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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的会长傅路特大概也非常支持寅恪入选。傅路特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历史与文化通史课程闻名，其所著《中国人简史》一书初版于1943年，此后一再修订出版，影响甚大。此书引用了很多中国学者的成果，如冯友兰、李济、林语堂、冀朝鼎、费孝通、胡适、陈翰笙等。也引用了当时许多汉学家的著作，如夏德、戴闻达、劳费尔、拉铁摩尔、翟理斯等。不过，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这部短小的通史在中古部分，竟也利用了相当多的考古新发现，斯坦因的《在中亚古道上》赫然在列。当时因为是通史课，面向美国本科生，列举的著作大多是适合本科生阅读的，像伯希和、沙畹等大家的著作似很难被列入。不过，1941年纽约中美协进会出版了傅路特所教《中国文明与文化史》的讲义修订本，更可反映他的敏锐，教授内容不仅有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甚至物质成就、音乐、戏剧、园林、数学，居然还有景教、祆教、摩尼教的内容，引用书目也相当广泛，梁思永、陈梦家、齐思和、陈荣捷、周一良、杨联陞、胡适、熊式一、钱钟书等自然不必说，沙畹、伯希和、马伯乐、戴何都、高延、高本汉、戴闻达、穆尔、翟林奈、傅吾康、佐伯好郎、藤田丰八、林仰山、崔骥等欧洲、日本名家的著作也在其中。不过，这些材料中未见寅恪大名。这主要因为寅恪大部分作品以中文发表，故难以用来作为学生读物。寅恪当选后，傅路特开始注意寅恪的著作，在其著述中开始引用寅恪。比如他在1949年与瞿同祖合写《隋文帝宫廷中的胡乐》一文，引用了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14)；他在1954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4卷4期上为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撰写书评时引了寅恪的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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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多年来第4期的年会会议通讯均记载了荣誉会员的信息，比如1949年出版的69卷4期247页记录寅恪为荣誉会员，地址为中国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入选年份为1947年；同页还记录有姉崎正治，1934年入选。1951年71卷4期289页记寅恪和戴闻达同一年入选为荣誉会员，高本汉1941年入选。1959年79卷4期记董作宾1952年入选；魏礼（Arthur Waley）1955年入选；于阗文大师贝利（Harold Walter Bailey，1899—1996）1955年入选(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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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71年91卷4期登载了1971年美国东方学会年会通讯，其中574页记录了两位荣誉会员去世的消息，勒努和寅恪。寅恪实际去世于1969年10月7日，故1969年12月出版的第4期会刊不可能登载其去世的消息。当时信息传递缓慢，1970年4月东方学会开会时也尚未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故此1970年的会刊也没有登他去世的消息。直到1971年年会他去世的消息才被通报给东方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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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美国东方学会通报了寅恪老师吕德斯去世的消息，同时将寅恪选为荣誉会员，虽然寅恪当时的专业列出历史和文学，如果寅恪在场的话，也许会有点薪火相传的感受。可惜寅恪不在现场。和他同时被选为荣誉会员的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当时则正在现场。戴闻达当时担任荷兰莱顿汉学教授，但正处于学术休假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并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1946年寅恪无奈离开英国之后，牛津曾邀请戴闻达担任其汉学教授，但戴未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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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闻达在美国东部地区逗留期间积极参与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活动。据1946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66卷4期328页记载，美国东方学会于1946年4月24—26日在纽约举行156届大会，由哥伦比亚大学作东道主，当时共有112人参加，注册与会人员包括戴闻达、费耐生（Richard N．Frye，周一良在哈佛的室友）等人。根据会议通讯，可知1946年4月24日周三上午10点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哈克尼斯学术剧院开工作会议，选出汉学家傅路特为会长。周四，即4月25日下午2点一刻大会举行第四场，而C组是远东组，在哥伦比亚大学南堂522房间举行会议，主席为傅路特。当晚7点与会者受邀到哥伦比亚大学男教授俱乐部参加晚宴，122名与会人员全部参加。晚宴之后，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的戴闻达发表演讲，题为《一位汉学家的几点想法》（Reflections of a Sinologue）。而当时杨联陞参加了26日周五上午9点半远东组的讨论，发表题为“二十四史书名的一个理论”的会议论文(116)，但他未出现在注册名单中，也许是来晚了，未提前注册。1947年东方学会在华盛顿举行的157届年会戴闻达也注册参加了，杨联陞缺席，在这次大会上寅恪和戴闻达均被选为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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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二 从左至右：何四维、戴闻达、芮玛丽，此为1949年莱顿青年汉学家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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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可以肯定的是，1947年4月15日上午10点至12点半之间，美国东方学会在华盛顿宾馆的华盛顿厅召开大会，首先进行了工作会议，讨论学会的财政、管理等问题。大致在工作会议后半部分，即11点至12点半之间，由爱哲顿提名，在会长傅路特以及其他执行委员以及大会成员投票支持下，寅恪先生被选为荣誉会员。爱哲顿对寅恪的了解恐怕很多信息来自他在美国语言学会的同行好友赵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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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根据1947年5月15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报告，该会在伦敦安妮女王街（Queen Anne Street）56号举行第125届年会，选出了1946年度九位荣誉会员，其中也包括寅恪。根据1947年12月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17)，这九位成员包括印度学者贝尔瓦卡尔（Shripad K．Belvalkar，1881—1967），法国语言学家、符号学家邦旺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118)，美国印度学家爱哲顿（F．Edgerton），奥地利学者海涅-戈尔登男爵（R．Heine-Geldern，1885—1968）(119)，苏俄学者卡拉奇科夫斯基（I．Y．Krachkovsky，1883—1951）(120)，挪威印度—伊朗学家摩根斯提尔讷（G．Morgenstierne，1892—1978），法国东方学家维特（Gaston Wiet，1887—1971）(121)，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Ch’en Ying K’io），印度学者洛伊（Bimala Churn Law，1892—1969）(122)。从这个会议报告来看，并不清楚具体是谁提名寅恪，但显然他获选为荣誉会员与早先他入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有关联。同时，也可能因为他被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因而入选为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那时候皇家历史学会还不太了解东方史，其会员主要是欧美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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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报告中，寅恪的名字写得很奇怪，大概是写错了；后来的会刊则写成Ch’en Ying-k’o，也成问题；应该是Ch’en Yin-k’o才准确。会刊将他的地址写成南京，单位是中研院史语所，这个地址一直就没变过，1970年出版的会刊还列着这个地址。1973年第2期会刊通报了寅恪去世的消息，该会刊登载的是1973年5月10日亚洲学会年会总结1972年度工作的消息，应该1972年学会大概便知道了寅恪去世的消息，但遗憾的是当时无人给寅恪在会刊上写一篇讣告(123)。这一届荣誉会员中还包括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促成美国东方学会选举寅恪为荣誉会员的学者，两人颇有些缘分。这次会议也选出于阗文大师贝利为副会长，当时会长是蓝丽伯爵(124)。很多知名东方学家都曾获选为该会荣誉会员，这里举出中国读者熟悉的若干学者为例，汉学家高本汉（1929）、汉学家戴密微（1948）、印度学家勒努（1948）、日本学家叶理绥（1955）、佛教学家瓦尔德施密特（1958）、藏学家李盖提（1967）、突厥—回鹘学家葛玛丽（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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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叙述，可知寅恪1944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7年入选1946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47年入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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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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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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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虽是由分别撰成的三篇文章组成，它们看上去相互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那么紧密。学理上而言，确实是这样，但它们反映了我对寅恪学术的一些基本关怀，即寅恪学术与欧美学术的联系和比较，以及欧美学界如何看待寅恪的学术成就。寅恪在整个汉语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受其影响的入室弟子、别传弟子、再传弟子不计其数，造就了学界中古史研究极为繁荣的局面。而寅恪本人的家学根基、游学经历、学术训练，在今天的形势下，绝无法再复制。但是研究其与当时世界学术的联系，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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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寅恪的训练，就传统旧学而言，远迈当时的汉学家，而就古代印欧语言的训练而言，特别在中亚语言上的修养，寅恪虽在哈佛、柏林等受到最好的训练，但与欧美顶尖东方学者相比，仍有差距。其次，我们虽然主要关注寅恪的东方学和历史学，但也要注意到他在西学上的熏陶，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通过仔细阅读其论著，对比当时其心境，可略窥其西学用典之一斑。最后，我也提示了寅恪之史学在欧美受到的承认。寅恪之所以获得欧美的学术荣誉，当然有修中诚、赵元任等人在欧美替他美言的个人原因，但亦可看出，当时学界仍较为尊重寅恪之史学成就。我也特别揭示了寅恪所获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背景，这首先是因为中央研究院授予来访的李约瑟、陶育礼通讯研究员荣誉，而陶育礼作为英国学界代表，为了支持盟友的学术事业，提名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联络了他导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牛津的同事库克，一起提名，使得寅恪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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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陶育礼和李约瑟关系密切，也有学术合作和交流活动。李约瑟曾感谢一些帮助他修改其所主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有关自然法部分的学者，其中包括陶育礼。这一部分最初在1951年4月以《中国和欧洲的自然法》为题发表在《思想史学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上，而李约瑟还感谢了其他对这一部分进行过评议的学者包括白乐日、卜德（Derk Bodde）、宾格尔（K．Bünger）、韦德（E．S．Wade）、魏礼（Arthur Waley）等人(125)。白乐日1951年3月30日曾写信给李约瑟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又写了两封信提供了参考书目。其实修中诚也写信作了评论，但不知何故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李约瑟的铭谢名单中。当时修中诚在加州克莱蒙学院做访问教授(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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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弱水先生将寅恪先生学术之渊源略分为六个方面：清代考据学、西方之东方学、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梵佛之学、传统诗学；见《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学术渊源与治学大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新学术之路》上册，105～10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Axel Schneider，Wahrheit und Geschichte：Zwei chine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ät für China．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97；关山、李貌华译：《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施奈德比较强调寅恪史学之人文主义特点，着重探讨历史发展的民族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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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舟子咏》是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于1798年刊出的一首长诗，系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开端作品。胡先骕在他的《评〈尝试集〉》一文中已提到这位诗人，称之为辜勒律己及其《古舟子咏》。此文发表于1922年《学衡》第1、2期。因为这杂志是吴宓等人创办，寅恪大概看过胡先骕这篇文章。见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25～33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又见于其所撰《论批评家之责任》一文，见《胡先文存》上卷，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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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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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thur W．Hummel，“Orientalis：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Current Acquisions Vol．10，No．2（Feb.，1953），p．77．寅恪的这本书出版之后，萧公权在《清华学报》（新1期，1956年，170-174页）撰文称赞此书虽属于文学史研究，却在文化、社会、政治史研究上影响深远。但王靖献认为萧公权将寅恪视为文学史家和诗歌批评家大成问题，在他看来寅恪不过是以诗为史料研究历史；见C．H．Wang，“Ch’en Yin-K’o’s Approaches to Poetry：A Historian’s Progress，”CLEAR，Vol．3，No．1（Jan.，1981），p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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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蔡涵墨在他论韩愈一书的扉页将此书题献给寅恪，见Charles Hartman，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此书宜参照麦大维书评阅读，见David McMullen，“Han Yu：An Alternative Picture，”HJAS Vol．49，No．2（Dec.，1989），pp．603-657；杜希德则提示了寅恪对中古史研究之贡献，见Denis C．Twitchett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3：Sui and T’ang China，Part 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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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把这些人的传承线索列在这里，一条是波普和施勒格尔教斯坦茨勒，斯坦茨勒在布雷斯劳教基尔豪恩和皮舍尔，基尔豪恩在哥廷根教福兰阁、吕德斯，皮舍尔在哈勒教钢和泰，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教白乐日、艾伯华、卫德明、姚从吾等人，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教诺贝尔、陈寅恪、瓦尔德施米特，白乐日在巴黎索邦教芮沃寿、杜希德（杜希德虽算哈隆学生，却学术兴趣和思路主要来白乐日），陈寅恪、瓦尔德施米特分别在清华和哥廷根教过季羡林，陈寅恪在清华教过杨联陞，杨联陞在哈佛教余英时，季羡林、杜希德、余英时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过陆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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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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