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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保定读书的情况,他几乎没有说过。反而是1950年间,大伯父当上了高阳县的政协委员,高兴地来北京探望和观光。他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后,顺口说:“你爸自幼爱念书,很小就能背诵三字经,从上小学起要徒步走到县城里,来回各走五里地也乐意。你爷爷虽然是教书的,却并不想让孩子们总是一味读书,怕读成了书呆子。但你爸爸有灵气,老师一说就领会了,还喜欢在大人们说话时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你爷爷对他这个乖巧儿子特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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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父还告诉我,父亲进入保定“省立第六中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在前。家里人都看出来了,这个家业早晚要交给他的,对此大家也充满了期望。在父亲进入高中时可以住校也可以走读,他选择了住校,开始锻炼生活自理的能力。后来我得知,第六中学校风好,师资力量强,曾培养了生物学家牛满江等许多有才华的人。它就是今天的“保定市第一中学”的前身,距离“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所在地(旧育德中学)约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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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父亲填写的履历表:中学时代赶上了五卅惨案,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学校空气消沉,《大公报》《国闻报》应运而生。“我经常阅读,合自己口味。对第一次大革命至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历史,当时全不清楚”。虽然他说没能更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是因为报纸的报道不全面,而且说自己读大学时期的表现为中等偏左,但是我从他的一系列表现看,觉得他该近于左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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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单身北上求学,遵循祖父生前的遗愿,带着他的母亲和哥哥们的重托与期望:振兴家业,实业救国,应做出比他三哥更辉煌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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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平后不久,他报名参加了位于西城区北沟沿路(现名赵登禹路)西侧的北平工业学院的入学考试。期间看到该学院的设备陈旧,校园里空气沉闷,比不上师范大学等学校,担心在此学不到多少技能。在与同乡和新认识友人的接触中,他深深感到国家的形势严峻,青年的责任重大,“国不保家也难保”,于是在接到工业学院录取通知书后,没去报到,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他也隐约想过将来当个历史老师,站在讲台上向青少年讲述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史及屈辱的近代史。于是他调头报考了爱国气氛浓烈、学术思想活跃的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文预科(那时各地的中学水平不一,所以要先读两年的预科)。半个月后,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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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他时年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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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作主张的消息传到老家,立即引起了波澜,很不被家人认可,几个回合的来往书信都是激烈的争论。祖母一向很疼爱小儿子,虽然不识太多字,但思想还比较开通,相信一向听话、稳健、从没做过莽撞事情的老儿子的选择必定有他的道理,就劝说大家不要太计较了。期间三伯父常到北平,准备在北平商业区——前门,设立分部以扩大经营范围。在和父亲的接触中也觉得他长了很多见识,还能把工厂遇到的困难梳理清楚,并提出较好的解决方法。三伯父更加醒悟:现今国家难保了,村镇和自家也难发展生存了。他回到老家劝说大伯父、二伯父后,家里的不满情绪才慢慢有所缓和。几年过后,家里人逐渐觉得这老四还是很有远见的,也将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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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北平入校之前的几个月里,居住在老乡介绍的位于西四牌楼颁赏胡同一个小院里,一个单人小房间。吃饭是个问题,他常常是到街头的小地摊上或胡同里挑担子旁吃小吃,这养成了他一直很喜欢北平小吃的习惯——面茶、馄饨、豆腐泡丸子汤、豆腐脑、烧饼、硬面饽饽、豆汁就窝窝头、菠菜豆腐汤就窝窝头等,他此生的饮食没有偏好也没有忌口。工作后,他认识了同事兼老乡王振铎,两个人口味相投,常一道去东单牌楼西北角的小吃摊点,吃卤煮火烧、涮羊肉等。在我上高中时,母亲曾把父亲保留下来的一个长长的1934年的支出账单给我看,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父亲自己的生活比较节俭,曾给了母亲生活费近百元大洋,并且在8月份毕业后找工作的空隙,随着三伯父去了青岛,又花费了百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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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清末戊戌变法的产物,是国内最早建立的几所高等学校之一,更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端。经过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师大在风风雨雨中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教育观念现代、学科门类齐全的全国著名大学。当时学校师资实力雄厚,仅文学院就云集着如梁启超、钱玄同、黎锦熙、陈垣、高步瀛、吴承仕、余嘉锡、张星烺等享誉国内外的大师。学校早期提出“诚实、勤勉、勇敢、亲爱”八字校训,后又陆续有“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学校师生的座右铭。学生们要求自己具备端正的品德、精深的学术和高尚的情操。师大的学生就是沐浴在高尚、儒雅、向上的阳光下学习、成长的,因此在社会上声誉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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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大学的学习生活很是满意,曾多次说,这六年太重要了,使他懂得做人,是他成长的定型期。首先,自己的思想在与进步青年的交融中得到提升。其次,许多老师的治学精神对他的教育和熏染作用极其深远。当时师大采取主、副科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措施,使学生既有专长又知识广博,触类旁通。特别是开设大量选修课,文理科学生可以交叉选课,既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又使各科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相互影响,使得文科学生也机敏,理科学生亦儒雅,体育科学生尚斯文。父亲选修了许多课程,如声乐课,器乐课(学习了弹钢琴、吹笙),图画课,西洋艺术史与美术史,对于他的全面成长大有裨益。现在该学校档案室里,还完整保存着他各个学科的优良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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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北平师范大学距离琉璃厂很近,他常去书店看书,也买了些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另外,学校就在厂甸地区,他也赶上过几次春节庙会,1947年春节时还饶有兴趣地带全家去了一趟,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他的大学生活及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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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学期间,还频繁出入位于北海前门西边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说那里环境优雅,有传送书籍的自动传送带,还有自动饮水机等设备,属于国际水准,还藏有很多线装书,慢慢品味阅读它,编辑卡片,“真是难得的享受”。在寒暑假里,他没有把时间全放在老家,而是安排了一些时日专门来这里。为此还专门购买了一辆较时髦的英国凤头自行车。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就到大门西面的西什库大街的小吃摊点草草吃一点,有时是面茶就着硬面饽饽,或糖酥芝麻酱火烧,或戗面馒头,有时则是窝窝头和豆汁、咸菜。每每回忆起这些,他总是说:“挺好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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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图书馆(父亲摄于上大学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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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上大学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民族危机,救亡热潮风起云涌。据他在1957年的反右思想检查中所写,学校里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几种思潮和人物都有,他是中间而偏向革命的。他曾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北平学联举办的暑期社会科学补习班,听取过许德珩、侯外庐等进步教授的讲演,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思潮的影响,还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与此同时,也开始注意和关注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直到晚年,他依然能对这些人物当年的许多事情说个没完,说:“国家有这些财富,太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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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的大学生活,我得到三个“旁证”。第一个是50年代在颐和园,他意外遇到同专业但高一届的同学黄现璠(1)。黄1974年1月25日的来信说,“你还像三十年前大学时期那样慷慨激昂、侃侃而谈吗?回想当年同系相处,切磋琢磨情景,言犹在耳,也宛如隔世”。第二个是20世纪70年代,我有个同事是地质学家张文佑教授的儿子,我去过他们家几次,闲谈里得知,张先生的妻子刘蕴真,也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比我父亲低一年,相互熟悉。她说:“你爸爸个头高,走路轻盈,说话有口音但清晰稳重,对同学会的进步活动很热衷,大家说他像《家》《春》《秋》里的老大,爱国之心能流露出来,我们那时就相信他肯定是个国家栋梁。”还有一个是60年代初,家里突然来了位南方客人,曾是父亲的老同学,热情的叙谈中我能听出,当年两个人都有着爱国的远大抱负,父亲向他说起了韩振江的事,他听了啧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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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同学会部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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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给冯玉祥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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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您还和冯玉祥有接触?您的历史怎么那么多事情啊。”1967年,父亲在家里要写各种材料、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其中涉及曾去泰山和冯玉祥在一起待了两个月,我这才第一次把父亲和冯玉祥的名字联系起来。我有些懊恼地想:你怎么惹来那么多事啊?不管社会对冯玉祥怎么看,你认识他总不会是好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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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陆续听他讲了些情况。大学三年级时,经高新亚介绍,于1933年夏季,和另外五个年轻人一起,去泰山的普照寺给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半读半讲世界史课程,整整两个月。冯玉祥点名要思想进步、受传统观念约束较小的青年人来给他讲课,并要他直率地说出自己的分析见解。父亲每星期二晚上讲,轮到别人讲时则做听客并参与讨论。每次讲课后都要在一起议论一番,古今中外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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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人的领队,父亲记得是姓裴,后来没有联系了。但“文革”前又听说,他是地下党员被派去台湾,不料因所在地下组织被破坏而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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