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 青年寅恪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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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80第115页列出的会员名单中第二人为寅恪先生，会员号未变，当时身份仍为研究生，但地址变为北京清华大学清华研究院(16)。该卷88页列出的1232号会员为苏俄东方学家巴托尔德（1869—1930），来自圣彼得堡。92页1529号会员为美国印度学家爱哲顿（1885—1963），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州。这说明爱哲顿当时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而1926年下半年他就搬到耶鲁担任塞利斯伯里讲座教授。94页2043号会员为奥地利印度学弗劳瓦尔纳（Erich Frauwallner，189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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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该卷115页第八人为1552号会员宇井伯寿（Ui Hakuju，1882—1963）教授，地址为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印度学系。此人曾在图宾根及牛津大学留学，回国后任教于东北帝国大学。前一页记录有2234号会员铃木宗忠（Suzuki Munetada，1881—1963），地址为仙台（东北帝大）比较宗教系(17)。他也是重要的佛教哲学和宗教学者，曾留学欧洲，与宇井伯寿一起编过《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甚至早在1933年即翻译出版了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寅恪对这几位学者都不陌生，他撰写《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愷序中之真史料》时翻检了多种有关《大乘起信论》的日文论著，其中也包括铃木宗忠、宇井伯寿的作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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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这一卷115页倒数第二人为瓦尔德施米特（1897—1985），地址为柏林南部的施瓦茨霍夫伯格大街3号(19)。这位先生是寅恪的柏林大学梵文班同学，后来在哥廷根大学教季羡林先生。当时他和寅恪都是吕德斯的学生。瓦尔德施米特1924年以研究梵文写本中的比丘尼戒在吕德斯指导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在吕德斯推荐下受雇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以便研究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从中亚获得的古代遗物。在这之前，吕德斯还有一位学生诺贝尔，1911年博士毕业，年仅24岁。诺贝尔1915年进入柏林皇家图书馆工作。他曾感谢过陈寅恪帮他看一些汉文佛教史料，前文已经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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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1936年任教哥廷根大学的瓦尔德施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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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的会员名单中还有2137号会员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20)，以及1393号会员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长托马斯（F．W．Thomas，1867—1956）。托马斯在剑桥大学学习梵文和印度学，1898—1927年之间托马斯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任馆员，主要负责保管斯坦因、霍恩雷从中亚带回的古物以及联系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的相关研究人员，帮助整理这些古物。1927—1937年任牛津大学博登梵文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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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第81卷99页将寅恪列入地址变更的会员名单，头衔变为教授，地址变为清华学校(21)。因为寅恪没有博士学位，所以没有按照德国的惯例称之为Prof．Dr．Yinkoh Tschen。前一年他的地址为清华大学清华研究院，到了这里就成了清华学校（Tsching Hua College），未知何故。实际上他就职单位的正式名称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书100页记录了著名的梵文学家洛伊曼（1859—1931）(22)。洛伊曼即是受霍恩雷委托研究他从新疆带回来的于阗文写本的学者。他原本出生在瑞士，曾游学于日内瓦、苏黎世、莱比锡和柏林，在莱比锡获得印欧语言学博士学位，后来待在柏林一段时间研究中亚写本，之后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至1919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转到弗莱堡，一直待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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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30年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没有提及寅恪。但1931年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第85卷将寅恪列入退出该会的学者名单(23)。此后寅恪将不再是德国东方学会会员。1931年起大概因为他将治学重点转向中古史，不再花精力关心德国东方学的进展，因而也不再继续通过德国东方学会追踪东方学的进展。1921—1931年间寅恪作为德国东方学会会员长达十年之久，这十年间他显然将东方学会作为一个重要学术窗口来了解德国东方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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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将这些重要的学者列出，乃是想让读者获得一个参照系，读者可了解寅恪身为德国东方学会会员，到底与哪些国际同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因为寅恪作为会员，能定期收到《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当然会看到这些名单，对这个圈子的学者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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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寅恪1927年曾捐赠三件碑铭拓片给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也附记于此。1927年出版的《柏林博物馆》柏林“民俗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olkskunde）下第二条东亚部分提到一份礼物来自北京陈寅恪，系一个中国人给的某不明寺院铭文的三件拓片(24)。不过寅恪的名字写成Tschen Ying-koh，显然寅字多了一个g。这个记录很简略。民俗学博物馆已于1999年改名为德国民族学博物馆，这些拓片如果没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战火摧毁的话，可能还在。上文提到，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瓦尔德施米特等人均在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研究中亚古物，想必受业于吕德斯的寅恪当时亦常走访这个博物馆，因而建立联系，不然他不会捐赠拓片给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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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1910年的柏林大学。寅恪先生1910—1912年第一次留学柏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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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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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节 陈寅恪、白乐日与现代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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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德国学术对寅恪的影响，一般读者或许会立刻想到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的经历，其实我很想了解寅恪先生在德国的学术经历是否对他后来转向中古史特别是唐史研究有潜在的影响。因而这一节将主要探讨寅恪在柏林大学念书时其同窗白乐日学习和研究的状况，以及后来他回国后与日本唐史学者的接触，探讨寅恪在当时西洋和东洋汉学大氛围下所受的学术影响。换言之，我非常想提供寅恪在中国建立现代唐史研究轨范之前世界唐史研究的一个背景说明，并从中找出一些现代唐史研究发展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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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寅恪先生大概和他的柏林大学同学白乐日（Balázs István，1905—1963，后来常用Étienne Balázs）在学术上相互砥砺。从寅恪论著发表的时间表来看，他1931年发表一篇唐史论文《李唐氏族之推测》，1933年发表两篇唐史论文，包括《连昌宫词质疑》和《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到1935年，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唐史的重要文章，涉及民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政治（《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经济（《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宗教（《武曌与佛教》）、文学（《韩愈与唐代小说》）等诸多议题。考虑到当时寅恪先生的考证文字篇幅都较短，而一篇论文发表周期也不长，应该可以推测他将治学重点转向唐史不会早于1931年。从寅恪发表这些文字涉及的议题来看，他很注意政治与经济、宗教之关系，而当时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学弟白乐日已在其博士论文中将政治、经济和宗教伦理结合在一起考察唐代经济史。除了议题之外，以方法和材料而言，白乐日的研究路径正是以韦伯之政治经济学和宗教社会学为理论依托来研究唐代经济史，而他使用的材料，除了制度史、正史史料之外，也利用了少量诗文和敦煌文书。这些史料之运用也是寅恪治唐史之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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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早年因关注中亚史地，在其未大量发表唐史论文之前，早已注意敦煌文书中的唐史史料，并陆续阅读了大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兹举一例为证，《陈垣来往书信集》载一封寅恪致陈垣书信，托陈垣在其所编《全唐文》、《全唐诗》索引中查三个大中时代的人名：王端章、陈元弘、左承珍(25)。这封信落款为四月五日，故编者编在1930—1932年之间，或推测其写于1931年4月5日。从内容看似乎寅恪注意力转向唐史，但稍微仔细看一下这几个人名，可知其实际上出自敦煌出土的《张议潮变文》（见敦煌文书P．2692）：“先去大中十载，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而赴单于，下有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以游奕使佐承珍相见。”此处佐承珍应是寅恪托陈垣所查左承珍。故而可知寅恪彼时关注点仍在敦煌、中亚史事也，非转向唐史(26)。不过，这一段时间他在研习敦煌文书过程中，一定积累了相当多的唐史史料，为后来钻研唐代制度史打下坚实基础。另外一例是他当时也关注寺本婉雅的《唐蕃会盟碑》译文研究。同时他也借阅《广雅丛书》所收《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南北史表》，以及《九通》、《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并订购罗振玉著《魏书宗室传注》。他借书的范围也包括许多唐代史料及其相关辩证研究，如《大唐新语》、《唐国史补》、《开天传信记》、《明皇杂录》、《大唐传载》、《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注辩证》等书。1930年他也开始订购《全唐文》，似乎是为将治学重点转向唐代做准备(27)。前文说过，1931年起他退出了德国东方学会(28)，这应该也是他自此全面转向中古史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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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转向唐史其实有一个过程，先从研究中亚、西域、边疆转向研究胡汉关系、边疆胡族与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再转向中原地区历史研究。比如他30年代在清华开了一门课“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从他留下的备课笔记看，主要关注民族和文化，其中民族问题主要集中在“五胡乱华”、“六镇之乱”、“安史之乱”等主题，而文化主要讲道教和佛教，道教尤其注重道教与佛教论争中的夷夏问题(29)。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关注边疆、域外民族文化对中原历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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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20世纪30年代不仅是因为不甘逐队随人继续做东方学，其转向中古史研究或许也来自白乐日1931—1932年所出版博士论文《唐代经济史研究》(30)的刺激。白乐日的论文虽然是论述唐代财政史，但因为他熟悉韦伯的著作，其论著涉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民族关系、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举凡当时的政治制度发展、权力分配、府兵制度(31)、寺院经济、胡族移民，均有涉及。他的著作不仅特别强调了传统史籍中的志书如《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律疏议》的重要性(32)，还引用了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的敦煌经济社会文书研究，堪称是现代唐史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正如李雪涛先生所言，白乐日将其研究所用原始资料分为“同时代的原典”如《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志》等，以及“之后的原典”如《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两类，显然受到德国史学对史料认识的影响，很有意思(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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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日1905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23年入柏林大学，以福兰阁为师，1925—1926年留学巴黎，由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2—1945）指导，1926年返回柏林继续学业，1932年2月15日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短期任教布拉格大学，后因纳粹占领捷克，迫不得已于1935年移民法国。但作为一位在德国拿到学位的匈牙利移民，他在法国并不顺利，一直未能获得稳定的学术位置。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之后，他和妻子躲到法国南部乡下，以种地和养鹅为生。1945—1948年他在当地天主教学校教英文和德文。1948年才回巴黎。他一开始参与了《1400年前的中国制度史》的研究项目，陆续写了一系列研究东汉至六朝思想与制度变化的论著，特别讨论了玄学、清谈的兴起和发展，也对竹林七贤做了详尽的讨论(34)。1949年他在《通报》卷三十三发表了《汉末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危机》一文，此文虽然主要参考西洋学者的成果，但居然也引了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容肇祖的《东汉几个政治家的思想》（1927年刊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等中文论著，白乐日主要探讨了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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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白乐日进入国立科研中心，开始研究中古经济社会史。1953—1954年他刊布了《隋书·食货志》的法文译注，此书获得儒莲汉学奖。1954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高等实验学院第六部开展中国研究项目请白乐日加盟。白乐日次年正式加入布罗代尔的研究团队。布罗代尔请白乐日草拟了宋史研究计划，试图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但未获成功，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这一计划并不研究当前中国问题。不过白乐日得以和布罗代尔合作，留在高等实验学院开展学术研究(35)。1958年，第六部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白乐日、谢诺（Jean Chesneaux，1922—2007）、谢和耐、小英利世夫（Vadim Eliseeff，1918—2002，即叶理绥之子，后任吉美博物馆馆长）进入这一研究中心工作。在布罗代尔努力下，白乐日的研究计划获意大利图齐基金会赞助。白乐日在高等实验学院的授课吸引了不少国际学者参与，比如剑桥的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2013）、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慕尼黑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都前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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