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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Anne Vergati，“Histoire des etudes indiennes：Sylvan Lévi et l’idée de l’humanisme，”Studia Asiatica 1（2000），pp．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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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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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Sheldon Pollock，“Deep Orientalism？Notes on Sanskrit and Power Beyond the Raj，”in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ed．Carol A．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3，pp．76-133；Vishwa P．Adluri，“Pride and Prejudice：Orien-talism and Germany Ind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ndu Studies Vol．15，No．3（2011），pp．25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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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国学术思想史特别是近代史学的思想史需要更多研究。最近的新书也有文章开始关注这一主题，见Historical Truth，Historical Criticism，and Ideology：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s．by Helwig Schmidt-Glintzer，Achim Mittag，and Jörn Rüsen，Leiden：E．J．Bril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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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八章 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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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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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一生游学日本欧美，以学术渊源而言，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又深受欧美近代学术的影响。他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而成就集中在史学，其史学中掺和了西方近代学术的许多因素。寅恪虽然极少在他的学术文章中提及一些西方近现代学术名家和名作，但在其著述中西方学术的因素往往通过一些专门词汇有所彰显，正是这些因素使寅恪史学远远超越了中国旧史学的樊篱，别创一新局面。寅恪所使用的许多近代西方学术词汇或用语常常不点明出处(1)，但颇为当代治史者采用，其中之一便是“了解之同情”，有时亦被其他学者引作“同情之了解”，其实不确。当世学者使用这一用语时，多径指此为寅恪语，遂致中西近代学术关系史上一桩大事湮没无闻。其实此语于史学上的使用和发挥来自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在中文学术界，有时亦译作赫德或赫德尔，这里采用赫尔德一名。余英时先生已对寅恪晚年诗文中所用古典与今典进行了深入探讨(2)，实际上寅恪所用西典亦堪注意(3)。本章可作为研究寅恪所用西典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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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十二 1800年Gerhard Kügelgen所作赫尔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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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1744年8月25日生于东普鲁士莫浓恩（Mohrungen），即现在波兰的莫拉格（Morag），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赫尔德于1762年进入柯尼斯堡大学学习医学，后来在同学影响下转向神学，并学习了哲学和文学。在柯大，他特别受益于哲学家康德（1724—1804）。之后，他与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结为好友，赫尔德不仅得益于哈曼父亲的高超医术得以医好病目，也得益于哈曼而丰富了自己在英国哲学方面的许多知识。1764—1769年，赫尔德在里加（Riga）一家学校教书。1769年5月开始游历法国，先在南特待了四个月，学习法语。后来到巴黎，主要收获是浏览了大量艺术品。他的《1769年游记》（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 1769）在他死后的1846年才由其子整理出一部分出版，而全本直到1878年才出版。从此书内容可知，赫尔德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早有计划，雄心勃勃，将自己视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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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到达游历法国的终点斯特拉斯堡，找到著名的眼科专家罗布斯坦治疗眼疾，手术持续了数月之久，这期间他遇到歌德（1749—1832），两人很快订交；同时他也完成了《论语言的起源》一文。1771年他以《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一文获得普鲁士科学院的奖励，这篇文章取材广泛，甚至使用了法国学者在1691年出版的研究暹罗的材料（Du Royaume de Siam）以及1726年出版的耶稣会士的材料，可见赫尔德涉猎之广。同一年起赫尔德在贝克堡（Bückeburg）担任邵堡姆-利铂选侯（Graf Wilhelm von Schaumburg-Lippe，1724—1777）的监察。不过前两年他非常丧气和郁闷，直到1773年与卡洛琳（Caroline Flachsland，1750—1809）结婚才心情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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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以后歌德把他引入魏玛宫廷，使他有机会担任魏玛宫廷牧师和掌管教育和宗教事务的总监察(4)。但实际上赫尔德很少真正参与宫廷宗教事务，而且他的实际收入与宫廷的聘任承诺亦有差距，直到1788年才开始拿正常薪水。赫尔德一家在魏玛的生活相当艰难，宫廷的薪水根本不够全家开支，这使得赫尔德不断找他以前在里加的出版商哈特诺赫（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借钱。不过，1788年他收到一些捐赠，可暂时支付一些债务。1789年3月他曾接到一封信（来自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请他去哥廷根任神学教授，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留在魏玛。这之后他的生活一直很不愉快(5)。而自1783年起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赫尔德和歌德两人成为至交。不过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特别从1794年起，两人由于在政见上的歧异而最终分道扬镳。赫尔德于1803年12月18日逝世于柏林附近的名城魏玛(6)。赫尔德被认为是德国近代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文学运动以及历史哲学的先驱(7)，他对《荷马史诗》、莎士比亚(8)、古代民歌等均有很深的研究，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更是影响深远。他在里加时期便对东方学感兴趣，甚至阅读过不少关于埃及纸草学的论著，这主要是他对人类的种族、语言、知识的发展特别感兴趣。但他的东方学知识有限，比如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接受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文化停滞这一偏见的阶段。但无论如何，他在近代德国神学、历史、哲学、心理学、文学、人类学、艺术史、美学等领域都对后世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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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以外的地区，无论在西方学界还是在中国学界，赫尔德的研究都不过是最近二十年才有较大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当代学术界太过于重视与赫尔德同时代的更有影响的巨人歌德与康德，从而忽视了赫尔德。在美国学界，直到1985年才成立国际赫尔德学会（International Herder Society），该会除了出版年报（Yearbook）之外，还举办两年一届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会议集刊。但是，在英文学界，让赫尔德最广为人知的研究应该是旅居英国的犹太思想史家柏林的贡献(10)，柏林在一系列研究欧洲启蒙运动和反启蒙思潮的著作中深入挖掘并重新揭示了赫尔德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他主张以了解之同情来理解赫尔德，在发掘赫尔德思想的闪光点的同时，亦不讳言赫尔德的著作在有些思想的表述上比较含混、前后不一、不够清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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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虽然研究赫尔德有一些散篇论文，但成规模的研究始自近年。哲学学会与台北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在2003年12月举办了赫尔德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研讨会，共发表十八篇论文，但大多数与会学者来自德文系。台湾《当代》杂志在2004年3月刊出了“德国狂飙文学的点火者赫德专辑”（199期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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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有关赫尔德的研究极少，除开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出了苏联学者古留加的《赫尔德传》，199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德国学者卡岑巴赫的《赫尔德传》之外，直到1999年商务印书馆才出版赫尔德的名著《论语言的起源》汉译本。因此可以说赫尔德的研究方兴未艾，本章也算是研究赫尔德的一个侧面，即赫尔德的历史、社会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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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即以发掘了解之同情一语的德国学术来源为例来看近代西方学术与思想传统的东渐。对专门术语的来源研究在德文中被称作是Quellenforschung，也是近代学术一种重要方法。本章将主要利用寅恪著作和他的师友白璧德、吴宓等人的学术著作或日记作为背景资料，来挖掘寅恪和赫尔德之间对于历史文化认识与了解的联系，并将寅恪的种族文化观和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比较，结合现代西方学者特别是当代重要的思想史家柏林对于赫尔德思想的阐发，试图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反映了寅恪的史学思想部分地继承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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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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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首先检出寅恪先生在著述中提到了解之同情一语，探讨其意义及其反映的寅恪史学思想，然后将寅恪史学思想与赫尔德之思想进行比较，揭示其类似之用语与说法，最后来挖掘寅恪传承此种思想的时间、路径与学术史背景。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寅恪使用的“了解之同情”一语，实来自德文Einfühlung，即是英文feeling into或者feeling one’s way in。这一德文术语在中文学界常常以“移情”或“神入”的翻译形式出现在心理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作品中，有时有关历史主义的论著也会使用“移情”这一翻译。事实上，刘志伟、陈春声两位先生在1995年即发表文章提示了寅恪先生的移情史学思想，他们在文中说，“史学研究中的移情，不是一二文人遣情寄怀的游戏，也不是史家偶尔借用的工具，而是一种在强烈而伟大的历史感之下，对古人及其时代的洞察力和同情心，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验。移情所达致之境界，固然与史家之学养及所下的功夫有关，但可能更得益于某种天赋。史学研究中的移情理解，在东西方学术传统中均有深厚的渊源，植根于古今史家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在20世纪所谓的科学时代更显示出其价值和魅力。”(12)但他们没有点出这是源自赫尔德的思想；本章的目的之一即是在刘志伟和陈春生两位先生在其文章中略为提示的这种移情史学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寅恪史学的西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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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常常亦有人将所谓出自寅恪先生的这一用语写成“同情之了解”，其实不是寅恪使用的短语“了解之同情”。寅恪并未使用“同情之了解”，在此有必要把“同情之了解”加以阐发，以证明其并非德国历史主义者使用的“了解之同情”，“了解之同情”强调感性的“情”，“同情之了解”强调理性的“解”，故而一些西方学者把德文原文Einfühlung用英文译成empathy 很有道理。“同情之了解”强调了“解”的一面，用英文empathic understanding译更合理，译自德文nacherleben一词，原意其实是relive，是社会科学术语，指研究者“重新生活”于当时的情境之中。其使用来自社会科学的奠基人韦伯（Max Weber）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3)。狄尔泰已经提到赫尔德在提出“了解之同情”这一历史模式的贡献(14)。这一理论常常出现在伦理学、个性理论以及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之中。西方学者把“同情之了解”和“了解之同情”加以区别，“了解之同情”（Einfühlung）理论被认为是植根于康德哲学。20世纪初心理学家李普斯（Theodor Lipps）发展出心理学上的移情理论，把Einfühlung 在心理学上的意义加以阐释(15)。有学者认为韦伯、狄尔泰以及李普斯的理论均受到18世纪初维柯（Giambattista Vico）有关重建过去的思想启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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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代历史学家迈涅克（Friedrich Meinecke）即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把历史理解中了解之同情（Einfühlung）模式的创造者头衔归于赫尔德，他说这个词是赫尔德发明的，即英译本所谓“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17)，从而把这一术语和历史主义联系起来。迈涅克同时亦特别指出，赫尔德最爱美学，但他进入历史心理现象的能力来自美学的感受力而非艺术创造。他将赫尔德一生历史思想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1764—1776年为第一阶段，1776—1791年为第二阶段，1793以后为第三阶段。赫尔德所谓“了解之同情”的历史主义思想主要在第二阶段后期发展起来，特别是1784—1791年间完成的《人类历史哲学之理念》一书对此思想有较为成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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