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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莱斯戴维斯的演讲：Buddhism：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New York and London：The Knicherbocker Press，1896，pp．203，210，214．Edward Conze表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佛教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见Edward Conze，Buddhism：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New York：Happer & Raw Publishers，1959，p．27．太史文也主张避免使用original Buddhism 这样的说法，见Stephen F．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Chinese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11．其他批判还包括Donald Lopez Jr.，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Uses of the Heart Sūtr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99．Anthony Tribe & Paul Williams，Buddhist Thought：A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the Indian Tradition，London：Routledge，2000，p．193 再次指出欧洲东方学对所谓原始佛教的重建完全是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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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日本学者20世纪初叶有关根本佛教的讨论：从1910年姉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开始许多论文都讨论了所谓根本佛教；譬如木村竜寛：《根本仏教より法華経まで》，载《大崎学报》79，1927，225～302页；宇井伯寿：《印度仏教史研究所感》，载《驹沢大学仏教学会年报》1，1931，27～41页；寺本婉雅：《根本仏教に於ける浄土教の起源》，载《日本仏教学协会年报》4，193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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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参见他一系列研究佛教思想史的论文，井上圆了：《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上，载《思想》54，1926，46～75页；《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中，载《思想》55，1926，24～51页；《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下，载《思想》56，1926，1～35页；接着他又在同一年的《思想》杂志57（1～27页）、58（33～67页）、59（1～29页）期连续发表《原始仏教の縁起説》；在同杂志第60期发表《原始仏教に於ける“道”》一文（193～218页）；在《思想》第62期发表《原始仏教に於ける業と輪廻》（29～50页）；他在1932年出版《原始仏教の実践哲学》取得文学博士，该书1962年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和辻哲郎全集》第五卷。对和辻的评论见中村元：《和辻学の未来的意義》，载《思想》444，1961，141～145页；末木文美士：《和辻哲郎の原始仏教論》，见《北畠典生博士古稀记念论文集：日本仏教文化论丛》上卷，327～346页，京都，永田文昌堂，1998。而实际上日本学者早已开始讨论原始佛教，如鈴木宗忠：《原始仏教の研究に就いて》，载《大崎学报》6，1921，19～28页；1922年木村泰贤著有《原始佛教思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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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有关日本佛教学界争论的讨论，见平川彰：《原始仏教の定義の問題》，载《仏教研究》1，1970，1～18页；藤田宏达：《原始仏教·初期仏教·根本仏教》，载北海道印度哲学仏教学会编《印度哲学仏教学》2，1987，20～56页；前田恵学：《何故“原始仏教”か》，载《印度学仏教学研究》98，2001，259～266页；高橋審也：《原始仏教と初期仏教》，载《木村清孝博士還暦記念論集：東アジア仏教―その成立と展開》，373～388页，东京，春秋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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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如世界知名的佛教学者、牛津退休教授Richard F．Gombrich 就特别强调使用early Buddhism 来指代佛陀时代的佛教。参见Gombrich，How Buddhism Began：The Conditioned Genesis of the Early Teachings，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Athlone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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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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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第4期，20～32页。收入本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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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盛邦和已经指出寅恪学术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见《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第3期，98～103页；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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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寅恪在德国学习用功重点是藏文、梵文、巴利文，季羡林先生说寅恪留下六十四本笔记本，其中藏文、梵文、巴利文笔记本为二十三本，加上突厥回鹘文笔记本则一共二十七本，将近一半。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74～8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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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见王邦维：《论陈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37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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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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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同上书，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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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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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寅恪曾向陈垣推荐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想必他在德国时即早已留意这位学者，巴托尔德曾长期担任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杂志编委。寅恪之结识伯希和系由王国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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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陆扬注意到Nobel曾感谢寅恪，见“Narrative，Spiritualit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in Buddhist Biography：A Close Reading of Huijiao’s Biography of Kumārajīva，”AM，third series，17：2（2004），pp．1-43，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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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钢和泰在哈勒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写吠陀，乃是古典印度学的题目。但他后来主要做佛教研究。他的梵文水平在寅恪之上，见第三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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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p．1-3．一说钢和泰生于1876年12月20日，原名Alexander Wilhelm Baron Staël von Holstein，1929年6月17日与Olga Wladimirowna de Grave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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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662～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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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研院史语所专刊，1933，vi页；参见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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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7，列入钢和泰论著目录；参见王启龙、邓小咏：《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载《法音》，2001，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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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利用梵藏文资料研究中国古音的学者后来不断增多，早期有罗常培、俞敏，现在活跃的知名学者有柯蔚南（W．South Coblin）、高田时雄、辛岛静志、朱庆之、刘广和、万金川等。有关研究史可参见朱庆之：《佛典与汉语音韵研究——20世纪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回顾之一》，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302～320页，成都，巴蜀书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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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寅恪甚至认为要研究中国语言之文法，亦需要先了解藏缅语，这完全是受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影响。而他的主张并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响应。相关讨论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170～18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后文我在讨论寅恪对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时将再次谈及这一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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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致傅斯年的信，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这封信落款只有月日，即五月四日，但编者推测这封信写于1935年前后。实际上这封信应完成于1928年5月4日。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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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增订新版，331～377页；刘后滨、张耐冬：《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351～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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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这些论文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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