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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傅斯年等寅恪的亲友均指出过，因以哈佛和柏林留学的学习经历最为重要，寅恪先生早年治学尤注重德国东方学，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梵、藏、汉佛教文献比较，以及佛教文化史。这一学术取向须得放在一个广阔的东方学背景下考察。季羡林先生曾整理寅恪的早年读书笔记，提示说多本笔记本上实际上记着大量的东方学书目。这当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信息。可惜这些书目无从得到发表机会，而我亦无缘考察这些书目，难以确定其来源。这里只是以寅恪的所谓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话头谈谈德国的东方学之目录学的早期发展。如果单以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论述的题目，有许多问题可以发掘，完全可以写一本专书，我在这里只能做一点极为简单的提示，略窥19世纪末以来西人治东方学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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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一说的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实际上并非寅恪为了介绍西人的东方学而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词，而相当可能是出自当时德国出版的一套杂志，即《东方学目录》（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中国学者其实早就注意到这个出版物，比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有“欧文佛书之二”条，列出了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称之为《东洋图书解题》，注记为August Müller著，1887—1901年出版。从东洋这样的字样来看，丁福保使用的这个题目可能是根据日本学者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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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丁先生这个书名使用得并不贴切。一是日本的东洋学和欧美人所谓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还是有差别；二是解题是另外一种体例，如日本学者编译的《国译一切经》前面有对每个佛教经典的解题，详细评说其版本、刊刻、流传、内容。换言之，解题的主要对象其实是原始文献，如四部书、佛道典籍、原始文献写本等。张之洞在1874年编纂的《书目答问》实际上也算是解题，或者提要，因此书侧重在介绍四部古籍的版本和学术价值。这本书也大量介绍了清人的考证研究成果等等，但仍然注重原始文献。陈垣先生也十分重视目录学，他治学以《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他在目录学研究上也有不小的贡献，如编辑《敦煌劫余录》这样专门的目录，还撰写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其体例颇类似提要和解题。这些发展均说明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学者是非常重视目录学的，将目录学视为入学重要门径。而德国学者主持编辑的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主要是为学界提供二手研究材料的现状，乃是现代目录学的典范作品。所以，不如按照寅恪的说法，强称之为《东方学之目录学》吧。这样说来，这个杂志的存在和持续出版或许可看作是寅恪在清华研究院开课的学术史背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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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出版物在国际东方学界影响甚大，虽然一开始是由德国学者主持出版，并由德国东方学会赞助，但后来美国东方学会也加入进来共同赞助，并派一名代表加入编辑队伍，使得这一出版物成为国际东方学界的重要窗口，我将在本章第二节中再详细谈谈这套出版物。日本东方学者继承了这个西洋的学术传统，于1934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开始出版《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基本上就是依据《东方学之目录学》的编辑旨趣和规模，只不过其关注重点是东洋史罢了。《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在1963年改称《东洋学文献类目》，一直出版至今，目前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出版，并有网络版供学者检索，非常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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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亚洲学会（AAS）也主持编集西文《亚洲研究目录》（BAS）电子数据库，以备学者查询使用，了解本行业发展脉络和理路。此外，亚洲研究下面的各个学科也出版了一些本学科的书目，如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由汤普森（Laurence G．Thompson，1920—2005）在1985年首先编辑出版了《西文中国宗教书目》(1)。后来又出版了三集，改名为《中国宗教：西文出版物》（Chinese Religions：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最近一本是2002年美国亚洲学会出版的第四集，收集1996—2000年的西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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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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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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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之目录学》这个杂志影响这么大，好像中国学界并不大重视。这里边的原因值得略说一二。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中国学者更重视汉学，而这个杂志的主要内容涵盖东方学，重点是欧美特别是德国学者擅长的印度、伊朗和中东地区的研究，汉学不过是其内容的一小部分。只有寅恪这样在德国东方学氛围下成长并通晓多种语言文字的学人才会留意《东方学之目录学》吧。即便如此，寅恪本人治学的重点仍然是中国及其边疆地区，超越这个之外的地区，如印度、伊朗等本土的学问，寅恪虽然通晓其文字，却并无太大兴趣。谈到汉学方面的书目，中国学者耳熟能详、提及较多的书目是高第（Henri Cordier）的《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此书还有个副标题也几乎常常被省略了：《关于中华帝国的书目辞典》(2)。以及由袁同礼编纂的《西文文献中的中华》(3)，这是高第书目的延展书目，此书中国学界常称之为《西文汉学书目》。此书之撰述目的和高第略有不同，对袁先生而言，中华并非他者，而是自身文化认同的根本所在，所以他特意在扉页上将此书献给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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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学者从战争的废墟中收拾残局，重新燃起旧日汉学激情，担当西方汉学的领跑者，从1957年开始出版《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4)。行文至此，忽发奇想，如果当时寅恪在汉学更为发达的法国留学，他是否还会关注整个东方学之目录学呢？寅恪是位在欧、美、日均有游学经历且有宏大眼光的学者，他给陈垣写《敦煌劫余录》的序言即提及东西方学者咸有所贡献。他的眼光总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算是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熏陶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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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按照西方的学术传统，目录学有两大类，即列举目录（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或称系统化书目systematic bibliography）和分析目录（analytical bibliography），前者仅列出作者、题名、出版时间、地点，后者则有对书籍本身物理状况如纸张装帧甚至制作经过的描述。而分析书目下面又包括历史目录（historical bibliography）、注记目录（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文献目录（textual bibliography）三大类。历史书目提供书籍史的研究，涉及参与的人员、制度、书籍产生过程的历史、技术及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状况等；文献目录学则和文献学类似，研究书籍的版本和文字错讹等，即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传统上所称的解题目录；注记目录则提供书籍物理状况的描述(5)。我们下文要讨论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应该归入列举目录一类，并未涉及书籍本身具体物理状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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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东方学之注重目录学由来已久，最初是来自学者为写本和古物收集者搜罗的书籍编写注记目录。如以伊朗学目录学为例，可知西方东方学之目录学在伊朗学学科这一领域的肇源。莱顿大学的德布鲁因（Johannes Thomas Pieter de Bruijn，1931— ）为《伊朗学百科全书》撰写了西方伊朗学目录学词条(6)。根据他的介绍，西方的伊朗学目录学肇端于16、17世纪。当时大量波斯语写本流入西方王室图书馆、大学和学者私人手中，一些当时的拍卖目录、收藏笔记留下了很多线索。最早的目录之一于1630年由法国数学家伽森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出版，主要是荷兰东方学家戈留斯（Jacobus Golius，1596—1667）收集品目录，以拉丁文撰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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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布鲁因并未提供这个书目编撰过程的细节，但是他提及的法国和荷兰两个学者的关系值得略说一二。伽森狄也是位哲学家，1628—1931年间在弗兰德和荷兰旅行，估计目录即编写于其旅居荷兰期间。他1645年才入选法兰西学院数学讲座教授。在哲学上，他是伊壁鸠鲁和蒙田的追随者，对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儿则有较多批判。他最为著名的弟子之一是贝尔尼埃（François Bernier，1625—1688），此人是著名医生和旅行家，是目前文献记载中最早到达喀什米尔的西方人。他曾以私人医生身份服务于印度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Badshah Aurangzeb Alamgir I，1618—1707）长达十二年。因为莫卧儿宫廷流行波斯语的缘故，他也掌握了波斯语，后来甚至将其老师伽森狄的著作译成波斯语，传入亚洲(8)。戈留斯是不但是位东方学家，也是位数学家。他1612年进入莱顿大学学习数学，1816年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其他东方语言，导师为阿拉伯学家爱珀尼乌斯（Thomas Erpenius，1584—1624，1613—1624年任莱顿阿拉伯语及其它东方语言教授）。毕业后曾在外交部门服务。1625年回到莱顿接替他老师的教授位子。1626—1629年去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旅行。1629年之后一直留在莱顿，担任数学和阿拉伯语教授，在介绍阿拉伯数学思想到西方方面贡献良多。他也是在欧洲极力提倡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西方学者之一，他一早就在欧洲宣扬马可波罗之前所访问的国家以及耶稣会士所说的契丹即中国(9)。很显然，伽森狄在荷兰旅行期间，曾到莱顿拜访这位也精通数学的荷兰学者戈留斯。法国学者迪卡尔曾随戈留斯学习数学。而迪卡尔又是伽森狄的论敌。当时法、荷学界之小圈子内的讨论由此可见一斑。简言之，最早的伊朗学目录学其实是写本收集品的注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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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国所出版的《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身是《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Literatur-Blatt für orientalische Philologie）。《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在1884—1888年之间由莱比锡的奥托舒尔策（Otto Schulze）出版社刊行了四卷。这里主要以第一卷为例谈谈这部出版物的出版内容、体例和旨趣，并介绍相关的学者。有两点可事先说明，首先，在第一卷中会涉及一些关键学者，我只能简单提示这些学者的一生行事和主要东方学业绩。如他们在第二卷中出现，亦一并在行文中略加提示。同时，考虑到西洋学者姓氏繁琐，我取其中文译名第一个汉字称其为某氏，以方便行文。其次，从这部出版物可看出当时德国东方学界的治学重点，如印度学、希伯来文和《旧约》、阿拉伯学和伊斯兰、埃及学等，汉学和中亚学并不占重要地位。比如第二卷上有印度学家施罗德（Leopold von Schroeder，1851—1920）给兰曼的《梵文读本》写的书评。后来寅恪、俞大维、汤用彤等人去哈佛学习，其梵文、巴利文老师就是兰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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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涵盖了1883年10月至1884年9月之间的出版物，两位主编为柏林的克拉特（Dr．Johannes Klatt，1852—1908）博士和慕尼黑的库恩（Prof．Dr．Ernst Kuhn，1817—1919）教授。克拉特是东方学家和目录学家，特别是印度学，专攻耆那教。他1868—1872年在柏林大学随韦伯（Albrecht Weber，1825—1901）学习，后于1873年在哈勒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按照传统，其论文以拉丁文撰成(10)。他后来出版了多种有关耆那教历史的著作。他在哈勒大学学习时，当时哈勒尚无专门的梵文教席，当时负责梵文的教授是普通语言学教授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1801—1887）。波特曾在柏林大学追随威廉洪堡和弗朗茨波普（Franz Bopp）学习语言学和梵文，于1830年取得教授资格。他在哈勒的教授职位后来由皮舍尔继承，此公培养了许多梵文学家，其中包括与中国学界结下不解之缘的钢和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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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是印度—伊朗语专家(12)，在1877—1919年间长期任教于慕尼黑大学，担任所谓雅利安语教授，其实当时这个所谓雅利安语主要是指印度—伊朗语。他是最早注意到兴都库什地区存在一种独立语言即所谓克什米尔语的学者。库恩在《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二卷中比在前一卷活跃，贡献两篇短篇书评，分别评论英国学者缪勒（Edward Müller）的《巴利文简化文法》和比利时印度学家涅维（Félix J．B．J．Nève，1816—1893）的《印度史诗文学：梵文诗歌研究》(13)。缪勒任教卡迪夫大学，他这本书和下文将提到的那本《马达加斯加语简明文法》属于同一个系列，都是为英国传教士写的。他在此书前言里还提到他参考了库恩本人写的巴利文文法研究。涅维是比利时古典印度学奠基人，1838年他才22岁即获得哲学和文学博士，毕业后在波恩随挪威梵文学家拉森（Christian Lassen）学习了八个月，又于1939年1月至9月在慕尼黑与温迪施曼（Friedrich H．H．Windischmann）常相过从，受其影响开始研究亚美尼亚语。然后转到巴黎法兰西学院问学于法国东方学大师布努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他于1841年回鲁汶大学担任希腊文、拉丁文古典与文学讲座教授，在这里一直任教三十六年，直至1877年退休。他的教职虽是古典语文学，同时也讲授梵文课程，这是比利时梵文学的开端。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黎俱吠陀》和翻译《罗摩衍那》。令人惊奇的是，他也是亚美尼亚研究的权威。在欧洲，特别在他的祖国，他还以研究16、17世纪比利时文艺复兴时期的哲人们而在学界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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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最为知名的作品是他和盖革尔合编的两卷本《伊朗语文学百科全书》(14)，于1895—1904年在斯特拉斯堡陆续出版了十三个分册，其中第一卷分两部分，共八册，第二卷五册，全书实际分成九章，按十三个分册由十三位学者撰写。《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上介绍了其中一些分册。这部巨著虽然题为语文学百科全书，实际不仅涉及语言，也涉及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堪称19世纪伊朗学研究集大成之作，对欧洲伊朗学影响深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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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Rüdiger Schmitt）专门在2002年出版的《伊朗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Iranica）分册中为这一巨著撰写了词条，陈述和评论此书的成就和影响。他认为此书出现的意义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当时伊朗学研究成就突出，如葛德纳（Karl Geldner）积十年之功出版了三卷本的《阿维斯塔经》（1886—1896），巴托洛梅出版了《古伊朗语辞典》(16)，二是在波斯和中国新疆等地区发现了许多伊朗语写本。这些重大成就和发现均需要一部大书来综述其研究，以总结一个时代的成就并为新时代提供一个坚实的学术史基础。葛德纳和巴托洛梅也是《伊朗语文学百科全书》的主要撰稿人。其中只有关于帕拉维语文献一章是英语撰写的，作者是英国学者维斯特（Edward W．West）。盖革尔撰写了其中的四章，并编制索引，贡献很大，库恩没有写作贡献，只是发挥了其组织才能。这可能是两主编中盖革尔的名字排在库恩之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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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三 盖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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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编辑出版的《伊朗学百科全书》也是按照字母顺序，一个分册一个分册出，其作者来自世界各地，比如中国学者荣新江教授为字母c打头的部分撰写了《千佛洞》（Cave of Thousand Buddhas）的词条，主要介绍敦煌藏经洞写本的发现对伊朗学的贡献。《伊朗学百科全书》的小薄分册流传很广，我甚至曾在北京旧书摊上买过一本简装本单册，但太过零散，其实用处不大。而北大图书馆收藏了多卷大本的精装本，用起来觉得十分沉重。现在此书还在出版，尚未出齐。但部分内容已经能够在此书官方网站数据库中查阅(17)，此书能够提供网上免费检索，出版者真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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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一卷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书评（Reconsionen）和报告（Berichte），第二部分是讣告（Nekrologe），第三部分是书目（Bibliographie）。从这个分类来看，只有第三部分称书目。这里不准备对这些内容全部予以介绍，只采摘一些我本人约略了解并且有兴趣的内容略说一二。第一部分实际上是短篇书评和书介。但从这里登载的书评形式来看，完全是现代学术书评的格式。其抬头首先列出作者，然后是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定价，书评不长，主要介绍此书的主要内容、观点和成就，并对其在学术史上进行定位。落款是作者名及其服务单位所在地。这也正是目前欧美学术刊物上所登载的书评的标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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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上第一篇书评是莱比锡的加贝楞茨（G．von der Gabelentz）为英国学者帕克尔（G．W．Parker）在1883年出版的《马达加斯加语简明文法》（A Concise Grammar of The Malagasy Language）所写的书评。此书在伦敦（Trübner & Co.）出版，只有六十八页，售价五先令。此书列为该公司出版的首要亚欧语言简化文法丛书之一种出版，主要读者是在全球各地旅行布道的英国传教士。这套书中第一种是帕默尔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斯坦语简化文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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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贝楞茨（Hans G．C．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是德国普通语言学专家，也是汉学家，他曾在1881年出版过《中文文法》（Chinesische Grammatik），深受好评。此人有家学渊源，他父亲老加贝楞茨（Hans C．von der Gabelentz，1807—1874）在莱比锡和哥廷根学习东方诸语言。作为一位语言天才，老先生一生学习和研究过约八十种语言，跨越印欧、阿尔泰、芬乌多个语系。老先生并非浅尝辄止，在某些领域建树颇大，尤专长于满语，在1833年用法文出版了《满语文法之元素》一书(19)。老先生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曾服务于魏玛宫廷，并在1848年担任萨克森-阿尔腾堡大公的首相。他还翻译过满文的《四书》、《书经》、《诗经》，直至他死后的1877年，他翻译的满文《大辽史》才得以在俄国圣彼得堡刊出(20)。小加贝楞茨看来也和父亲一样具有语言天赋，高中即开始学习荷兰语、意大利语、汉语、满语，本科在耶拿学习。大学毕业后服务于萨克森宫廷，后来转到莱比锡继续学习各种东方语言，并于1876年以研究周敦颐《太极图说》获得博士学位。1878年由莱比锡大学聘为德语世界第一位远东语言学教授，也因此培养众多汉学家和日本学家，如以研究中国宗教知名的高延（J．J．M．de Groot）即是其弟子(21)。他于1889年因离婚而离开莱比锡，转往柏林大学任教。这个突发事件对莱比锡的汉学发展是个巨大的损失，他留下的教授空位直到1891年才由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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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一卷第一部分书评涉及面很广，依照其目录的顺序列举类别如下：马来和波利尼西亚语，中国，突厥语，印度日尔曼语，印度，伊朗、亚美尼亚、小亚，楔形文字（Keilschrift）、希伯来学（Hebraica）、犹太学（Judaica），阿拉米语，阿拉伯语、希木叶尔语（Himjarisch，也门语旧称），埃及语、阿比西尼亚语（Abessinien，埃塞俄比亚语旧称）。从具体内容来看，以印度学和阿拉伯学为重点，印度学十五条，阿拉伯学八条，其他都较少。而汉学也占非常小的篇幅，只有四个条目，其中三条由夏德（F．Hirth）撰写，117～119页是夏德为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所作的介绍(22)，落款是上海夏德。接着是他给英国学者包罗杰（Demotrius Charles Boulger，1853—1928）在1881—1882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史》（History of China，此书1898年增订重版）和英国汉学家巴尔福（Frederic H．Balfour）《北京口语中的惯用语对话》（Idiomatic Dialogues in Peking Colloquial，上海，1883）所写的书评，都很短，各一页而已。最后一条是乌勒（Max Uhle，1856—1944）为其老师小加贝楞茨的《中文文法》写的书评，长达五页，算篇幅较大的书评。乌勒本来是语文学家，后来因为在德累斯顿博物馆工作期间对秘鲁发生兴趣转向南美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