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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1919年在哈佛的中国学生当中，以学习人文的学生较多，而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较少，但这些学习人文的学生后来回国之后个个都是名家，对中国人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几乎都是本领域的现代奠基者。而日本留学生则多学习社会科学。日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专业包括以下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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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贯哲雄（Watanuki Tetsuo，1885—1972），来自东京，住在牛津街79号。1915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社会学教授学术休假身份来美。1919年1月24日注册哈佛，就读经济学专业一年级。他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4—1918在东京高师任教。1919年起先后在美、英、德、法等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京文理科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大学、国士馆大学等校。出版了《社会学通论》、三卷本《维新与革命》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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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昤吉（Kita Reikichi，1885—1961），来自一宫（今爱知县一宫市），住在维尔街7号（7 Ware St.）。1908年早稻田大学毕业，1913—1918年任早稻田大学哲学教授。哈佛大学哲学与政府专业一年级研究生，北一辉之胞弟。他早年从新潟佐渡中学校毕业，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哲学，思想上受伯格森、李凯尔特、克罗齐等人影响。1918年6月赴美，进入哈佛大学。后来又到法国、英国、瑞士、德国游学。1922年回国，加入大东文化协会，任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兼任大正大学教授。1936年参政，被选为自由党众议员。著有《战争哲学》、《近世哲学史》等多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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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十 日本新潟佐渡两津的北一辉、北昤吉兄弟彰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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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八尺（Yasaka Takagi，1889—1984，当时住在1640 Cambridge St.），一年级研究生，由日本文部省派出，以便镀金之后回国接任东京帝大美国历史和宪法学赫本讲座(43)。他是著名政治学家、美国通，长期担任东京帝大教授，并获选为学士院会员。他也是位贵族，位列从三位、勋一等，曾任贵族院议员。此人早年从东京帝大毕业，在校期间深受新渡户稻造、内村鑑三影响。新渡户去世后，曾和前田多门一起编了《新渡户博士追忆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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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时在哈佛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很多，这些人后来无一例外都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从事学术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当时的著名学者。这些人比日本人文社科学者在本国的影响要大很多。这批学生成才率之高，举世罕见(45)。当时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历史）、俞大维（哲学）、林语堂（文学）、张歆海（文学）、顾泰来（历史）、吴宓（文学）、汤用彤（哲学）、韦卓民（神学）、洪深（戏剧）等九人。其中只有陈寅恪未拿学位，俞大维、张歆海两人分别拿到哲学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人则拿到硕士学位。其中九人之中张歆海、汤用彤、韦卓民三人后来分别担任过光华大学副校长、北大副校长、华中大学校长。林语堂1954年曾被新加坡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但未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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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位人文学者之中有三人中年以后改行。其中，恰恰是获得博士学位的俞、张两人后来弃学从政。这大概因为上个世纪前期中国面临民族危机，在国际上地位比较边缘，而知识人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们急切地想要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图存，以所学知识报效国家(46)。俞大维以数理逻辑专业哲学博士毕业，因成绩极为优异而获得哈佛校方颁授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资助，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曾在爱因斯坦主编的顶尖期刊《数学现况》上发表关于数理逻辑的学术论文。1928年改行进入政界，任民国驻德使馆商务调查部主任，后主要在军政部负责兵器工业。抗战胜利后曾任交通部长、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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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顾泰来当时是室友。1919—1920学年上学期时，陈寅恪为二年级研究生，顾泰来为一年级研究生，他们都住在赭山街35号（36 Mt．Auburn St.），后来两人均成为历史学家。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合聘教授。顾泰来任教东南大学历史系，后来从政到外交部工作，任秘书、情报局第二科科长等职。林语堂、吴宓则以研究文学知名。林语堂曾任北大英文系系主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宓和汤用彤是室友，两人当时住在维尔德堂51号（Weld Hall 51）。吴宓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师（1921年改称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任教，以筹办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知名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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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到哈佛之前已经受过很好的传统和现代教育，而这又与他们的教育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其中林语堂、俞大维、韦卓民均有在美国所办教会大学的学习背景。林语堂出身基督教家庭，父亲是基督教牧师，他1912—1916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俞大维1918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韦卓民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因为教会大学普遍采用英文教学，圣约翰大学当时更是中国最好的以英文教学的大学(47)，所以这些人的英文训练都非常好。圣约翰大学是在美国注册的教会大学，其学历亦获得美国高等教育界的承认(48)，这对哈佛录取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当然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再者说，这些人文类留学生当中，多人出身名门，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是前湖南巡抚，参与戊戌变法的主要地方大员。俞大维的外祖父是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俞大维也是陈寅恪的表弟，其姑母即寅恪母亲俞明诗。洪深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洪亮吉之六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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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日本当时派出的青年海军武官也都送到哈佛、普林斯顿进修。1919年在哈佛学习的日本海军军官有山本五十六和越智孝平。这之前被日本派到哈佛的海军军官还有上田良武（1878—1957），他1910—1911年在哈佛进修；以及西崎胜之（1883—1918），他1911—1912年在哈佛进修；永野修身（1880—1947），他1913—1915年在哈佛进修。他们都是日本派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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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五十六作为特殊学生出现在1919年11月出版的《哈佛大学登记手册》中。《哈佛登记手册》321页记录了一位特殊学生Yamamoto Isoroku，住在157 Maple Road，Brookline，当时是波士顿西郊，现在已成为大波士顿市一部分。山本五十六当时是日本海军少佐，由日本海军省派出在驻美使馆任武官。他1919年5月20日离开横滨赴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主要是进修英文(49)。1921年5月5日被海军部召回，同年8月10日任北上号巡洋舰副舰长。山本刚入校时住在波士顿西郊的布鲁克林，后来搬到坎布里奇和小熊信一郎住在一起。他1919年12月1日被提拔为海军中佐。山本后来在1925—1927年再次到华盛顿任日本驻美武官。他因为颇为了解美国，当时是位亲美反战的海军青年军官，不过，他当时受德国影响，对美国人持一种“其人因被奢华生活宠坏而意志力薄弱”的认识(50)，所以认为一旦击败美国，美国人必将丧失战斗意志。当然，在哈佛时恐怕没人会想到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年轻人后来会成为偷袭珍珠港的主谋以及太平洋战场的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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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智孝平当时作为海军大尉任日本海军省派驻日本驻美使馆武官，刚入校时也住在波士顿西郊，1919年下半年搬到坎布里奇。但山本和越智并未列入《登记手册》227页的日本留学生名单，可能因为他们是驻美武官身份。日本海军省持续派人到驻美大使馆做武官，多人去哈佛进修(51)。在1910年代，除了山本、越智之外，还有上田良武、西崎胜之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是太平洋战争时极其活跃的海军高级将领，也是获得重用的知美派人物。当时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似乎无人提到校园里的日本海军留学生，一方面可能这些日本来的年轻军官比较低调，另一方面也可能他们大多住在波士顿地区，和校园生活并无太大瓜葛。但亦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留学生背景多样化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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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当时并未派出专业军官特别是海军军官到哈佛受训。中国自晚清以来政府也选送了一些学生到英国和德国学习军事，尤其是海军。清朝最后十年则随着新军的兴起，各地新式讲武堂派遣了青年军官到日本和欧洲学习军事，尤以到日本学习者为多，而到美国学习者甚少。当时毕竟清政府与欧洲列强和日本打交道为多，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是与英、法海军交锋，甲午战争是北洋水师败给了日本海军，清政府也看到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因此清政府海军军官试图去欧洲和日本学习军事，以便“师夷长技以自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可能也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教育、军事策略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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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以来长期实行脱亚入欧政策，处心积虑培养各方面人才，并利用派遣外交人员的机会将其海军青年军官送到美国最好的哈佛大学受训，这也是其称霸亚洲策略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至少在海、空军发展方面已将中国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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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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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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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这些结论可以看出哈佛中、日留学生群体之独特之处。我们首先探讨了哈佛中日两国留学生的相似之处，发现在哈佛的中日两国留学生在地域来源、公私学校来源、专业选择方面均有极为类似之处，比如两国留学生大体主要来自近代经济、文教发达的都市地区，日本以东京、大阪为主，中国以北京、上海为主，而大阪与上海各自是两国当时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港口城市之一。哈佛中、日留学生当时均来自主要公私大学，但私立学校则主要是与美国联系密切的学校。如日本是以美式教育为模式发展起来的、与哈佛关系密切的庆应义塾大学，而中国是以全英文教学的、有所谓“东方哈佛”之称的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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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日留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也存在非常有趣的相似之处，两国当时在哈佛的留学生均有相当部分人选择注册经济学和商科，而选择注册人文社科的学生并不比注册理工科学生的人数少，两国均无人注册法学院和景观学院。还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的教育状况也和学生到哈佛选择的专业有关。庆应义塾当时聘用多名哈佛毕业生担任经济学教授，负责理财科，有哈佛毕业的教授给庆应义塾的学生写推荐信申请哈佛，这些学生才能比较顺利地进入哈佛念书。而当时哈佛大学邀请过日本著名宗教学家姉崎正治到哈佛讲学，姉崎正治回国后遂推荐自己的学生到哈佛神学院学习。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中国，陈寅恪回国后，他的学生周一良、杨联陞先后到哈佛念书，均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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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似乎学习上比日本留学生更为优异，除了赵元任、俞大维先后获得荣誉极高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之外，1919年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中，经济学专业的朱中道、数学专业的姜立夫、医学专业的林文秉均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相比之下，日本留学生略为逊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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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考察了两国留学生群体之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中日留学生在哈佛居住地分布较为不同，日本学生比较喜欢一开始住在波士顿西郊的日本人聚居区，适应之后再到校园附近找房子住。其次是专业选择上，日本有学生在哈佛学习农学和牙医，而中国留学生则无人选择农学，尽管有人学习植物学。中国学生当时无人学习牙医。再次，人文社科分野方面，中国学生在哈佛似乎人文学生较多，这些学生也大多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回国后在各自领域成就一番不朽的事业。而日本人文社科类学生以学习社科为主，也有不少人成为著名学者。最后，日本政府持续派遣海军军官到哈佛进修，了解美国的政治、军事发展状况，并磨炼了英语能力，以帮助日本打造现代海军，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注意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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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严平合撰，《1919年哈佛中日留学生之比较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1，第4期，150～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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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哈佛校报《绯红》（The Crimson）1919年5月23日周五出版的统计信息来看，美国各大学一共在“一战”中损失了4920人，其中哈佛损失了297人，在全美各大学中排第一。这只是当时的统计，编者指出全美各大学在“一战”中损失的人数最后统计结果可能接近6000人。报道还指出，当时参加“一战”的全美大学师生人数约为15万人，战损率为4 ％，而全美参加“一战”损失的人数是7万3千人。美国各个大学参加“一战”损失的师生人数排名紧随哈佛之后者包括耶鲁（186人）、康奈尔（158）、哥伦比亚（128人）、普林斯顿（120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常青藤大学师生对“一战”的贡献比其他美国大学都大。牛津大学参战人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1176人，1412人死于“一战”，100人失踪。剑桥大学参战人数至少是13128人，1405人死于战争，212人失踪。巴黎大学损失了6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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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里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论著：叶维丽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这部著作以现代化为主要视角集中探讨了中国留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处理民族主义、种族、女性、道德等问题的经验和认识。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李喜所：《中国留学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主要谈了一些宏观问题；胡连成：《走向西洋——近代中日两国官派欧美留学之比较研究（1862—1912）》，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史黛西·比勒著、张艳译：《中国留美学生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也是比较宏观的简史，提供了留美学生史的分期，但主要讨论了1909—1930年间第二阶段的留学生。较早出版的有Wang Y．C.，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中文版，汪一驹著、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提供了一些留学生人数、奖学金的统计数据。还有很多单篇文章，这里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