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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三 李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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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寅恪先生是比较早入选英国学术院外籍通讯院士的中国学者，这里列出一些中国学者可能较熟悉的汉学、东方学、历史学入选者及其入选年份，可帮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际学术界有所了解：兰曼（1930）、伯希和（1931）、克罗齐（1935）、高楠顺次郎（1936）、米诺尔斯基（1943）、潘诺夫斯基（1955）、图齐（1959）、布罗代尔（1962）、列维-斯特劳斯（1966）、高本汉（1968）、戴密微（1969）、王浩（1970）、辻直四郎（1971）、赵元任（1973）、夏鼐（1974）、郑德坤（1985）。这些人有些是寅恪的老师、前辈，也有些是同事和学生，其中两位是考古学家，即夏鼐和郑德坤。其他一些是对学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高楠、克罗齐、潘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目前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中国人文学者是李学勤和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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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坊间出版物对寅恪被提名和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一事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我曾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的张小贵博士和英国学术院联络，从该院电子邮件中所获答案并不比陈氏三姐妹书中提供的信息更多。最近我读一些有关寅恪与海外学术界相关的西文材料，注意到Dodds经历之复杂(73)，非同小可，发现还颇有些新信息可以发掘出来，丰富我们对当时学术史背景的认识。近代我国学人的域外活动和荣誉常常在当代通过口耳相传以讹传讹，老一代留洋回国常常比较谦虚，新一代留洋回国则多有夸大之辞，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常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有必要通过域外胡语文献与我国学林掌故相互参证，以这种二重证据法清理其细节，达到所谓well-documented的程度，方可使我们对近代史认识更加清晰、精确、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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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四 陶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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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提名寅恪的Dodds先生不是旁人，正是在1943年与李约瑟一起访华的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陶育礼。这里根据洛伊德-琼斯（Hugh Lloyd-Jones）给他写的讣告略说一点他的事迹(74)。他本是北爱尔兰人，拥有爱尔兰和英国双重国籍。他在都柏林的圣安德鲁斯和牛津大学受教育，专业为古典学。他在牛津时曾受教于古希腊研究大师穆雷（Gilbert Murray，1866—1957），并颇受赏识。他同班同学里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艾略特。1914年曾去德国游学，“一战”时在西伯利亚的一间医院服务。他从牛津毕业后返回北爱尔兰教书，在都柏林认识了诗人叶慈等人，直至1919年获聘为利丁大学古典学讲师。1924年被聘为伯明翰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在那里他和诗人奥登等人交游。1936年被聘为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但他在牛津的圈子里并不受欢迎。1949年他应邀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1960年自牛津退休。除了获得中研院通讯研究员荣誉之外，陶育礼所获外国学界荣誉还包括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通讯院士、法兰西学会（L’Institut de France）通讯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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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翻阅王国忠先生的《李约瑟与中国》(75)，可知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派遣剑桥大学的高级讲师（Reader，实际上相当于副教授）李约瑟和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陈氏三姐妹书中提到的这位Eric Robertson Dodds 中文名正是陶育礼。他与李约瑟被派到中国考察科学和学术现状。他比李约瑟早一些到达中国，两人在昆明会合，尔后于1943年3月21日从昆明到达成都(76)，后来陆续见了当时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如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1893—1963）、总干事叶企孙（1898—1977）、清华校长梅贻琦（1889—1962）、北大校长蒋梦麟（1886—1964）等人。陶育礼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慰问。当时陶育礼、李约瑟两人除了分别代表牛津和剑桥、英国学术院和皇家学会慰问中研院之外，还转达了大英帝国大学局（Universities Bureau of the British Empire）致中国各个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致重庆政府教育部、英国大学教师协会致中国各位教师、布里斯托市长致重庆首长的问候。李约瑟和陶育礼走访中研院之后，代理院长朱家骅聘请李约瑟和陶育礼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77)，因为当时中研院尚没有选举院士，这个通讯研究员其实相当于通讯院士了。朱家骅后来代表中研院委托陶育礼在1943年6月以及1944年1月两次致信英国学术院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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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约瑟和陶育礼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之后，1944年陶育礼也联合汤因比和库克提名了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这可能可以看作是对他和李约瑟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的回礼。根据《英国学术院院刊》第7（vii）页的记录(78)，这一年7月12日学术院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No．6 Burlington Gardens）召开大会，院长克拉普汉姆爵士（Sir John Harold Clapham，C. B. E.，1873—1946）致辞，大会选出新院士和通讯院士。寅恪（Professor Tschen Yinkoh，China）列名通讯院士。同一年和寅恪一起当选的还包括法国中世纪教会史学者雷克勒克（Henri Leclercq，1869—1945）和苏俄历史学家塔尔勒（Yevgeny Viktorovich Tarle，1874—1955）。这几位的大名也见于1945年《英国学术院院刊》卷31第3页。此后，寅恪的大名出现在每一年的《英国学术院院刊》通讯院士名单之中，一直到1975年出版的60卷（1974年）第12页，1975年开始的61卷上不再登出全部在世与去世院士、退休院士、通讯院士名单。显然一直到1975年英国学术院仍将寅恪当成在世院士，不知他已于1969年10月过世。换言之，《英国学术院院刊》将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资料保存了三十年，从1944年至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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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五 伯林顿花园6号，今皇家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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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事不止于此，陶育礼虽然曾短期访问昆明和成都，却并未在这里见到寅恪本人，寅恪当时尚在桂林任教广西大学。这位陶育礼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精通希腊文，并不通晓中文，但是他和其他两位院士联名推举寅恪时列出的寅恪代表作却是三篇寅恪早年发表的中文论文，而未包括寅恪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上的两篇英文文章《韩愈与唐代小说》和《〈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也未包括寅恪关于唐史和唐诗的论著。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结合域外之学术记录与国朝之学林掌故，以二重证据法，整合不同语言文献所传达的多重信息，可帮助我们揭开一些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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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六 《英国学术院院刊》所记通讯院士陈寅恪TSCHEN YINKOH，中国籍，1944年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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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育礼本人的著作值得注意，其中透露的信息似可告诉我们他曾到桂林访问陈寅恪。他在1977年出版的自传第十五章中叙述了他的中国之旅始末(79)。这个叙述对我们理解他推举寅恪先生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语境非常有帮助。他的回忆录说他去中国、在中国和从中国回来一共十一个月，这段岁月在他一生中最为特别。他去之前并无太多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回来之后这次旅行的记忆也逐渐逝去，而他的回忆主要根据他写给夫人的一些信件。他说这次旅行得以成行虽说最终来自森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1883—1965）找到的资源，但发起者是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修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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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中诚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返中国，恐惧地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一些知名大学大多迁移到西南角落中勉强求生。所以修中诚考虑邀请一对英国学者作为代表，即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人文学者，访问中国一些大学，以列出他们最需要的援助，同时做一些讲座，并和中国当局讨论战后或者中缅公路重新开通之后的学术合作。修中诚将这一想法反映给当时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爵士（Sir Horace Seymour，1885—1978）。西摩十分支持这一计划，于是联络了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英国文化协会以及外交部，最终说服他们对这一计划进行手续和资金支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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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中诚于是开始列出代表名单，首先便列出了科学家代表李约瑟，当时他是剑桥的生物化学家，同时此人对中国科学史非常感兴趣。不过修中诚在考虑人文学者时遇到了困难。当时人文学者中了解中国者寥寥无几，而会讲中文的人因为战争的需要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修中诚找上了陶育礼。陶氏当时是修中诚在牛津的同事和好友，而且修中诚认为陶育礼在其专业以外有着广泛的兴趣，正好参加这次赴华之旅。当时陶育礼完全不会中文，他尝试听了一些中文录音以熟悉中文，但并不成功。中文的四声让他倍受困扰。不过，他对中国文化尚有一些基本认知，这主要来自他曾列席修中诚的课堂，了解了一点中国历史和哲学。他也读过魏礼（Arthur Waley，1889—1966）的一些译著。同时，他个人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心也促使他接受了修中诚的邀请。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希腊化和基督教之前高度发达的文化，且它是一直以来唯一尚存的古代文化，这一文化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甚至很少被外界影响从而保留了其本土传统。毫无疑问，这些看法深受修中诚影响。他还认为西方文明在希腊化和基督教衰退之后失去了智识和道德上的引导，而中国文化更因此看来十分重要。但他仍对战时的长途旅行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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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43年3月到达中国，8月回到伦敦。虽然他在中国只有十三周，途中却旅行了三大洲，整个旅途之艰辛可想而知。他从利物浦随一支船队出发，其所坐船只两侧围绕许多驱逐舰，途中屡屡响起躲避德国潜艇的警报。船队首先横跨大西洋到达南美洲巴西的伯南布哥，又折返过来跨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达德班。历经千辛万苦，他们途经科隆坡，然后转往印度新德里。最后从加尔各答经过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往昆明。他在昆明受到修中诚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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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育礼第一次到中国，对昆明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有电灯而没有教皇的中世纪城市(81)，街上有很多小商贩贩卖特产，还有很多专门替人写信的代笔人、算命先生、说书人。他在昆明遇到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他们虽然生活极其艰难，住在低矮的盒子般房子里，却积极和他讨论艾略特、文献考据、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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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陶育礼被联大安排住在一间美国空军住的当地旅馆，略微舒适一些。但当他看到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环境时，认为自己旅行一万五千英里远道而来应和中国师生打成一片，于是他和修中诚也住进了联大教授的宿舍。这位牛津的讲座教授平生第一次在室外做讲演，题为《英国教育的传统与实验》(82)。在修中诚陪同下，他也面向不同规模的听众做了一些其他演讲。后来他离开修中诚前往重庆，整个行程主要由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杭立武（1903—1991）和英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浦乐道（John Blofeld，1913—1987）安排(83)，同时获得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支持。他在这里不断和国民政府的政客和教育、文化、学术官员会面，其中也包括蒋介石。在和蒋进餐过程中，他恰好被安排坐在其邻位，因而对这位总裁有近距离接触，不过他对总裁印象还不错，认为他彬彬有礼，看上去不像独裁者，倒像一位诗人。之后他也与西摩一道秘密拜访了当时常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译员帮助下，周恩来和他讨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比如土地改革、开发矿产、充实军队。看来英国外交人员深知重庆国民政府之腐败和羸弱，并不能完全信任，遂有国共两边下注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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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途经贵州去了广西桂林，发现桂林人比成都人更爱微笑。这一趟可是非常辛苦，途中坐汽车大约四五个小时，坐火车约二十四小时，可见途中不断停车。不过，回忆录十分简略，陶育礼没有提到他在桂林具体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着实令人遗憾(84)。后来他重返昆明，再次通过驼峰航线到加尔各答，从那里坐飞机到开罗，在游历开罗时不幸摔伤而不得不住院三周，略微康复后即飞往里斯本，从里斯本途经英国空军兵站飞往伦敦。1943年8月6日，他安全返回英国。李约瑟和陶育礼的中国之行促进了中英之间的学术交流，战后英国文化协会和牛津大学邀请邵循正、孙毓堂、沈有鼎、洪谦等人赴英讲学。寅恪亦赴英治疗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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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1943年7月时寅恪还在桂林，而陶育礼当时也的确到了桂林，很可能在桂林见到了寅恪。我想，要是能回到现场聆听他和寅恪的谈话那就最有意思不过了。可惜目前的资料根本不能确定这一点。陶育礼说他写了很多信给当时在英国的陶夫人，如果他在桂林也写了信，那么也许这些信能给我们一些他在桂林活动的线索。希望这些信还保存在牛津或者英国其他地方，以后或许有机会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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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因为陶育礼乃是修中诚的好友，所以大概他推举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与修中诚的建议分不开。修中诚彼时正担任牛津汉学高级讲师，也是牛津方面主持聘用寅恪做汉学教授的主要联络人。他中文不错，所以对寅恪的学术文章也较为了解。他汉学上的兴趣主要是宗教和哲学，也正因为这一背景，大概他介绍陶育礼选择三篇中文文章作为陈寅恪的代表作，这三篇文章主要涉及佛教和道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关系，正好是修中诚的兴趣所在。当时欧美东方学界对寅恪学术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因为寅恪的主要论著以中文发表，而且这些中文论著并不容易读懂。寅恪之所以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与修中诚的大力推荐和介绍分不开，也是他被牛津聘为汉学教授之后水到渠成的额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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