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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研院史语所专刊，1933，vi页；参见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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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7，列入钢和泰论著目录；参见王启龙、邓小咏：《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载《法音》，2001，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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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利用梵藏文资料研究中国古音的学者后来不断增多，早期有罗常培、俞敏，现在活跃的知名学者有柯蔚南（W．South Coblin）、高田时雄、辛岛静志、朱庆之、刘广和、万金川等。有关研究史可参见朱庆之：《佛典与汉语音韵研究——20世纪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回顾之一》，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302～320页，成都，巴蜀书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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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寅恪甚至认为要研究中国语言之文法，亦需要先了解藏缅语，这完全是受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影响。而他的主张并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响应。相关讨论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170～18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后文我在讨论寅恪对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时将再次谈及这一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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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致傅斯年的信，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这封信落款只有月日，即五月四日，但编者推测这封信写于1935年前后。实际上这封信应完成于1928年5月4日。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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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增订新版，331～377页；刘后滨、张耐冬：《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351～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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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这些论文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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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寅恪注为即Bruckstücke der Kalpanāmanditikaa，Leipzig，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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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寅恪注为Sti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Mai，1924；这位学者是他在柏林的藏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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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寅恪注为A．F．Rudolf Hoenle，Manuscript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16．我补上了出版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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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寅恪注为F．W．K．Müller，Uigurica，1908．该文刊普鲁士科学院院刊，后来集结成论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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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寅恪注为见P．Pelliot，É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1913，及 E．Leumann，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XV，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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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林治可能是寅恪称呼他的汉文名字。他在吕德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即是处理中亚出土比丘尼戒，便是寅恪提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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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见陈美延编：《陈寅恪先生遗墨》，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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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36～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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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应该指出的是，我推测的寅恪心中的这种主导应该被看作是历史的主要面貌，并不反映任何自大的文化沙文主义。寅恪心中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亦是汉文化受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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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有关寅恪之国学取向，见Wen-hsin Yeh，“National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Study：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in：Gloabel Conjectures：China in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eds．By William C．Kirby，Mechthild Lectner，Klaus Mühlhahn，Berlin：LIT Verlag，2006，pp．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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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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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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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周一良先生学寅恪，通梵文、巴利文、藏文，但治学地域范围也局限在中国境内，但因哈佛学习制度，副修日本学。季羡林先生出身外文系，在德国学印度学，早年则专治古典印度学特别是梵文语言学，后来才转向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他们两人虽然是寅恪门人，部分地继承了寅恪的学术传统，但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又和寅恪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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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シルワ゛ンレヴィ著，山田龙城訳：《仏教人文主义》，东京，大雄阁，1928；其中28～50页有汉文译本，见《西洋汉学家佛学论集》，13～33页，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这之前，他还有篇很简短的演讲稿发表，Sylvain Lévi，Eastern Humanism：An Addres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Dacca on 4 February 1922，University of Dacca Bulletin，No．4，（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pp．1-9；收入烈维著L’Inde et le monde（Paris：H．Champion，1928）。此文先是讲了一大通天主教的人文主义在于其普遍性，即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然后试图找出梵文中找出对应词，从而看出其所蕴涵的印度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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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相关评说见Clarence H．Hamilton，“The Idea of Compassion in Mahayana Buddhism，”JAOS，Vol．70，No．3（1950），pp．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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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23页。编者定年为1929年，恐不确。烈维后来成为西方近代研究唯识学的先驱者，见William Peiris，The Western Contribution to Buddhism（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73），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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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Kalidas Nag，Discovery of Asia，Calcutta：The Institute of Asian African Relations，1957，pp．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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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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