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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哈佛牙医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于1867年7月17日，但到当年11月第一个周三才第一次开始上课，一直上到来年三月。第一次牙医学位候选人考试在1869年3月6日举行（Register，1919，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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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地址为107 Queensberry St．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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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两位华裔医学学生，一位是来自夏威夷的Mon-Fah Chung，另一位是来自首都华盛顿的C．H．B．Huang.两人均参加了哈佛中国同学会，但注册时未列入来自中国的学生名册。Chung是当时波士顿华人医学协会（The Chinese Medical Club of Boston）会长，该会1920年时一共19人，其中10人来自哈佛医学院或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护士三人。见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16，November 1920-June 1921，p．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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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参见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1916；张大庆：《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第2期，137～155页；夏媛媛、张大庆：《昙花一现的中国哈佛医学院》，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第1期，55～69页；蒋育红：《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成立及其对中国的早期资助》，载《中华医史杂志》，2011，第2期，90～94页。1916年中国哈佛医学院停办，学校迁往北京，成立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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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ho’s Who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Berkeley：Lederer Steet and Zeus Co.，1921，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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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ho’s Who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21，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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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Hepburn Chair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onstitution；见The Japan Review：A Herald of the Pacific Era，Volume 4，edited by Committee on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Foreign Students，1919，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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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前田是新渡户的门人，两人和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1910—1990）的父亲August Karl Reischauer（1879—1971）在东京交往密切；见George R．Packard，Edwin O．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p．19-20。又，胡适在1936年7月17日访问东京时曾与高木八尺会面；见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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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当然，这之前还有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的赵元任，这之后有1920年入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的李济，也都是人中之龙。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成立，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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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关于留美学生民族主义意识和实践的讨论，见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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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67～6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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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有关圣约翰大学的发展，见熊月之、周武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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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山本在留学哈佛期间，结交了很多美国朋友，但喜欢下将棋和打扑克，最长的一次曾连续打了26小时扑克；他也访问了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一带的石油工业，因为他非常注意和海军、空军有关的信息；见Alan Schom，The Eagle and Rising Sun：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3，Pearl Harbor through Guadalcanal，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4，p．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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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John Costello，The Pacific War 1941-1945，New York：Rawson，Wade，1981，pp．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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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中也有人到普林斯顿进修，如山口多闻（Yamaguchi Tamon，1892—1942），1921—192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见Princeton University ed.，Catalogue of Princeton University，1921-1922，1922，p．339.山口多闻后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之战中与他指挥的航母飞龙号一同被美军炸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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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附录二 没有过去的历史：学术史上的日本东洋学——读《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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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关心日本的中国学？日本的中国学处于世界中国学的领袖地位，无论在理论思想框架的建立、新方法的发明还是在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旧材料的重新审视与阅读方面都对世界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英语世界的中国学学者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鉴日本的中国学成果，很多大学并在制度上要求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日文学术材料的阅读能力。虽然对于中国而言，现在不再是陈寅恪所谓“群趋东邻学国史”的旧时代，但日本的中国学仍然是中国学者难以忽略的。今天我们尚在讨论是否有复兴国学的必要，尚在议论所谓传统国学的价值，日本学者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已经在主流学界几乎全面颠覆了其传统汉学，并开辟了东洋学以及所谓支那学的新纪元，并迅速在20世纪确立了其在中国学研究上难以撼动的国际领先地位。认真审视日本中国学的发达史十分有助于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学术诸层面。而本文所要特别讨论的一个读本是田中斯蒂芬在1993年刊出的《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1)。考虑到当代中国学界有关近现代国学、汉学、西学的争论(2)，可以看到所谓国学、汉学等讨论在中国尚没有过去，并没有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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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基本上都认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汉学和支那学，战后才有中国学之称(3)。日本的汉学和支那学、中国学研究近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对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视，已然渐成显学，参加这一新领域建设的中国学者很多(4)，并有很多丛书出版(5)，甚至日本学者反思中国学的著作也被译介过来(6)。许多重要的论题被反复讨论，如日本汉学与国学的关系、中国国学的说法与日本国学名称的联系、日本汉学与支那学、东洋学的关系、西方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比较等，这些努力使得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日本研究中国的历程及其历史语境。但是相当多的论著特别关注日本汉学以及中国学的贡献以及和中国的交流、和西方汉学的比较，从而忽视了其变化的内在历史机制和日本近代中国学者的心态分析。田中的著作特别注重站在亚洲以外的立场来挖掘当时日本支那学者的心态和历史语境，并同时兼顾了西方近现代学术（而非汉学）与日本近代东洋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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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现代史专家。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包括明治时期的审美、信仰与国家性，以及儿童史。他的日本史学术曾受益于著名的日本史家华盛顿大学的派勒（Kenneth B．Pyle）、芝加哥大学的奈地田哲夫（Tetsuo Najita）和哈鲁图尼安（Harry Harootunian）、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 Iriye）(7)；而此书在修改阶段也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指点，如阿萨德（Talal Asad）以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从这一名单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田中的学术背景。《日本的东方》一书获得1993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当时田中任教麻省克拉克大学。获奖后自1994年起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目前担任加州大学日本研究项目主任。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是美国东亚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学者熟悉的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也在该校任教。田中认为自己没有去东大或京大学习而进了立教大学十分幸运，因为他研究的主题和东大与京大关系密切，如去可能反而对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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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说，正如作者在撰述缘起中特别提到的，他受到当代西方学者反省西方撰述中的东方思潮影响，并以之为参照来研究所谓日本撰述中的东方，有很强的知识考古学意味(8)。影响和启发他的思想家包括巴赫金、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福柯、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这些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启发了田中思考日本的所谓东洋学，特别是巴赫金论发现和维护社会的多样性、福柯论思想的优越系统、塞尔多论话语中的人群、列维纳斯论真相的压制。此书虽然主要围绕日本现代东洋史的奠基人白鸟库吉的著作展开论述，但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一部研究以白鸟库吉为中心的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学术思想与社会观念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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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此书主要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则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找到相等，包括两章，第一章从汉学到东洋史——寻找历史，第二章东西方的聚合；第二部分名为创造差异，包括插曲——差异与传统，第三章支那——把日本从中国分开，第四章支那——日本出现的叙事，第五章支那——一种话语的权威化，第六章考古学：支那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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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部分最值得注意，田中不仅介绍了他选择日本东洋史兴起这一主题的理由，还提供了一些日本近现代史的背景，并概括和提示了全书主要内容。田中指出现代化的兴起引发了观念和术语的改变，随着西方现代的发展，一些术语的对立开始分化，比如西方与东方、文明的与野蛮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高级的与落后的、知道者与被知者等。从19世纪开始，日本的主要史学家开始接受现代化的历史观念，接受西方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中的信仰，即所谓科学研究中存在真理、客观性和进步的可能性。而日本当时话语中的东洋成为日本学者重建历史的资源，其中又主要以支那为主。支那一词在20世纪上半叶使用最为普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原为明治维新前使用的中国一词。作者指出，支那一词被一些近代时期许多有不同目的的群体使用，比如日本的国学家使用支那与日本来区分野蛮与文明、外与内等含义；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者用支那一词把他们和清朝政府区分开；在日本，支那还把落后愚昧的中国与现代亚洲国家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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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日本学者已经弃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仍有少数不同声音。白鸟库吉的传人、东大教授、东洋文库的理事长榎一雄就坚持使用支那一词。他甚至在1983年出版的《欧罗巴与亚细亚》一书中还提供了所谓坚持用支那代替中国一词的理由：中国只是中国人用来称呼他们自己国家的词，外国人不需要附和使用；支那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前已经在日本生根，早在9世纪空海大师从中国携回的佛经中已经出现，而且明治维新以后支那成为比清国含义更广的名词；中国一词暗示了中心性，代表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视中国文化更古老更文明的文化沙文主义态度；日本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所以必须区别中国和支那两个词。他坚持认为支那一词更准确，更中性，以China的形式为世界各国使用，而且明治以后在日本广为人知。换言之，他认为汉字中国一词在日本历史上使用是因为当时日本很弱，现在日本已经是现代国家，不必再使用中国一词。但是正如田中所指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支那人一词实际成为弱者和牺牲品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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