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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佛教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学术风气，实际上和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对宗教认识的不断改变有关。早期佛教之所以受到欧洲学者重视，也和欧洲当时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有关，对人权和理性的重视，超过以前漫长的世纪。德国梵文学者韦伯（Albrecht Weber，1825—1901）认为早期佛教对于普遍人权（universal rights of man）属于个体的重视，是对当时印度社会以出生和种姓等级等神赋特权来区分人群的最强烈的反应(31)。这种观念在19世纪欧洲梵文和佛教学界几乎可以说是共识，因为这个原因，佛教很早就被认为是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世界宗教（Weltreligion）。这也是为何佛教一早就和基督教一起被列入世界宗教的原因之一。而当时甚至欧洲学者对伊斯兰教能否列入世界宗教尚有很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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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逐渐取得和基督教一样的地位，成为当时学者心目中一种所谓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或者世界性宗教（Religions of the World）。增泽知子指出，近代欧洲很多世纪以来一直以宗教和信仰为原则将世界上的人分成四类：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其他人。这个其他人包括未开化异教徒、异教徒、拜偶像者、多神教信徒等。这样的著作包括1704年笛福（Daniel Defoe）的《诸宗教辞典》(32)，托马斯·布拉夫顿（Thomas Broughton，1704—1774）1737年发表的《诸圣教历史图书馆》(33)，汉娜·亚当斯（Hannah Adams）1817年发表的《诸宗教与宗教派别辞典》(34)，以及后来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1808年发表的《世界四大宗教系统》(35)，大卫·本尼迪克特（David Benedict）1824年发表的《诸宗教全史》(36)等。而欧洲学者对宗教的认识也在变化之中，如上述笛福的同时代人加尔美（Augustin Calmet）在其所著《大辞典》（Great Dictionary）中讨论了拉丁文“宗教”一词在圣典中的三种意义，首先是指对犹太教的外在的、仪式的崇拜，其次是指真正的宗教，即服侍和荣耀神的最佳方式（the best manner of serving and honouring God），再次是指迷信（superstition）(37)。无论如何，19世纪中期，佛教已经是一种“宗教”，并且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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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这个分类系统发生了分化，欧洲人开始讨论世界宗教问题。瓦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总结了19世纪社会科学的兴起并将之归结为五门现代学科体系，研究西方现代权力与政权的政治学、研究市场的经济学以及研究市民社会的社会学，加上研究西方以外社会的人类学和东方学。人类学关注小型社会，特别是缺乏书写技术的社会；而东方学关注大规模的、在地方上有很大影响力的王国或者帝国，他们有漫长的书写传统，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材料(38)。这样的王国或者帝国当然主要包括埃及王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印度、中国中原王朝以及周边的西藏、突厥、蒙古等区域性帝国，以及日本。所以东方学也主要包括研究这些文明的埃及学、伊朗学、印度学、阿拉伯学、突厥学、汉学、藏学、蒙古学、日本学等分支。增泽知子注意到尽管宗教学在这一体系中没有显著的地位，但人类学和东方学都极为注重宗教的研究，有些宗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消失，而有些则一直生存下来，对这些社会仍有广泛影响(39)。在这两种学科的框架下，这些宗教的文献、理论和实践都得到充分的分析研究。而东方学的本质，可以看成是一方面通过语文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来复原所谓东方古典文明的辉煌过去，另一方面则凸显近代东方文明处于衰落、腐败和消退之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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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宗教学的兴起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斯特劳姆萨（Guy G．Stroumsa）认为可能三大历史事件影响了现代宗教学的出现和发展。首先是欧洲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发现了北美、南亚和东亚，从而促使欧洲人开始了解欧洲以外地区的人民和宗教；其次是文艺复兴本身，文艺复兴运动出现过程中引发了欧洲人对古代文化的兴趣，从而激发了现代语文学的兴起，而对古典语言的探讨又激发了对东方诸语言的研究，并进而研究东方文化的文本；其三是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在西欧出现了一系列宗教战争，而这些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基督教的有效性，从而促使他们将目光投向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传统(41)。他也将欧洲的宗教学研究上溯到17世纪。不过，仅以欧洲人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来看，虽然17、18世纪耶稣会士也做了不少贡献，但大量著述的出现，还是在19世纪。无论如何，欧洲学者在19世纪逐渐超越只了解亚伯拉罕诸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 ）的樊篱，开始认识到除了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有非常重要的佛教。这表明欧洲宗教学者从启蒙运动以来，对宗教的认识视野不断扩大，经历了从基督教天下到亚伯拉罕诸宗教的天下到世界宗教的天下这样一个心态历程。起初，他们以为天下只有基督教一种宗教，其他都是异教（Paganism）或者偶像崇拜（Idolatry）。后来逐渐认识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再后来认识到19世纪还有其他各种印欧古代宗教，如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佛教、儒教、道教、神道教等宗教，从而进行诸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与诸族群宗教（National Religions）的划分(42)。这种理解和西方学者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认知是分不开的。18、19世纪以来开始出现民族国家、族群主义的强烈观念，以族群、语言、宗教、疆域为基础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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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欧洲思想和学术内部宗教学逐渐取得其独立地位，学术制度上也逐渐确立了宗教学在近代大学教育制度中的一席之地。18世纪70年代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宗教学（Religionswissenschaft，或Science of Religion）的形成时期。从制度上说，一方面是宗教系或有关宗教研究的科系从教会脱离进入大学学科系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宗教学或者宗教史正式进入大学课程。在波士顿大学，1873年首先设立了比较宗教学讲座，由华伦（William Fairfield Warren，1833—1929）担任。随后1887年普林斯顿神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43)也设立了比较宗教学讲座。但这些讲座在讲授其他宗教同时主要围绕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比较。如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墨菲特（James C．Moffat，1811—1890）在1871年即出版了《比较宗教史》一书，1889年修订再版。作者在书中指出基督教虽然很早就意识到诸多异教的存在，但这些宗教圣典的大规模发现和研究不过是晚近的事(44)。真正完全讲基督教传统之外的比较宗教的讲座直至1891年才由康纳尔大学设立。随后在1892年芝加哥大学也设立了纯粹讲比较宗教的讲座，并设立了比较宗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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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来，荷兰政府也在阿姆斯特丹、格罗尼根、莱顿、乌特勒支大学设立了四个比较宗教学讲座。而法兰西学院也设立了第一个比较宗教学讲座(45)。1877年荷兰政府通过了《荷兰大学法案》（Dutch Universities Act），将阿姆斯特丹、格罗宁根、莱顿、乌特勒支四所国立大学的神学系正式从荷兰改革教会中分离出来，成为大学内部管理的科系。神学系内部的课程也随之进行了改编，宗教史取代了教义学和实践神学(46)。而在这之前，提勒（Cornelis Petrus Tiele，1830—1902）已经在莱顿讲授宗教史，他在1876年出版了《宗教史与普遍宗教的传播》一书(47)。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的宗教史学者则是索瑟耶(48)。他在1887—1889年以德文出版了《宗教史手册》一书，由缪勒的女儿科尔耶-费格森在1891年译成英文，题目则变成了《宗教学手册》(49)。同时，在1880年法国巴黎出现了《宗教史评论》杂志(50)。这一系列现象均反映欧洲在制度上已经确立了宗教史作为新兴学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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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者们对“世界宗教”、“诸世界宗教”以及“政权宗教”、“族群宗教”的争论。提勒在给1885年爱丁堡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9版撰写“诸宗教”（Religions）词条中实际上将“诸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等同于“诸普遍宗教社会”(51)，并对所有宗教进行了系统地分类，这个分类系统首先是将所有宗教分成诸自然宗教（Nature Religions）和诸伦理宗教（Ethical Religions）两类。诸自然宗教下面则又分成多神崇拜的巫术宗教、有组织的巫术宗教、对超人或者半伦理对象的崇拜。诸伦理宗教下面主要包括族群宗教社会和普遍宗教社会(52)。前者包括中国的道教和儒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原始佛教（primitive Buddhism）、马玆达教（查拉图斯特拉教）、马赛克教、犹太教(53)。后者则只包括佛教、基督教和穆罕默德教。1882年，库恩出版了根据他的希伯特系列演讲整理而成的《诸族群宗教与普遍宗教》一书(54)。这种将族群宗教和普遍宗教分列的立场和提勒实际上一致。德国学者德雷是《神学季刊》杂志（1819年创办于图宾根）的主要创办人之一。1827年，他在该杂志发表了一篇长达76页的长文《论族群宗教与世界宗教》(55)。主要从神学家的立场阐述了天主教教会和政权的区别。他认为教会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而且这一关注是超越所有界限，适用于所有人的。而政权关注的对象仅限于其管辖下的公民。教会关注的是普遍的人类，而政权关心的是国家。教会关心天国，政权关心地上的国。当然，他这里主要将天主教置于民族和国家之上。后来有关的著作还包括1911年华伦出版的《世界诸宗教与世界宗教》(56)。在这之前，虽然在书名中没有使用“世界宗教”，但是所讨论内容也涉及世界宗教和地域宗教的著作则是1885年凯洛格出版的 《亚洲之光与世界之光》一书(57)，此书主要比较佛教和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世界宗教(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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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数形式的“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一开始仅仅指放之四海皆准的基督教，比如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家巴洛斯在1897年出版《基督教与世界宗教》一书(59)，从其书名很容易看出，他使用的“诸世界宗教”概念是和“诸族群宗教”（德语Landesreligionen，或者英文national religions）相对立的(60)。但是单数的“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后来变成复数的“诸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则指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这个从单数到复数的变化，与佛教在19世纪末被欧洲发现是一种世界宗教分不开。但当时欧洲学者对伊斯兰教是否是一种世界宗教则争议颇多。他们很早即意识到伊斯兰教的跨地区特点，但并未立即承认其世界宗教的地位。而作为同样起源于雅利安文明的佛教，则是基督教之外为欧洲学者承认的第一种世界宗教(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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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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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节 日本近代佛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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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代佛学基于研究早期佛教写本而“发现”的所谓真正的佛教或者纯粹的佛教显然是和当时欧洲殖民者以及传教士观察到的亚洲本地人实践的“地方化佛教（localized Buddhism）”、“族群化佛教（nationa-lized Buddhism）”、“本土化佛教（indigenized Buddhism）”不同。这种对“真正佛教”、“纯粹佛教”、“早期佛教”的重视引发了研究佛陀个人生涯和弘法传记的热潮，在欧洲出现了多种佛陀的传记。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包括奥登伯格在1881年出版的《佛陀：其生平、教义与僧团》一书(62)，以及莱斯戴维斯的《佛教：佛陀的生平概况与教导》一书(63)。利用新出土文献重建佛陀的传记和早期佛教历史是当时的潮流，这一潮流学界称之为佛教研究的文献化（textualization）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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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上座部佛教专家哈利斯（Charles Hallisey）指出，莱斯戴维斯的历史主义的学术取径也是上述文献化过程的一部分，所以莱斯戴维斯对佛陀传记的研究给人这样的结论：客观的佛陀传记是当代佛教社区所缺乏的某些东西，也不可能从佛教社区自身还原出来，它的重建仅仅可能来自欧洲先进的文献学研究(64)。研究传教士的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到19世纪英国的传记文学非常发达(65)。因此佛陀传记的书写可能和这种文学趋势有所关联。但是，对“文献化佛教”的研究，显然也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佛教学者。比如在日本近代佛教学术话语中关于两个重要名词的争论，即反映了当时欧洲和日本学者的不同思想取向。在日本近代佛教研究中，长期存在对“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初期佛教”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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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藤田宏达发表的一篇长文对日本学界关于“原始佛教”、“初期佛教”、“根本佛教”的争论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他指出，日本佛教学界一直以“原始佛教”、“初期佛教”、“根本佛教”称呼以三藏中经藏和律藏材料为主所研究的佛教(66)。到19世纪80年代则根本佛教已经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前两者则继续使用。而日本学界所使用的“原始佛教”、“初期佛教”两词在明治以后才逐渐开始流行。但到80年代，学界质疑“原始佛教”一词的人逐渐增多，大有废除之势。他也注意到在西方，学者一般将以经藏材料研究的佛教称为最初的佛教，或者古代佛教，而以《阿含经》为基础研究的佛教称为“阿含佛教”。“原始佛教”指从佛陀成道始至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止这一时期的佛教，这以后开始了部派佛教，也称阿毗达摩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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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还追溯了日本学界使用原始佛教一词的渊源，虽然到底是谁将该词引入学界尚未可知，但他已经注意到曾进行巴利文经典研究的专家姉崎正治（1873—1949）在论著中已经频繁使用这一术语，如他在1895年2月《哲学杂志》发表《我国现时的学术与古典研究》一文，提及释迦在世时的原始佛教等语。后来在1898年出版的《印度宗教史考》、1899年出版的《佛教圣典史论》、1900年出版的《上世印度宗教史》等著作中均使用原始佛教一语。此后在明治30年代井上哲次郎（1855—1944）、荻原云来（1869—1937）、境野黄洋（1871—1933）、小野玄妙（1883—1939）等人均使用此词。1906年舟桥水哉（1874—1945）则出版了《原始佛教史》一书，这是此词第一次出现在单行本著作名称之中。但在该书内容上而言，则和姉崎正治所说的释迦在世时原始佛教不同，而更多地指“小乘佛教史”。大正时期西文关于日本佛教史的著作也使用“原始佛教（Primitive Buddhism）”一词，与后来发展出来的“大乘佛教”相对(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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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十六 2002年出版的研究姉崎正治的论文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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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十一年（1922），木村泰贤（1881—1930）出版《原始佛教思想论》一书，则将其讨论限定于阿含部与律部文献。大正十四年，宇井伯寿在《印度哲学研究》第二上发表《原始佛教资料论》一文，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将原始佛教的范围划定在佛陀成道的公元前431年至阿育王灌顶即位前的公元前271年之间。他还继续对原始佛教进行分期。将佛陀在世和佛陀弟子仍在世时教导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因为他推测佛陀弟子约在佛陀灭后三十年左右入寂，故将根本佛教的年代划定为约八十年，即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350年。此后他这种广义上原始佛教的说法一直为学界采用。这些使用这种原始佛教定义的著作包括赤沼智善的《原始佛教之研究》、舟桥一哉的《原始佛教思想之研究》、西义雄的《原始佛教中的般若之研究》、水野弘元的《原始佛教》、佐藤密雄的《原始佛教教团之研究》、前田惠学的《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平川彰的《原始佛教之研究》、中村元的《原始佛教之成立》、《原始佛教之思想》、《原始佛教之生活伦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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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还推测1900—1903年间曾在欧洲留学的姉崎正治使用原始佛教的说法应来自欧洲印度学英、法、德等语言中名词的翻译。但检布努夫、缪勒等人著作中并无相关记载。他仅仅发现在奥登伯格的《佛陀：其生平、教导与著述》一书中使用了“原始佛教”（der ursprüngliche Budd-hismus）这样的说法，在英文译本中则出现了早期佛教（Early Buddhism）。故而尚难确定是否姉崎正治是直接翻译自英语或德语还是另有其因。因日本学界有学者如三枝充悳认为原始佛教中的原始（primitive）一词有“素朴、未开化”之意味，所以主张用“初期佛教”。其实“初期佛教”在明治时期已经出现在一些论著之中。如1902年高楠顺次郎在论文中已经使用这一名词。后来和辻哲郎在大正十五年发表过《初期佛教资料的获取方法》一文，也使用初期佛教，并且在《原始佛教之实践哲学》一书中将“初期佛教”和“原始佛教”并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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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佛教则是另一十分重要的术语。该词最早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已经出现在荻原云来的论文《根本佛教之分派》之中。而最初作为单行本书名出现则是姉崎正治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出版的《根本佛教》一书。他在序言中将东方的佛教比喻成花蕊，南方的佛教比喻为枝叶，但不是根底和杆茎。他著述的目的是以巴利文佛典和汉译三藏比较为基础来找出佛陀弘化的真面目。而宇井伯寿主张佛陀和其弟子在世时弘扬的佛教是根本佛教。继承宇井说的学者包括增永灵凤，他在昭和二十三年（1948）出版了《根本佛教之研究》一书。而接受姉崎说法的则有增谷文雄，他在昭和四十六年（1971）出版《根本佛教与大乘佛教》一书。赤沼智善和西义雄均认为根本佛教指佛陀在世时的佛教，较宇井说范围又略为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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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本正尊（1893—1984）早年也主张根本佛教实际上是佛陀的中道，也即是佛教最本质、最纯粹的精神，佛教的本来面目，也可以称为“真实佛教”或者“纯粹佛教”。比较我们前面阐述的莫尼尔-威廉姆斯在《佛教》一书中的立场，可以看出两人看法极为接近。但藤田宏达注意到宫本晚年不再使用根本佛教一说。他还指出根本佛教虽然是日本学术界的创造，但实际上在英文学界也有对应词，即英国佛教学者戴维斯夫妇常使用的“本源佛教（original Buddhism）”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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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元则致力于所谓“最初期佛教”的研究，他专注于语言、文献研究，并考察当时印度古代社会历史背景，认为相应部（Sagāthavagga）文献可能出自阿育王以前的时代，其中有两个篇章则较为接近佛陀时代的思想传统。他还认为原始佛教圣典中的诗句似乎大部分出自阿育王以前的时代，这主要包括巴利文佛典中的五部Nikaya以及汉译四阿含中保存的一些文献，而其中散文部分则出自阿育王以后的编篡。基本上佛陀时代的思想，不出缘起、无我、四谛、八正道的范围。这其实也是当代佛教学者罗缑罗（W．Rahula）所著《佛陀所教导》（What the Buddha Taught）一书的主要内容(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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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主要讨论了日本近代佛教的一些学术发展。当时日本佛教教团的政治经济史背景也值得交代一下，以便更为明了日本佛学如何受到欧洲的影响。日本明治初期，佛教遭到极大的打击。明治元年（1868）政府发布神佛分离令，开始了废佛毁释运动，其破坏的主要对象是真言宗、天台宗的山岳寺院和灵修道场。明治四年（1871）政府又发布上知令，朱印地、黑印地被政府没收，依赖这些财产的奈良大寺院、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遭到沉重打击。对朱印地依赖较小的真宗、日莲宗则受打击较小。真宗西本愿寺派、东本愿寺派因与政府关系密切，反而因此崛起。西本愿寺派实际上得到长州出身的政治家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支持。明治五年（1872）政府进行壬申户籍改革，德川幕府时期承认的僧侣户籍被否定，特权被剥夺(70)。同年政府发布命令让僧侣蓄发、肉食、带妻，从而使僧侣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平民一样(71)。但是在僧团内部组织体制上有一些新的变化。原本在明治五年政府设立教导职，让僧侣参加大教院，参与国民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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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真宗在明治八年（1875）宣布退出大教院，政府对教团的管理出现松动，各教派自行发展自己的教团，并开始从以本山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向以管长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变。在制定寺法、住持任免和寺职进退方面，管长和本山存在矛盾从而不断争取自治自主权。内务省介入之后，废除大教院，允许各地寺院自行决定寺务。这也导致各个寺院可以自行培训僧侣和教育僧侣。各个教派开始设立自己的教育机构，并引入西洋教育制度，引发了保守派和西洋派的对立。其中真宗较重视让新进子弟学习西洋的学问和思想。故而在明治九年，东本愿寺派将南条文雄和笠原研寿送往英国留学，他们学习和归国后在日本开创了近代佛教学(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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