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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中诚在194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醒外国学者要留意中国学界的新趋势，即重视六朝史的重要性(85)。在注释中他列出了四位在他看来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其中第一位是寅恪，紧随其后的是汤用彤、冯友兰和罗根泽。他当时将寅恪的名字写成Ch’en（Tschen）Yin-ch’iao，显然他将“恪”读成“que”了(86)。我想，以这四个人作为当时中国六朝史的代表人物肯定会引起争议，但寅恪和汤用彤改变学界对六朝史的认知贡献极大这一点似不成问题。无论如何，现在看来，陶育礼推举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三篇代表作时肯定得到过修中诚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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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稍微讲一下汤因比和库克与陶育礼的关系。先说汤因比和陶育礼。汤因比在中国历史学界主要以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知名，而实际上他算是一位游走于政、学两届的学者型政治人物。根据《英国学术院院刊》上的讣告(87)，他有点家学渊源，他母亲曾在剑桥学习英国史，这在那个女性受歧视的年代极为罕见。他青少年时对古典学十分钟情，熟读希腊、拉丁文文学。1907年他拿到奖学金，进入著名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并得到游学机会流连于南欧希腊罗马古迹。回来后被选为贝利奥尔学院1912—1915年研究员，但1915年他放弃了牛津的工作，成为当时英国学术院院长布莱思爵士的助手，研究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随后几年他陆续发表关于土耳其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著作。因为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1918年5月他被招入外交部政治情报部，并于1918年12月至1919年4月作为英国代表团一员参加了巴黎和会。回来之后被聘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希腊、拜占庭语言、文学、历史讲座教授。但1924年他再次离开学术界，进入设于伦敦（Chatham House）的皇家外交事务研究所。1929年7月至1930年1月间，他经过波斯湾访问了印度、中国和日本，后经西伯利亚铁路回英国。1931年出版了《中国之旅》（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一书(88)，谈他在中国的经历，他虽然到过上海、奉天、北京、南京等地，仅提及曾走访东北大学，未提及是否与中国任何一位大学教授有所接触。此后致力于撰写十卷本《历史研究》。此书的陆续出版为他赢得许多声誉，其中包括1937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39年他出任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局长(89)，1943年改称外交部研究局局长。这些年虽然他在学术上、政治上非常成功，但家庭生活一塌糊涂。他1913年与罗莎琳德（Rosalind Murray，1890—1967）结婚，两人生育了三个儿子，但长子（Anthony Harry Toynbee，1914—1939）1939年自杀身亡(90)，随后1942年他与妻子分居，1946年以离婚收场。他当年九月便和多年来的助手薇罗妮卡（Veronica Boulter）再婚。新妻子全力支持他的事业，使他大感宽慰。他的行事先叙述到此告一段落，有两件事因和我们这里的主题有关，值得注意。一是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明较为关注，也到过中国；二是他第一任妻子是罗莎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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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七 1969年的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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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他太太很重要呢？罗莎琳德的父亲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穆雷，这是当时极有影响的古典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穆雷1908—1936年在牛津任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退休之前，因为他在业内的声誉和影响，牛津大学委托他推荐接班人。当时牛津校内多名希腊文学者对他退休后将腾出的讲座教授位子虎视眈眈，但他力排众议，选定他以前的学生、当时在伯明翰大学任职的陶育礼作他的接班人(91)，因为陶育礼当时以出版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学者普洛克鲁斯的著作而声名远播。陶育礼早在学生时代便受到穆雷的优待，曾被邀请到穆雷府上参加社交性的周六午餐会。尽管陶育礼在伯明翰大学日子过得很惬意，但他不好意思拂却恩师穆雷的推荐，很勉强地接受了牛津的位子，并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1960年退休。陶育礼在牛津期间，和汤因比也有一些业务往来。1940年汤因比找到他，问他是否有兴趣参与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的活动，特别是战后的研究计划。陶育礼答应了他的请求，着手研究德国的大学教育，很快完成《麦克米兰战争手册》以及《德国各大学与政治的关系纪要》两篇文献(92)。后来他一直和外交部研究局保持合作关系，这正是他得以1943年去中国一趟的政治基础。他在昆明期间也作了一个关于德国大学的报告，想必基于他1940年的研究。这么说来，陶育礼受汤因比委托研究德国大学教育、陶育礼去中国、陶育礼是穆雷的弟子、穆雷是汤因比的岳父、陶育礼与汤因比联名推举寅恪这一连串的事件和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很多联系。我想，他找汤因比一起推举寅恪肯定考虑了汤因比和他长期合作以及汤因比是穆雷女婿这个因素。因为汤因比的太太是陶育礼恩师的女儿，汤因比和陶育礼应该勉强算师兄弟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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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八 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收藏的穆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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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穆雷，因为他整个家族很重要，且和中国略有一点瓜葛，主要是他孙女是中国艺术史家。他出生于悉尼，父亲是新南威尔士议员，被英王封为爵士。在他父亲死后，他于1877年与母亲移居英格兰，后来拿到奖学金而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受古典学教育。他曾在1889—1899年任格拉斯哥大学希腊文教授，之后回到牛津，撰写了大量戏剧和政治作品，与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成为好友。1908年他被牛津聘为讲座教授，翻译了大量希腊戏剧。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长期支持英格兰自由党。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他和好友哲学家罗素决裂。他父亲和哥哥都是爵士，他在1912年也封爵，但他拒绝接受。他也和剑桥女希腊学家哈里森（Jane Harrison，1850—1928）以及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等人也是好友(93)。顺便说一下，爱因斯坦在1933年6月以前曾短期在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流亡，当时穆雷也是这个学院的负责人之一，故而也曾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94)。之后，爱因斯坦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在新泽西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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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九 1957年《英国学术院院刊》43卷Plate XVII，穆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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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家名人辈出。他的次子是西班牙内战的战地记者，支持反法西斯运动，不幸英年早逝。孙女安·帕鲁丹（Ann Paludan）是中国学专家，出版了多本建筑史著作，丈夫是丹麦驻华大使，他们夫妇曾在1972—1976年常住北京。安的儿子琼斯（Mark Jones）曾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馆长、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现任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院长，也受封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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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但父亲却极为热爱音乐和科学。不过，库克从小即对人文更感兴趣，学了很多语言，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他1891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获得很多奖学金，1895年毕业，但1896年未能通过大英博物馆的考试，进馆工作的希望破灭。此后他为《圣经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了七年，有机会接触了当时一些顶尖学者的著作。之后1904—1932年他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讲师，1902—1932年他也参与编辑《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季刊》，中间还参与编辑《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1910—1911），亦参与编辑《剑桥古代史》（1923—1927）(95)，1925年被选为英国《旧约》学会会长，1931年被选为美国圣经学会荣誉会员，1932年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他是这一位置历史上第一位身份为非教士的学者，但他只做了6年便于1938年退休，同年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之前在1937年获得阿伯丁大学荣誉博士。1938年他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时，陶育礼正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肯定参与了库克获得这一荣誉的甄选工作。库克的学术生涯以1910年为分界线，前期专注于传统闪米特语言、铭文、历史，以及旧约文献学与考古学，也包括一些对叙利亚文献和景教的研究。他后期转向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他被认为是语言学家、铭文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96)，他能驾驭这样广博的学术领域可能便是他被陶育礼拉去推举陈寅恪的缘由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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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修中诚邀请下，陶育礼和李约瑟作为英国文化与科学使团成员1943年3—8月访问中国，受到国民政府的接待，并双双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陶育礼访问了昆明、成都、桂林，在成都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问候。他在桂林很可能也见到了寅恪。他回国后，即在1944年邀请自己的好友、恩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老前辈库克一起联名推举寅恪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4年7月12日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召开的院士大会通过了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提案。此后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记录一直出现在《英国学术院院刊》，一直到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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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寅恪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之后，很快他又于1947年获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寅恪1945年不幸双目失明，1945年秋至1946年春赴英治疗眼疾，两次动手术，仍未治好，寅恪感叹“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不得不辞去牛津教职绕道美国回国。1946年4月16日船到纽约，胡适托全汉升送信告知哥伦比亚大学医生亦无办法，故寅恪未上岸。19日赵元任夫妇、周一良、杨联陞登船探望(97)。胡适原本要一同去，因故未能前往。5月底返回上海。8月初，家人自川赴沪，一家团聚。10月26日全家返回北平，入住清华新林院52号。这之后在1947年4月，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其地址即为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目前有关寅恪的出版物似乎尚未提及这一荣誉，值得略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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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乃在他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之后，二者之间可能还是有点联系。陶育礼从中国回来之后，1945年初他接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士嘉堡稀有语种教育协会（Scarborough Commission on the Teaching of Rare Languages）的联合邀请，赴美考察美国中文教学新模式。他首先到达纽约，之后访问了当时北美主要的远东研究中心，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多伦多、西雅图、伯克利、斯坦福、博尔德、芝加哥、安娜堡，报告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很可能在一些场合提到了他提名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寅恪先生。北美汉学界可能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关于英国学者对寅恪先生的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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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寅恪同时入选的其他两位学者包括法国的雷克勒克和苏俄的塔尔勒都是历史学家，寅恪当然也应是被英国学术院视作历史学家。修中诚明确说他对六朝史有着卓著贡献(98)。而美国东方学会选寅恪也是因为他在历史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可见当时英美学界已正式承认他是卓越之历史学家，而非传统上欧美学界所说的东方学家(99)。寅恪实际上在1931年后已将治学重点转移到禹域之内的中古史上，而逐渐放弃论述“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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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获选美国东方学会外国荣誉会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均可确定。根据1947年6—9月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67卷3期发表的“1947年美国东方学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年会”通讯，美国东方学会于1947年4月15、16、1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157届年会，共有115人参加，会址分散在四个地点，包括华盛顿宾馆、弗利尔美术馆、合众国博物馆、维拉德宾馆。当时会长是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亦作傅路特）。东方学会的工作会议在华盛顿宾馆的华盛顿厅召开，时间是4月15日周二上午10点至12点半，讨论了有关会员、财政等问题 (100)，这些我们这里不去细说，只说和陈寅恪有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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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学会秘书斯蒂芬斯（Ferris J．Stephens）在工作会议上报告了三名外籍荣誉会员已经去世。这三位已逝荣誉会员都是德国学者，即神学家和东方学家达尔曼（Gustaf Dalman，1855—1941），印度—伊朗学家盖革尔(101)、印度学家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102)。之后秘书给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推荐，提请学会选举新一届荣誉会员。当时的荣誉会员委员会主席为印度学家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1885—1963）。爱哲顿随即提出了一份包括十三位候选人的名单，并附上了这些候选人的专长领域，但没有提供国籍，现在我将他们当时的国籍附录于后，并补充两位入选英国学术院学者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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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Jules Bloch，1880—1953），Sanskirist，Dravidianist 法国印度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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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特吉（Suniti Kumar Chatterji，1890—1977），Specialist in modern Indo-Aryan languages 印度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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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Yin-k’o Ch’en，1944年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中国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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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隆纳（Albert Debrunner，1884—1958），Sanskritist and Indo-Europeanist 瑞士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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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夫（Vasily M．Alexéiev，1881—1951），Sinologist 苏俄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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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Sinologist 荷兰汉学家(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