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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一口的保定府口音，遇到我父亲也说乡土话，立刻拉近了距离。父亲还陪同冯玉祥一家去探望了泰山孤贫（儿）院两次，也去过冯玉祥办的小学（今冯玉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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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特殊的经历时间不长，但对他思想观念和世界观的成长、提升有深远影响。在他晚年，向我们子女多次称赞冯玉祥“心地的大度，眼界的宽广，对人的平和，善于倾听的态度，纯朴自然与体谅民情的心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他所敬重并深受其感染的人。父亲还记得他写的诗《我》的最后几句：“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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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父亲和几位年轻教师在普照寺东北侧的卧云台。在他们讲课期间，冯玉祥正在此处盖房，以纪念几位烈士用。1935年，冯玉祥在此建成了“烈士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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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说，这次讲课对于冯玉祥有正面作用，他接受了唯物史观后的一些言论即为证明。例如他在第二年竖立了两个石碑，刻有他手书的两句话，其中的一句是：“若不信辩证的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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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对一些御用文人的献媚取宠、见风使舵做墙头草、见利忘义等行为十分反感，这也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说“这就给我打了预防针，更懂得了做人的尊严、人格和义气”。这种感触的由来，是和一次课后讨论时冯玉祥的激动情绪有关。说到当年在与蒋介石作战时，冯玉祥说：“哪怕我再多一个团的兵力，我也不致败下。”大家听得很入神，都记住了这句话，却也没再说什么。几天后父亲又听他们中间的一人私下说，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冯玉祥心里有个很深的隐痛，不愿意明说。原来在那次作战中，有位曾跟随他多年的干将，冯玉祥本是很赞赏他的，只是没有外露，他却突然脱逃了，冯没这个准备，以致损伤那么大。而那人脱逃的原因，只是觉得冯玉祥对他要求太严厉，对下面将领们奖赏“还不够”，因此而叛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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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讲到，其实冯玉祥对手下都是相当民主、客气的。就是对当地的村民百姓，也很注意体察民情。他在1933年初春节前夕，看到村子里许多老乡还在为缺粮而犯愁，就给每户发放了一袋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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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从泰安返回北平时心情很好，路过济南时曾去趵突泉游览，并拍照留念。此后，他一直保存着那张照片，却不曾料到，此生为了探寻大汶口文化又来山东五次之多，其中有一次长达4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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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冯玉祥泰山纪念馆的信件草稿（第1页，写于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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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档案室保存的1934年史学部毕业照（后排左一韩振江，前排左二许兴凯(2)，前排左五陆泳沂(3)，前排左六系主任李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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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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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徐旭生之一：亲其师而信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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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大学毕业，父亲是这一届毕业同学会的交际股成员（另外有编辑股、事务股、出版股），张罗了同学聚会、典礼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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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想毕业后在北平或者老家做历史教师，说是为了“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没想到天赐良机，毕业前夕，教育家、师大校长李蒸先生知人善任，认为父亲机敏且稳重，专心且善思，更适宜做研究工作，因此就推荐他这个河北汉子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求职(4)。赶巧该所的所长是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徐炳昶（旭生）先生（以下或称徐老伯）。徐先生对他素有了解，当场就满口答应说：我将向院长禀报，几天后你就可以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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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凑巧。那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与徐旭生一样都曾留学法国，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且在法国与徐先生相识。李石曾与李蒸又一向关系密切，1930年教育部任命李石曾到师大出任校长，他委托李蒸为代校长任职近一年。北平研究院得到的经费资助也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中央政府拨款。我父亲和李石曾相识后才惊讶地得知，他也是高阳人，且和我的三伯父也有过良好接触——三伯父去南方考察也来自李石曾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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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设在中南海的西四所（位于怀仁堂左侧）里，中南海新华门的大门口由身穿黄色呢子军服的高个头宪兵看守，挺威风的，凡研究所业务人员出入新华门时必行军礼致意。向父亲行军礼，这是我此生唯一见到的一次。研究所下设考古组和历史组。考古组刚起步(5)，人员不多且不很稳定，由徐旭生负责，即聘请何士骥和我父亲等人共同工作。历史组则聘顾颉刚为主任，阵容强大，有吴世昌、吴丰培、刘厚滋、张江裁等为编辑，请刘师仪、许道龄、石兆原等为助理；又聘了陈垣、孟森、容庚等人为名誉研究员，冯家升、白寿彝、王日蔚、杨向奎、顾廷龙、王振铎、童书业等数十人为名誉编辑。其中，冯家升、王静如、白寿彝、王振铎等自此成了父亲的终生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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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好新交。父亲说他工作后“像海绵那样渴求知识，渴求和那些有学识的人交往学习”。对于那时同事们的名字，到了晚年他都能一一说出。工作不久，就和在南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傅斯年有了几次书信交往，傅与陈寅恪所崇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给他极深的记忆，延续了一生。还认识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钱临照、翁文江。在书柜里，一直珍存着王国维、向达、竺可桢、唐启宇、翁文灏等人当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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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鸡的“古大散关”，此碑已损毁（左一何士骥，右二徐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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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徐旭生在同一房间工作。几番长谈后，徐老伯见他进入角色快，对中国现代考古学“修国史”的任务开始着迷，就给予重压，同年10月底即让我父亲随他和何士骥等人一道至陕西宝鸡斗鸡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随后就交由他负责沟东区的发掘，由此翻开了他此生的新篇章（何士骥在西安负责整理沟西区的资料）。依我的感觉他就是“死认这一门且用心一也”。在徐老伯的长期指引下，他的脑海里逐渐酝酿形成了他晚年时呼出的理想：为重建中国古代史（史前史）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