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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我想将介绍的重点放在东方学之目录学之起源上，除了要特意提示《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的旨趣，也想追溯一下东方学之目录学在欧洲的发展源流脉络。前文略述了《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的内容结构和分类，其实这些分类有其所本，这便是之前出版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年刊（Bibliotheca Orientalis）（1876—1883）。这套书在海内治汉学史的学者著述中也很少出现。其实很有意思，其题名是拉丁文，内容实际以英文撰成，其副标题是《英格兰及殖民地、德国、法国出版的东方历史、语言、宗教、古物、文学、地理的书籍、论文、丛刊、论集的完整清单》(29)。编者是弗里德里奇（Charles Friederici），每年出版一本。在1882年4月27日出版的《自然：国际科学杂志》杂志上有一小段介绍这一期刊的出版信息，“那些对‘东方’这样一个广阔地区感兴趣的读者将发现Trübner & Co.出版社出版的《东方学之目录学》非常有用。它号称是一个1881年英格兰及殖民地、德国、法国出版的东方历史、语言、宗教、古物、文学、地理的书籍、论文、丛刊、论集的完整清单。编者为弗里德里奇。这是此书出版的第六个年头。”(30)这么简单的介绍有点像是出版社做的广告。现在《自然》杂志在东亚科学界简直是炙手可热的杂志，那时候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影响深远。弗氏的《东方学之目录学》虽然主要由伦敦的这个Trübner & Co.出版社出版，从封面所印文字来看，却同时在莱比锡、巴黎和纽约发行。在莱比锡的发行商正是后来出版《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的出版商奥托舒尔策。最后要提一下的是，莱顿的荷兰近东研究所目前仍负责出版1943年创刊的《东方学之目录学》（Bibliotheca Orientalis），由比利时鲁汶著名学术出版单位彼得斯出版集团（Peeters Publishers）刊行，只不过其涵盖范围集中在近东和中东地区的语言、考古、历史、宗教、文化，而将远东完全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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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微看看这个出版物的分类及其下属次级分类，即可知那个时代学者对学术的认识、归类和取向。其类别如下：语文学总论（期刊、丛刊、诸种雅利安语）、比较神话学（宗教等）、历史和地理总论、中国、日本和韩国、澳洲和波利尼西亚、印度洋群岛和马六甲、印度支那（阿萨姆、缅甸、安南、交趾支那）、印度（历史和地理、古物和钱币、哲学和宗教等、佛教、婆罗门教、梵文、梵文俗语和巴利文以及孟加拉文、印度斯坦等）、阿富汗、波斯（历史和地理、文学和语言）、亚美尼亚、高加索、北部和中部亚洲以及西藏（历史和地理、语言和文学）、小亚和土耳其以及奥斯曼、闪米特语文学、美索不达米亚和楔形文字（亚述语、巴比伦语和亚美尼亚语等）、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历史与地理、圣经考古学、希伯来学、希伯来文、叙利亚文、腓尼基文等）、阿拉伯（历史和地理、穆罕默德教、阿拉伯文、也门文铭文）、非洲（总论、历史、地理等）、埃及（现代史和地理、古物、艺术、古代史、语言、纸草文字、科普特文）、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东非、南非、中非、西非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北非（摩尔人、柏柏尔人、卡比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这个分类较《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的分类明显更为复杂。从这个分类系统来看，其对印度和近东的研究也比对远东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汉学在这一东方学之目录学中远非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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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举出若干例子，可知此书目的价值所在。此书目记录了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些有关东方的西文出版物，按作者姓氏排列。著作很有意思，除了书名之外，我们亦可看到书的出版地、页数、售价。这些售价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学术经济史资料，从这些售价大约可推知当时书籍的价格，以及流通对象和消费范围。其中，以1878年出版的第三卷为例，中国部分（15～22页）值得注意者有下列几条。如毕尔（Samuel Beal）名下有两条记录，第一条即他1874年在伦敦出版的《东方学家学会会刊》发表的《印度事务部汉文佛书调查结果》一文，第二条是他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发表的汉文佛典中所见《数论注疏》及其他著作的中文译本。毕尔后来在1885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毕尔之后值得留意的是布雷特施耐德（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这一卷16页上记录他在《英国皇家文会北华分会会刊》刊出的文章，即关于从汉文和蒙文史料看中亚和西亚的地理和历史。同一页上还有一条记录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在伦敦出版的三卷本厚达一千页的《简明康熙字典》，售价仅21先令。还单列出艾德在香港主编出版的《中国评论》杂志一条，底下列出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A．Giles）等传教士汉学家在上面发表的数篇文章。17页上列出高第的《汉学书目》，18页上列出老加贝楞茨的《大辽史》。其他19世纪知名传教士汉学家的著作也列出，如麦都思、丁韪良、卫三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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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和中部亚洲以及西藏”部分可看到主要是一些西方探险家的中亚行记，如57页上列出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名字下有五条论著，第一条即《从伊犁穿越天山至罗布泊》的英译本，由摩尔根（E．Delmar Morgan）翻译，在伦敦出版，此书共258页，售价15先令。摩尔根从伊顿公学毕业之后随父母旅居圣彼得堡，由是精通俄语，并致力于俄英翻译。普尔热瓦斯基此书由圣彼得堡地理学会以俄文出版，迅速被译成英文和德文。普尔热瓦斯基名下列出的五条中，第二、第三条即此书德文节译本。接着在同一页（57页）上列出了李希霍芬名下的六条论著，此人即丝绸之路一词的始作者。这六条中的第二条是李氏对上文提到的普氏罗布泊之行考察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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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还有1859—1881年间出版的《东方学科学研究年报》(31)，这是《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DMG）的不定期增刊。德国的东方学之目录学是有深厚传统的，真正的开创者是德国人岑克尔（Julius Theodor Zenker，1811—1884）。他在1846—1861年间出版了两卷《东方学之目录学》，正标题是拉丁文Bibliotheca Orientalis，这比上文的年报要早不少。1846年出版第一卷的《东方学之目录学》有个法文副标题《东方学之目录学手册》，表明此书实际以法文撰写。署名岑克尔，其头衔为哲学博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出版商为莱比锡的恩乐曼公司(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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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五 岑克尔《东方学之目录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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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氏出生于萨克森州的图姆，青年时代游学莱比锡、哥廷根和柏林，学习东方语言，并到巴黎留学。他在1840年即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东方学之目录学》（Bibliographie Orientalis）的文章，用拉丁文介绍新出版的阿拉伯文、新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书籍。他早年主要关注东方文学史，特别是上述语文所代表的文学。1846年开始在罗斯托克大学取得教授资格，他在罗斯托克教授希伯来文文法、《旧约》、阿拉伯文、梵文、圣经考古学。在1847年冬离开罗斯托克前往莱比锡。他个人研究的主要重点是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语文学，其主要作品除了编辑《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外，还包括《土耳其、阿拉伯、波斯语袖珍辞典》（1862—1876年）。在1861年他出版了第二卷《东方学之目录学》，其包含的内容如下：对前一卷的补充、东方基督教文献、印度文献、波斯文献、印度支那和马来语文献、中国文献、日本文献、满洲蒙古西藏文献、作者和书名以及出版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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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在德国出版的这部法文《东方学之目录学》，其编排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包括两类，一类是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图书，另一类是自印刷术出现以来欧洲所出版的关于东方的书籍，据其材料的顺序；第二部分为作者、东方书籍题名和出版社列表，实际上是索引；第三部分为东方文献概览。我虽然能够看到这本1846年出版的第一卷《东方学之目录学》，第一部分的第一类全部按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原文按作者顺序排，完全如同看天书。第二部分则比较有趣，能看出他收录的书籍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有德文的、俄文的、拉丁文的、法文的印刷品。第一章是图形（graphique），似乎主要指阿拉伯文、波斯文书法一类作品，这一类书目只有一页多一点，一半左右是拉丁文书目。第二章是辞书学，一共四小节：阿拉伯语辞典、波斯语辞典、土耳其语辞典、对话手册。一般都按东方作者和欧洲作者的先后顺序排列书目。第三章是文法，即包括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语文法书目。第四章是修辞、书信艺术（art epistolaire）、度量，也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顺序排列。第五章是诗歌选集，只有阿拉伯和波斯两类。第六章是谚语集，也只列出阿拉伯和波斯。第七章是诗歌，又列出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三类。第八至十三章均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排列，分别是寓言和浪漫文学、历史、数学和军事科学、医学与自然史、哲学。第十四章是神学和法学，包括两小节；第一节包括穆斯林神学和律法，第二节是基督教神学。第十五章是百科全书和论著目录。从这个分类来看，其类别完全是按照所谓学科领域来分的，其中语言、文学相关内容是大宗。医学和自然史放在一起，这和现代学科将医学史与科技史常常归在一起很接近。神学和法学放在一起当然是中世纪基督教大学的学术传统，但数学和军事科学放在一起不知何意。总之，这一分类系统很有意思，既有中世纪传统学术的影子，亦体现了近代学术的趋势，值得目录学史家仔细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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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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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节 东方学之目录学之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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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出版《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首刊于1888年，终结于1926年，由柏林的罗伊特与雷查德出版社出版(33)。其间1888—1910年间其主要支持单位是德国东方学会(34)，1899—1910年间由德国东方学会主办，巴伐利亚科学院(35)和美国东方学会（AOS）协办，1904—1910年间英国印度事务部亦参与，1907—1910年协助单位又加上了普鲁士皇家教育部(36)。1911年参与的单位为德国东方学会、普鲁士教育部、莱比锡萨克森科学院(37)、海德堡科学院(38)、普鲁士殖民事务署(39)、美国东方学会，出版社为柏林的罗伊特公司（Berlin：H．Reuther）。基本上这是一个德国各地学术团体、德国政府教育机构和美国东方学会联合资助的一项事业。此杂志每年将收集到的前一年新书、新书书评、学者讣告一总公布，有时也加入前两年的学术信息，使读者一册杂志在手，可极为便利地了解学界动态。而且支持这一杂志的单位来自欧美两个大陆，又同时在柏林、伦敦、巴黎、纽约等地发行，足见其有着广泛的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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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六 1888年德国出版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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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之目录学》主编先后换了三位，1887—1891年为缪勒（August Müller，1848—1892），1892—1894年为库恩（Ernst Kuhn，1846—1920），1895—1912、1926年为舍尔曼（Lucien Scherman，1864—1946），缪勒当时任教于柯尼斯堡大学，库恩和舍尔曼均在慕尼黑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该期刊在1912—1925年之间未出版。舍尔曼是库恩的弟子。他出生于德国波森，1882年进入布雷斯劳大学随斯坦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1807—1887）学习梵文，1883年转到慕尼黑大学，并于1885年获得博士学位(40)，导师便是库恩。他后来曾任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馆长(41)，并任教于慕尼黑大学。1910—1911年他和妻子在锡兰、缅甸和印度等地进行调查研究。1928年，他请柏林的藏学教授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和科尔贝（Hans Körber）将他们收集的于阗出土文物和文书捐入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这批收集品虽然有一千多件，但都相当残破。弗兰克和科尔贝1914年前往中亚探险，在于阗附近收购了许多古物。他们将这些收集品暂时存放在喀什葛尔的瑞典传教士之家后，便前往拉达克旅行，结果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地的英—印军队将两人囚禁，并送往英属印度的战俘营。这批古物后来经历诸多故事到达柏林，并于1928年从柏林入藏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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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七 库恩七十岁庆寿文集中所收的照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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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之目录学》编委会包括许多国际知名东方学家。1900年俄国学者巴托尔德加入编委会(44)。这一年开始编委会有所调整，主编仍为舍尔曼，编委会成员包括圣彼得堡的巴托尔德、柏林的费克（R．Fick）、普林斯顿的格雷（L．H．Gray）、喀山的卡塔诺夫(45)、慕尼黑的库恩、雅法的穆拉德（F．Murad）、柏林的努策尔（H．Nützel）、赫尔辛基的威奇曼（Y．Wichmann）、隆德的策特斯蒂安(46)。科隆的普拉泽克(47)和柏林的斯特拉克(48)离职，接替他们的是巴托尔德、费克、穆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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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一下《东方学之目录学》之结构与规模。第一卷出版于1888年，收入1887年的信息。全刊分成六大部分，这样的分类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的东方观和亚洲图景。此卷前69页是一个概要，70页是新书广告，第71页是介绍。以下看看全书的具体框架。第一部分总论，下面按学科分为十个部分：1、总目、杂纂和全集；2、学术史（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学会（Gelehrt Gesellschaften）、人物，其中也列入了苏格兰教士、圣安德鲁斯大学圣经学教授克朗别（Frederick Crombie，1827—1889）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为法国圣经学者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1638—1712）撰写的词条(49)；还收了一些杂志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刊出的讣告、纪念文。第20条记录了理雅各（James Legge）为1887年2月去世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所写的纪念文；第23条记录了《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登出的吉布斯（James Gibbs）以及葛罗特（Arthur Grote，1814—1886）的讣告；第27条记录了德国印度学家斯坦茨勒的讣告。斯坦茨勒是德国东方学家波普（Franz Bopp，1791—1861）和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的弟子，1829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游学巴黎，后在伦敦东印度公司图书馆任职，1833年开始在布雷斯劳大学任教，教授东方语言，特别是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文等语言。他出版于1868年的《梵文基础读本》由季羡林及其学生译成中文(50)，广为流传；3、地理学；4、人类学与民族学，当时这两个学科关系非常密切，早期民族学几乎被视为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词，如第41条为安德烈（Richard Andree）所著《人类学：一个民族学研究》一书(51)；5、宗教学（Religionswissenschaften）；6、历史总论与文化史，其中比较重要的是87条李白特（Julius Lippert，1839—1909）的两卷本《有机结构中的人类文化史》一书，1886—1887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部书实际上已不限于东方学范围；7、艺术与工艺（Kunst und Gewerbe）；8、语言学（Sprachwissenschaften），同时附录了人工语言（künstliche Sprachen）和万国语（Pasigraphie），第107条是缪勒1887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多卷本《语言学纲要》第三卷(52)，第四卷是最后一卷，出版于1888年，当时尚未收入；9、文学史（Litteraturgeschichte）；10、钱币学。然后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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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八 斯坦茨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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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部分稍微多说几句，因为本书前面第三章讲了欧洲现代宗教学和佛学的兴起。这一部分收入了二十五种论著，其中包括近代宗教史研究奠基人之一提勒（Cornelis Petrus Tiele，1830—1902）的《宗教史概要》(53)。提勒1877年被莱顿大学聘为新设立的宗教史教授，1896—1898年他被爱丁堡大学选为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主讲人，主讲《论宗教科学之诸要素》(54)，后来由该校结集出版。当代荷兰学者莫楞戴克（Arie L．Molendijk）通过仔细考察荷兰近代思想史之后，指出提勒的思想来源并非出自达尔文主义，而是德国唯心主义。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理论主要出自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他在《古代社会》中描述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历程。早期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接受了这一理论，尤其以泰勒（Edward B．Tylor，1832—1917）与弗雷泽（James G．Frazer，1854—1941）等人为代表。这一理论也影响了当时人对宗教的看法，认为宗教的发展也存在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早期是万物有灵说和拜物教，后来从粗疏的多神论发展到精致的一神论。但有些人却不以为然，例如泰勒的弟子安特路朗（Andrew Lang，1844—1912）便对此持退化论的看法(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