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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日本留学生中至少有10人学习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大多数来自早稻田、庆应义塾，少数几人来自东京帝大。日本在哈佛的经济学和商业管理专业留学生以研究生为主，本科生只有两位，其一是1919年上半年入学而未决定专业方向的本科新生武田健一（Takeda Kenichi），来自东京，住在沙漪堂60号（Thayer 60），1922届本科新生。其二是一位本科进修生森村勇（Isamu Morimura，1897—1980），列名1919年哈佛特殊学生(24)。他是男爵森村市左卫门之子，后来担任日本法琅社长、日本航空会社监查役、全日空社长、会长。他战前和山本五十六就已经认识，两人甚至可能在哈佛时代便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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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庆应义塾大学部的创立与哈佛密不可分，这大概是该校理财科多名学生得以进入哈佛学习的主要原因。当初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大学部时，请求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帮助。艾略特推荐了三位教授出任庆应义塾最初设立的三个学科担任主任教师，维格摩尔（John Henry Wigmore，1863—1943）负责法学科，包括法律和社会科学，德洛普斯（Garret Droppers，1860—1927）负责理财科，里斯坎布（William S．Liscomb，1848—1893）负责文学科(25)。所以，庆应义塾的留学生中之所以很多人负笈哈佛，可能和庆应义塾长期以来一直聘用哈佛出身的教授并且和哈佛有合作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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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应义塾在20世纪初连续聘用了三位哈佛出身的经济学教授，包括德洛普斯、维克斯（Enoch Howard Vickers，1869—1957）、麦克拉任（Walter Wallace McLaren，1877—1951）。德洛普斯来自威斯康星，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留学柏林大学。1889—1898年任教于庆应义塾，1894—1898年任日本亚洲学会秘书长，1899—1906年任南达科大学赤城（Vermillion）分校校长。1907—1908年任教芝加哥，1908年以后任威廉姆斯学院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维克斯1890年毕业于西弗吉尼亚大学，189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随后1894—1895年在柏林大学、1895—1897年在巴黎索邦大学游学，1897年回到哈佛任教。1898—1910年在庆应义塾大学任政治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1910年返回西弗吉尼亚大学任教。麦克拉任是加拿大人，190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之后，即到庆应义塾任教。1914年回美国，任威廉姆斯学院经济学教授，1945年转任哈密尔顿学院教授。不过，这里很奇怪的是，庆应义塾派出的学生中没有人到哈佛学习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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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人数在两国全部留学哈佛的学生总人数中所见的比例大体相当，和学习经济与商科、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人数相比，都不算占主导地位。不过，哈佛并不以工程学科知名，这大概是当时在哈佛学习工程的中、日留学生较少的主要原因。哈佛工学院迟至1918年才成立，1919年注册学生仅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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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理工科学生有以下数位。武居高四郎（Takei Takashiro，1893—1972），来自大阪，1917年京都帝国大学工学士，一年级研究生，住在柯南堂（Conant Hall）32号。毕业后又去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1926年任京都帝国大学都市计划讲座，1955年兼任金泽大学教授，退休后任京大名誉教授。著有《都市计划图谱》、《地方计划之理论与实践》等书(26)。清水武雄（Shimizu Takeo，1890—1976），来自日本石川县金泽，1914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住在牛津街14号。他作为日本大阪盐见研究所的旅行研究员留学哈佛，当时是物理学二年级研究生。他毕业后回东大教书，任理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后任日本物理学会首任会长。松本忠和（Matsumoto Tadakazu），来自栃木下都贺，住在牛津街79号，室友是绵贯哲雄。1916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帝大地理学和岩石学助教，哈佛矿物学一年级研究生，1919年1月8日注册。谷宗雄（Muneo Tani，1919年下半年入学）专业化学，1921年在《美国化学学会会刊》发表文章，毕业后回日本，在福冈县工作。渡边重藏（Shigezo Watanabe）1919年下半年入学，1924年毕业，1919年是工学院一年级研究生，毕业后回国住在东京赤坂，在三井物产会社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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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在哈佛学习理工的学生也不多，理、工科一共只有10人左右而已，两者加起来也不比人文、艺术类学生多很多。其实1903年以前清政府并不重视留学生的专业选择。当时梁启超访美，发现学工程的学生人数很少。1908年以后清政府开始强调工程学习，朝廷要求学生学习工程、农学、自然科学。1909年新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更要求百分之八十的公费生必须学工程、农学和矿业(27)。当时注册哈佛工学院的全部学生仅为46人，而中国学生3人，其实按比重来算，也不算小。而这些人当中，成材率也相当高。寅恪曾在1919年12月14日与吴宓聊天时批评当时中国留学生以学工程为主的风气，据吴宓所记，其意略为：“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28)好在当时哈佛此风未盛，寅恪与吴宓等人尚可享受相互砥砺论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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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科的学生当中比较知名的是后来成为数学家的姜立夫（1890—1978）、心理学家唐钺（1891—1987）以及钟心暄（1892—1961）(29)。姜立夫1915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旋即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获约翰·哈佛奖学金(30)，1919年5月博士毕业，被聘为讲师，但当年10月因兄去世回国。他后来任南开算学系系主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中国新数学会会长、中研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岭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中山大学教授。唐钺1920年获哈佛心理学博士，毕业后任教北大，后转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以及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1949年以后再转回北大任教。钟心暄当时在哈佛学习植物学。他是江西南昌人，先后在清华学校、伊利诺伊大学学习，1917—1920年在哈佛，1920年以《中国木本植物名录》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南开任教。有意思的是，后来还有一位江西人到哈佛学习植物学，这便是胡先骕。他1913—1916年在加州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南京高师，任生物系系主任。1923—1925年求学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回东南大学任教。后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任所长。又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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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日两国学习文学、艺术的学生人数也旗鼓相当。日本当时在哈佛学习英文专业的学生有三位，其中包括一位来进修英文的海军军官。末国章（Suyekuni Akira），来自广岛县，住在特罗桥街19号。1916年早稻田大学文学士，哈佛一年级研究生，主修英语、比较文学、哲学。松野（Matsuno Keizo），来自仙台，住在柯南堂34A宿舍。1917年印第安纳德堡大学文学士毕业，哈佛英文专业一年级(31)。越智孝平（Ochi Kohei，1889—1968，1918年12月1日至1920年12月25日驻美武官），来自东京，住在埃格蒙街60号（60 Egmont St．Brookline）。他是海军军官，英语专业特殊学生，只注册了1918—1919学年第二、第三学期。学习美术的学生一位，即伊野（Dan Ino），来自东京，住在学生宿舍克拉弗利堂18号（Claverly 18），他是191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当时在哈佛念美术专业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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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习文学的学生有林语堂、张歆海、吴宓三位，学习戏剧的有洪深。张歆海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即回国任教，先后任北大英文系系主任、清华学校西文系、东南大学文学系系主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1928年转入外交界工作，曾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民国政府驻葡萄牙、波兰、捷克公使。洪深是著名剧作家，自清华学校留美，先去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系学习陶瓷制造技术，后转入哈佛学习戏剧，1922年毕业后回上海，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后担任中山大学英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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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均有学生学习神学和宗教学，但日本学生人数较多。1919年至少有四位日本学生在哈佛学神学和宗教学。其一是松原岩（Matsuhara Iwao，1889—1967），来自鸟取，住在安多弗楼3号（Andover 3），1917年南加州大学文学士，安多弗神学院、哈佛神学院学生。回日本住在东京杉并町阿佐谷。其二是佐藤胜也（Sato Katsuya），来自东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硕士，姉崎正治（1873—1949）的学生。住在沙漪堂8号。哈佛特殊学生。他到哈佛大学学习应该是姉崎正治推荐的结果，大概是进修生。姉崎正治1913—1915年应伍兹（James Haughton Woods，1864—1935）邀请在哈佛哲学系任客座教授，1913—1914年曾举行一系列讲座，讲授大乘佛学，特别是《法华经》以及龙树中观哲学。这些讲座吸引了很多学生，包括深受东方思想影响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艾略特(32)。佐藤1888年出生于熊本县，1917年毕业于东京帝大，1918—1919年留学哈佛，也曾在安多弗神学院上课，专攻宗教学，获神学院嘉睿奖学金（Cary Scholarship）(33)。回国后任教九州大学，曾任法文学部部长。下半年入学的神学院学生有今井三郎（Saburo Imai），住在神学堂34号(34)，他是1919—1920年神学院威廉姆斯奖学金（Williams Scholarship）得主。毕业后回东京，主持最大的美以美会教堂。从上可知，至少三位学生中的两位是拿奖学金在神学院读书。多田贞三（Tada Teizo），1919—1920年在哈佛神学院学习，毕业后任教于横滨的关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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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中，尽管汤用彤原本注册为哲学系学生，但他和韦卓民后来均以研究宗教知名。汤用彤是现代佛教研究的奠基人，从哈佛毕业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大任教，并担任过东南大学、北大哲学系系主任，后来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副校长。而韦卓民当时求学哈佛神学院，回国后主要从事神学和基督教研究，后长期担任华中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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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三、哈佛中、日留学生求学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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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哈佛的中日两国留学生当然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我们前文已提示了哈佛中日留学生的居住习惯有所不同，中国留学生大多数住在校园附近，而很多日本留学生刚到哈佛时选择住在波士顿西郊的日本人聚居区，后来才住到校园附近，似乎比较谨慎，也比较抱团，可能也是生活习惯问题。不过，除此之外，两国留学生群体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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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同样主要来自两个大城市，日本学生仍然主要来自东京，来自大阪者要少很多。而中国留学生注册时表明来自上海的人最多，这当然包括祖籍来自其他地方而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留学的学生。这说明当时上海乃是教育水平较高、西学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从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学生因为学术背景接近美国，英文基础好，也比较容易被哈佛大学录取，学生进入哈佛之后，也比较容易适应。例如俞大维，他入学之后，在哈佛表现极为优异，不仅每年都拿奖学金，还能指出神学院教授穆尔（George Foot Moore，1851—1931）书中的失误(35)。中国留学生注册标明来自北京，乃是因为很多人通过清华学校的留美考试来哈佛，清华学校当时是利用美国返还的庚子赔款而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当然会吸引很多学生参加其选拔考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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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留学生有五人在哈佛学习牙医，这是与中国留学生最大的不同，因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似乎无人学习牙医。日本非常重视牙医，早在1890年即酝酿成立相关组织，当时牙医数量不多。至1903年即成立了牙医的专业组织，即齿科医师会。1926年改名为日本联合齿科医师会。1931年日本设立学校齿科医制度，1940年设立齿科军医制度。1907年中原市五郎（1867—1941）创办私立共立齿科医学校，这是日本第一所专业牙医学校，后来改制为日本齿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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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哈佛牙医学院的日本留学生有五位(37)。上半年入学的有伊藤春之（Ito Frank Haruyuki），加州大学1915年牙医学位（D．D．S，牙医在当时日本叫齿科），来自东京，住在亨廷顿大道706号（706 Huntington Ave．Rox.），就在哈佛医学院边上。他后来又回到加州大学，1927年毕业。下半年入学的有来自千叶县的塚本平一郎（Tsukamoto Heiichiro）和来自栃木的冈崎直四郎（Okazaki Naoshiro），他们两人都住在波士顿波伊斯顿街272号（272 Boylston St.）。老生有来自御津郡的四年级老生高塚（Josuke Takatsuka，4Dn，伊藤春之室友）、四年级增原（Taiji Mashihara），他毕业后在波士顿行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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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倒是有多人在医学院学医，基本上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他们在国内上过相当于哈佛大学预科的哈佛中国医学院。当时哈佛医学院的五位中国留学生，即林文秉（1893—1969）、乐文照（1896—1979）、金铸、胡正祥（1896—1968）、吴旭丹（1892—1988）(39)。林文秉和乐文照1916年刚入学哈佛时是室友，都住在剑桥街1709号（1709 Cambridge St.）。他们都是从上海哈佛医学院毕业之后被送到哈佛来留学的。当时在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China）一共送了六位毕业生到哈佛医学院，一位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每人都取得很高的医学成就。他们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ese Medical Board）资助到哈佛留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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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秉之前曾求学于东吴大学、红十字会医学院、中国哈佛医学院。除了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奖学金之外，1918年他也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哈佛校方颁发的约翰·哈佛奖学金(41)。乐文照原本在北京大学学习地质学，后转入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学习医学。毕业后1922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1923年又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任教。金铸是武昌人，曾求学于上海南洋中学，考入中国哈佛医学院。再转入哈佛医学院。胡正祥来自江苏无锡，从南洋公学考入中国哈佛医学院(42)，1922年毕业后到麻省总医院从事病理学研究，1925年回国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吴旭丹毕业后先后在波士顿肺病医院和麻省总医院工作，1923年回北京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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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留学生对牙医并不重视。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牙医始自加拿大传教士林则（Ashely Woodward Lindsay，1884—1968），他1892年到重庆在仁济医院开设牙科，后来在1917年帮助华西协和大学开设牙医科，1921年培养出第一位中国牙医黄天启，是为中国牙医事业之开端。总之由此可见，至少在牙医和齿科的发展上，日本要比中国更为领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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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虽然中国当时是农业大国，但并未有人来哈佛学习农学，大概因为当时学习农学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去康奈尔，是以哈佛农学并未吸引中国留学生。哈佛当时学习农学的条件和设施还是不错的，有阿诺德植物园、比较动物博物馆、标本馆、植物花园等教学和实践辅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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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学生学习农学者也不多。只有坂村徹（Sakamura Tetsu，1888—1980）来哈佛学习农学，回国后成为著名小麦专家。坂村徹来自北海道，住牛津街14号，和清水武雄住在一起。1913年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士毕业后进入研究院学习细胞遗传学。1919年2月3日在哈佛注册为一年级植物学研究生。毕业后仍回北海道大学任教，1930年任植物生理学讲座教授。1941年出版《植物生理学》上、下卷。他是日本小麦研究的权威，最突出的成就是1918年首次在实验观察中发现了小麦染色体的正确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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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很早便注意美国的农学教育。1872年日本政府为开发北海道设立了开拓使临时学校，1876年改制为札幌农业学校，聘请麻省农学院的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1826—1886）前来主持校务，该校遂朝着美国公立大学的建设方向发展。克拉克培养了很多著名日本学者，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农业经济学家新渡户稻造（1862—1933）。新渡户1884年自东京帝大赴美留学，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三年，同学中有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新渡户在美留学期间，已获札幌农学校聘用，但要求必须获得博士学位，于是他从美国转赴德国哈勒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后来先后在札幌农学校、东京帝大任教，1918年任东京女子大学校长。由上述可见日本农学一早便受到美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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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有一些学生通过考清华学校的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出国留学，学习农学。比如胡适，他最初通过庚子赔款留学项目到康奈尔大学，即在农学系学习农学，后因兴趣转向哲学和文学，遂放弃农学。中国早期受美国影响的农学家大多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较著名者如邹秉文（1893—1985）、钱天鹤（1893—1972）、沈宗瀚（1895—1980）等人。邹秉文1912年入康奈尔学习机械工程，次年转入农学院，1915年回国任金陵大学教授，1918年任南京高师农学教授、农科主任。钱天鹤1913年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19年回国任金陵大学农学教授、蚕桑系系主任。沈宗瀚1923年赴佐治亚农业大学学习，1924年转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27年获得农学博士，回国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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