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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内藤、桑原均注重东洋史的大视野，对中国史的分期有其独特的看法。内藤之唐宋变革说影响甚大，自然不必赘说。桑原则早在1899年出版的《中等东洋史》即已提出其分期，将东洋史分为上古期（上古至秦统一，称为汉族膨胀时代）、中古期（秦汉至隋唐，称为汉族优势时代，后修订为汉族塞外族竞争时代）、近古期（五代至明代，称为蒙古族最盛时代）、近世期（清代至当代，称为欧人东渐时代）。参见连清吉的提示，《日本京都中国学与东亚文化》，109～111页，台北，学生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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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90页，东京，岩波书店，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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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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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同上书，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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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见《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所收《沙州文录补遗附录之部》，2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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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176页；主要根据罗福苌《沙州文录补》。民国初期学界中国奴隶制度研究的学术史及其背景值得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应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可能受到日本学界的影响，而日本学界则接受了西方学界的奴隶制研究的影响。到了30年代，出现社会史大论战，当然是因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引入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其中奴隶社会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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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据前引仓石武四郎《〈三里湾〉之难懂处》，他和玉井在1929年曾访问太原，然《玉井教授年谱》中未载，但年谱太过简略，或许有颇多遗漏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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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440页、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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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603～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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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玉井是博：《再论敦煌户籍残卷》，见《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266页（S．6090号文书）、275页（P．3290号文书）；他也注意到唐代户籍多发现于吐鲁番；仁井田陞发表了中存不折所藏文书，而那波利贞则刊布过柏林科学院（玉井称为柏林翰林院）所藏勒柯克获得的文书。除了引用仁井、那波之外，这篇1937年的文章还引用了内藤、王国维的论著。他在《支那西陲出土之契约》（1936年）一文中也指出他在巴黎和伦敦分别抄出十二和六件契约文书，其中巴黎抄出的西域契约文书较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中所录文书多出七件。该文征引了斯坦因《古代于阗》以及沙畹的研究，结语部分感谢巴黎国立图书馆写本部和大英博物馆东洋部主任的协助。这位主任很有可能是Robert Lockhart Hobson，当时任东洋古物和民族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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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韦栋出版了一部探讨中国的黑人的新书，见Don Wyatt，The Blacks in Premodern Chin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拙撰书评见The Historian，Vol．73，No．3（2011），pp．60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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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见牟润孙：《敬悼陈寅恪先生》，见俞大维等：《谈陈寅恪》，72、8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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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陈弱水：《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61～6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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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见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pp．64，91，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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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他们两人的研究都被谢和耐吸收了，见Jacques Gernet，Buddhism in Chinese Society：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Fif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translated by Franciscus Verell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p．330，339，342，344，35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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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白乐日在讨论开元通宝钱时提及斯坦因的《古代于阗》所载图板，见Balázs，“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618-906，”MSOS，Berlin，1932，p．27，注302．《古代于阗》在法国汉学界是本有名的书，因为它1909年获得过儒莲汉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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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Balázs，“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618-906，”MSOS，Berlin，1931，p．35；不过，他没有使用白居易的诗作为史料，所以是否寅恪受其引用《白氏长庆集》之启发，以诗证史，尚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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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Balázs，“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618-906，”MSOS，Berlin，1932，pp．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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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Balázs，“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618-906，”MSOS，Berlin，1932，pp．13，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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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王汎森先生认为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毛子水等人在柏林倾向于忽略他们所谓西学的学科分野，而是学习各种专业课程；见Fan-sen Wang，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59．也许傅斯年个人的学习经历可以这么说，而当时寅恪实际上还是相当专注于历史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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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刘钟明大学毕业论文有关云南之唐诗文评语”（1936年6月11日），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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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张以诚大学毕业论文唐代宰相制度批语”（1936年6月16日），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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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我这里不涉及具体唐史问题的研究，有关学术史的考察读者可参考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张广达先生所写序言亦值得细读；以及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西方唐史学术史的考察参见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载张海惠、薛昭慧、蒋树勇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83～1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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