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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参见兰克利的文章Christian Lamouroux，“Balazs ou l’actualité de la sinologie，”in：Pierre-Étienne Will et Isabelle Ang ed．Actualité D’Étienne Balazs（1905-1963），Témoignages et réflexions pour un centenaire．Paris：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2010，pp．75-84，以及Claude Chevaleyre所编辑的白乐日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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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原文为the father of modern studies of China in Europe；见Denis Twitchett，“Preface，”in：Étienne Balazs，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65，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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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哈隆（中文名霍古达，他自己可能偏好“夏伦”一名）是捷克人，原本在莱比锡学习汉学，毕业后到哥廷根大学任教。纳粹上台后，哈隆移居英国，任剑桥汉学教授。有关他的学术经历以及和中国学者的交往，见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与剑桥汉学》，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3期，261～3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哈隆的师兄西门华德在哈隆去世后也写了一则简短的讣文，见Walter Simon，“Gustav Haloun，”JRAS，No．1 & 2（April，1952），pp．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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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有关杜希德博士论文的提示，见赖瑞和：《追忆杜希德教授》，载《汉学研究通讯》，26卷4期，26～27页，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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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此书即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此书系从其博士论文导论部分修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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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rthur F．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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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Variations on a Theme，trans．by H．M．Wright，edited by Arthur F．Wrigh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中译本，黄沫译：《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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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5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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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有雄心的一部中国史，正文部分即达1633页，注释728页，索引302页，全书长达2563页。其详尽评价见O．Berkelbach van der Sprenkel，“Franke’s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BSOAS，Vol．18，No．2（1956），pp．31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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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即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ncienne，Paris，1967；马伯乐和白乐日在世时此书尚未出版，后来由戴密微修订出版。1931年吴宓访问英国，曾与伦敦大学东方美术及考古学家叶慈（W．Perceval Yetts）和马伯乐一起讨论一块碑刻，当时马伯乐并不知道寅恪这个人，令吴宓大为惊讶。见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178页；并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7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吴宓也去了牛津见到当时的汉学教授苏慧廉，但认为此人老朽昏庸、卑俗。而在伦敦与庄士敦商谈，推荐寅恪、浦江清、张荫麟三人可继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Bruce之职，而庄士敦对浦江清感兴趣；见吴宓1931年1月27日在伦敦写给浦江清的信，《吴宓书信集》，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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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陈寅恪所获英美学术荣誉之背景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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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他1922年2月在北京，曾与喜龙仁、胡适等人在钢和泰家吃饭；见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编，1922年3月26日日记，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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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赖世和是叶理绥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曾拿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在巴黎访学，由戴密微建议翻译这一重要文献。赖世和的译注以Ennin’s Diary：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New York：The Ronald Press，1955）为名出版。其研究部分则作为第二卷以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为名出版。第二卷1963年被译成日文，中村元在日文版前言中对这一作品评价很高。这一年是圆仁入寂1100周年，赖世和与妻子松方去了比叡山，住在延历寺。见George R．Packard，Edwin O．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p．47-50．赖世和的哥哥Robert Reischauer也是位哈佛毕业的日本史学家，获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师，但1937年8月14日在带领一些学生赴上海时遇到日本侵华战争，在旅馆中被流弹误炸，死于送医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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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Étienne Balazs，“La société des Tcheou，”in Paul Demiéville et al.，Aspects de La Chine：Langue，historie，religions，philosophie，literature，arts，volume premier，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9，pp．50-54；“La révolution de Ts’in Che Houang-ti，”pp．59-63；“Les T’ang，”pp．76-81；“Les Song，”pp．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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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936年哈佛的汉学家魏鲁南（James R．Ware）曾翻译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但那是纪念伍兹（James H．Woods）的文章，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重视中国学者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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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他在1933年发表的 “Ein vorläufer von Wang An-schï”一文中指出胡适乃是发掘李觏的学者，引了胡适的《记李觏的学说》（《胡适文存二集》，卷一，43～73页；此文写于1922年，收入1924年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一文，也引了梁启超1908年写的《王荆公传》；该文英译本见“A Forerunner of Wang An-shih，”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pp．27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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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狩野、内藤的介绍参见高田时雄、砺波护的文章，载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有关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唐研究》，第11卷，2005，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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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1930年与寅恪见面之前，他已出版了《荀子》（新光社，1923年）、《近思录》（支那哲学叢書刊行会，1924年）两书；此后1940年又出版了《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岩波书店）、《礼の起源と其発達》（中文館書店，1943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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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参见荣新江，“前言”，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池田温先生则对寅恪先生与日本的关系作了梳理，见《陈寅恪先生和日本》，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15～13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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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209～230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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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仓石武四郎：《〈三里湾〉之难懂处》，加藤三由纪译，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外国学者论赵树理》（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10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98。1929年6月出版的日本《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会第二部论纂》第一辑朝鲜支那文化研究专号中发表了这几位学者的文章，如加藤常贤《舅姑甥称谓考》、玉井是博《唐代贱民制度及其由来》、鸟山喜一《猛安谋克与金之国势》等；而1935年3月出版的《京城帝国大学文学会论纂》第一辑东方文化史丛考专号则发表了鸟山喜一《太平天国乱之本质》、玉井是博《南宋本大唐六典校勘记》；1936年10月出版的第五辑（京城帝国大学创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史学篇）则有大谷胜真《高昌麴氏王统考》、鸟山喜一《关于山东省黄石崖及玉函山的石窟》、玉井是博《支那西陲出土的契》等文章；参见陈广宏：《韩国“汉学”向“中国学”转型之沉重一页——日据朝鲜时期京城帝国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影响》，载 《韩国研究论丛》，第12辑，254～27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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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此书由玉井诸位同僚大谷胜真、鸟山喜一、松本重彦、藤田亮策、田保桥洁、末松保和等人编集成书，大谷撰写跋语。不过，《玉井年谱》极为简略，以表格形式出现，只能算一个大事记。下文我将玉井在其所发表文章中提示自己国内外行踪的内容与这个年谱提供的大事记结合起来考察其学术行迹，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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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而深受白乐日影响的杜希德则征引了玉井的早年研究成果，见Denis C．Twitchett，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p．207，215，22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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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砺波护、间野英二：《东洋史学宫崎市定》，见《京大东洋学の百年》，220～250页，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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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玉井是博：《唐時代の土地問題管見》，载《史学杂志》33卷，七、八、九，1922；收入《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1～96页，东京，岩波书店，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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