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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野外工作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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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6日，我参加了在宝鸡召开的纪念陕西考古工作八十年座谈会，见到了罗宏才先生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他的《陕西考古会史》一书。他发现了我父亲在斗鸡台工作期间的见闻录（载《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6年第七卷第二期，第79页）。里面述及当时工作的艰苦，是父亲不曾在家里说过的，现将部分语句摘录如下——他们共11人于1934年11月19日乘两部载重汽车从西安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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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装满了行李，箱子，和一切日常及工作器具，人就坐在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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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地坐在车上，迎着峭厉的西风，引起一种悲壮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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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景动人的陈宝（祠），也式微的不堪了。只有不大的三间正殿，三间门洞，和四小间东西厢房。陕西考古会的临时办公处，就设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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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屋都门窗洞开，立刻找来些高粱秆作窗棂，用麻纸糊起来然后把行李铺在旅行床上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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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凉风阵阵，真有说不出来的凄清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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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旭生先生，是在此前的自备科学考察中受过极度艰苦环境锻炼的年长者。他作为带头人，为鼓舞士气，曾在工作站撰写了新联，显示着他高昂向上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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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闪光，兆秦族兴王之运，实即启全中国大一统之机，庙建陈仓，像设北坂，水涯于今存古祠；雊雉来格，乃宗教祀物之胤，亦可为数千年群神祇之姊，栋宇无恙，雕绘如昨，村老岁时奉蒸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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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尤使我深受感动、心生敬佩。我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位品德高尚者的常年带领下，才会逐渐被熏陶培养为一个合格的学术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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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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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令人惊讶的两件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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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带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记得那是1954年，考古工作者白万玉先生顺路来我家。白先生的家在西直门，和我家相距一站地，他是常客。他们谈论着发掘方面的事情，我不懂，也没细听。忽而怎么地，听白先生又说：哈，要是再来检查咱们斗鸡台的账目可就有戏唱了，你没有假公济私，反而是假私济公啊，那该倒贴不少钱还给你才对啊。我听懂了每句话，却不明白整体的意思，事后我和母亲问父亲那句话是怎么回事，他敷衍说，那是白先生随便说说的，全当玩笑听听呗，算不上事。此后我也就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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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时任北京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先生来我家做客，又聊到这事。父亲又是含笑说：没什么。1997年父亲去世后，我在赵其昌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里看到，他曾于50年代住在十三陵的长陵挖掘现场，夜晚休息时，听白万玉先生聊天时说的一件往事：在宝鸡斗鸡台工作的最关键时刻，经费许久不能到位，又恰有一位民工因墓坑坍塌伤亡，现场工作很难为继。为了让这个摊子不至散伙，父亲就毅然写了个条子，请白万玉次日一早，带上一名体格健壮的民工和防卫用的枪支，徒步三天直奔西安，去找那时在西安的三伯父。我的三伯父看完纸条让他俩休息一夜，第二天就把500大洋藏在几个麻袋的货物里，雇了两匹骡子。他俩日夜兼程，安全带回了斗鸡台。那期间仝和工厂在西安已有布庄，三伯父正好在西安策划再开设一个织布厂。这笔钱相当于我父亲9个月的工资。但事后，他没有向研究所汇报这个事情，更没有申报（要回）这笔费用。赵先生说，白先生提到此事，对于我父亲的敬佩溢于言表，常挑起大拇指。我看了这篇文章后连忙问母亲，母亲说，在1936年父亲返回北平时只是简单一说，但还真的不知道是那么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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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让我回忆起另一件小事。我曾听父亲说，当年的战乱和人员的调离，使得许多现场的照片和原始资料缺失了。我进而问父亲，家里的这个小小测长器，该是公家的吧，怎么没归还呢？他说，你们头脑里都是供给制的思想并习惯了，用啥都得找公家解决和报销。我们那时没那么优厚，缺啥小件就自己掏腰包买呗。母亲告诉我，他手里的德国莱卡照相机和三脚架也是自己花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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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关于阿房宫。在本书写作后期，我注意到，早在1933年，北平研究院的徐旭生、常惠、何士骥、张嘉懿就致力于西安一带的考古调查。此后在我父亲写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第一章《绪论》“三遗址的选择与发掘区确定”中，转述了古迹调查的七处“重要遗址”，第七处为“阿房宫遗址”：位于今长安城西二十余里之阿房宫村附近。其地残砖瓦不少。村南有大土台，俗名“上天台”，通常认为即阿房宫址。根据调查，其遗址所在，约尚在台西二三里，古城村之东南。这个结论竟然和现今我们动用了很大力量确定出的遗址位置十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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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当年是否去过阿房宫遗址，没有文字记录。他在家里极少提过阿房宫三个字，因那时大家还不关注阿房宫。但我能回忆起和遗址探查有点关联的几件小事。在斗鸡台发掘后他们曾在西安驻扎累计近一年。王振铎伯伯在1961年曾在他家里对我说起：“我们年轻时，哪儿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下班急于回家操家务，你爸爸就是没白天没夜晚的干，到了野外更是兴奋，从宝鸡完工就立即到西安市里关起门来整理起瓦片儿了，如醉如痴不顾家——新婚的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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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忙累了怎么休息呢，我回想起父亲说的，“四处走走，和老乡聊天，晚上还去听戏，那时西安有大大小小的戏院几十个，一年到头演，小戏院门票很便宜，我们几个人就去过好几次呢，秦腔嗓门粗犷有力，唱到感情深处也很婉转动人。没有钱的穷人就一直蹲在戏院门口周围闭眼听戏。西安的戏迷多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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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那时居民住房不算密集，不少地方能看到出露的建筑遗迹和人类活动遗迹……西安的里里外外几乎没有哪块土地没有被人挖掘过，耕地的地表常能找到陶片、碎砖瓦，处处都是宝，都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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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几乎唯一的一次提到阿房宫，是在五十年后的1985年10月初，他在俞伟超、张忠培和严文明先生的陪同下，考察了辽宁绥中姜女石秦宫遗址，回到家里聊天时侃侃而谈地说：“秦始皇觉得他是天子，北、西、南三面的疆界都清楚了，就差东面了，待找到了渤海湾时觉得对头了，觉得这里该是国门。于是他在这里建30公里长的碣石宫当作第二道门（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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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把修骊山、修阿房宫的现成的工匠调去，砖瓦制作、夯土办法也和以前都一样。我注意到，两处的夯土都细如面粉。直到汉武帝时建望海楼的夯土技术还是和建阿房宫时一样，大瓦当的图案也几乎和阿房宫一样，当然经过了百年图案稍有改变但技术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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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他的这一段阿房宫土质情况的谈话得知，他的确到过阿房宫遗址，且触摸过那里的夯土和瓦砾——细细抚摸器物是他的习惯。于是我推测，他在绥中秦宫遗址惊呼“碣石宫”时，是因为他蹲在地上仔细抚摸了那里的细土之后，感觉到了绥中秦宫和西安阿房宫两地夯土的性状一致。只是不知道他1951年再次去西安试掘时期，是否再次去过那里。我现在翻看到，在他1951年书写的西安地区考古调查未发表的图件资料里，确实依旧标注着阿房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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