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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欧阳渐：《欧阳竟无集》，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研究参见谢金良：《欧阳渐非宗教非哲学思想衍论》，载《现代哲学》，2005，第3期，83～89页；程恭让：《欧阳竟无先生的生平、事业及其佛教思想的特质》，载《圆光佛学学报》第4卷，1999，141～191页；程恭让：《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Gotelind Müller，“Buddhismus und Moderne：Ouyang Jingwu，Taixu und das Ringen um ein Zeitgemäβes Selbstverständnis im chinesichen Buddhismus des frühen 20．Jahrhunderts”，Dissert．München：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1992；以及Eyal Aviv，“Ouyang Jingwu and the Revival of Scholastic Buddhism”，PhD thesis，Harvard Universit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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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王恩洋：《中国佛教与唯识学》，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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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同上书，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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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王恩洋：《中国佛教与唯识学》，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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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同上书，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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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王恩洋：《中国佛教与唯识学》，95页。有关当时学界对《大乘起信论》的争论，参见张曼涛编：《〈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寅恪先生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讨论，但也撰写了《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顗序中之真史料》一文。甚至1920年，基督教背景的学者如韦卓民也学习了《大乘起信论》，并撰写了佛教和基督教比较的文章《佛教净土宗以信得救的教义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见Francis C．M．Wei，“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by Faith as Taught by the Buddhist Pure Land Sect and its Alleged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ionary Journal，Vol．20（1920），pp．395-489；韦卓民纪念馆中译本见《韦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台北，华中大学韦卓民纪念馆，1980，2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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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王恩洋：《中国佛教与唯识学》，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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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同上书，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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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王恩洋：《中国佛教与唯识学》，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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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同上书，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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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Sally Hover Wriggins，The Silk Road Journey with Xuanzang，Boulder：Westview Press，2004，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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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王恩洋：《中国佛教与唯识学》，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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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有关20世纪社会科学与中国佛教研究，参见Vincent Goossaert，“Les Sciences Sociales Découvrent le Boudhisme Chinois du XXe Siècle，”ASSR，No．120（2002），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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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Cambridge：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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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Rebecca E．Karl and Peter Zarrow eds.，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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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Prasenjit Duara，“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JAS，Vol．50（1991），pp．67-83；Chen Hsi-yuan，“Confucianism Encounters Religion：The Forma-tion of Religious Discourse and the Confucian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9；Donald S．Sutton，“From Credulity to Scorn：Confucians Confront the Spirit Mediums in Late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21：2（2000），pp．1-39；Vincent Goossaert，“1898：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JAS，Vol．65，No．2（May 2006），pp．30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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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七章 文献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佛学视野中的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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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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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佛学的学术史研究最近二十年随着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兴起逐渐开始被重视，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在一起，对学术的反思和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思结合在一起。以下举出若干代表著作可以看出当代学术的一些走向。较早引起重视的一本书是1988年任教于昆斯兰大学的学者阿尔蒙德出版的《不列颠对佛教的发现》一书(1)，探讨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对佛教的好奇和各种充满异国情调的想象和推测，以及英国传教士站在基督教立场对东方地区佛教的片面描述，批判了英国学术的殖民主义色彩。德国学者基彭贝格（Hans G．Kippenberg）1997年出版《宗教史的发现：宗教学与现代》一书(2)，引起较大反响，这本书很快出现了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日语译本。这本书回顾了宗教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研究了宗教学如何从宗教哲学到宗教史的转变，历史比较语言学如何造成印欧古代宗教研究的出现，以及宗教史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与近代世界史的关联。1999年英国学者理查德·金（Richard King）(3)出版《东方主义与宗教：后殖民主义理论、印度与“神秘的东方”》再次检讨了殖民主义与宗教学的关系，讨论了宗教学的出现、东方圣典和世界宗教概念的兴起，“神秘的印度教”话语以及英国“对佛教的发现”，宗教学术与殖民主义政治的关联等主题(4)。2005年芝加哥大学专攻欧洲近代思想史学者增泽知子出版《世界宗教的发明：或欧洲普遍主义如何被保存于多元主义语言之中》检讨了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普遍主义话语强势影响下的宗教研究中“世界宗教”研究的出现和兴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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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学术界，因为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近现代学术特别是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出现和兴起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影响了西方近现代学者的许多认知和概念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色彩，如“东方”、“远东”等(6)。在中国学术界，所谓“东方”，无论是中原或蒙藏地区，都不是他者，几乎不可能单独发展出“世界宗教”的话语，中国学者的关注点受近代中国的国际处境影响，传统士大夫与留学欧美的学者在学术问题意识上存在千差万别，寅恪先生、胡适、汤用彤等人对宗教的兴起、对佛学的兴趣、对研究题目的选择和传统的士大夫学者如沈曾植等即存在很大差别。本章的重点是研究寅恪先生佛学的世界学术史背景及其与近代思想潮流的关联(7)。寅恪先生的主要佛学论文大多完成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时期，这表明了寅恪早年的治学重心即是深受德国东方学影响的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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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佛学的兴起是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十多年来发表的论著相当多，这些论著谈近代学者的佛学成果与成就的多，谈问题的少；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文章没有把中国近代佛学放在世界近代佛学的学术谱系中来考察。如陈兵、邓子美在《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十二章《佛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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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以来，随整个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研究风气之大开，及佛教复兴运动的掀起，佛教学术研究也再度勃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近现代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上承清代朴学传统，而主要是被西方、东洋所舶来的学术研究所推动。西方、日本所谓的学术研究，是将自然科学研究物质现象的部分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现象，形成多门人文社会科学，其方法与清代朴学和中国传统的佛学研究有所不同。运用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佛教，使佛学突破了寺庙僧尼的圈子，进入社会文化市场，有助于扩大佛教在知识界的影响，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深化人们对佛教的理性认识，启发和促进佛教的改革转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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