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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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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我的把兄弟韩振江,老实可靠,想前来和你合伙做生意,请你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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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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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拾陆年某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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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走后,一直没有消息,这和以前介绍过去的两三个人情况相同。以后父亲和他的哥哥们说起此事时,他们也都说没得到音讯。只因韩振江留下了他的皮箱,所以让我们全家一直没有忘却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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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父亲携全家去新街口电影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唱起歌曲《松花江上》时,我看到他在禁不住地流泪,并赶快用手绢擦掉,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流泪。以后他对我们这些子女说,那时国难当头,民族危难,群众抗日救国的激情和斗志,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还很难深刻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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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振江的箱子,一直保留到1950年。父母想,新中国成立一年多了,还没有他的消息,那就把箱子打开吧。一看,几乎全是他的西服,另外还有一件短大衣和四五本写有他名字的线装书。几年后我长个子了,穿上他稍长的衣服也算合身。这让我加深了对韩振江三个字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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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韩振江在大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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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南下昆明:他的第二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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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了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的北平研究院办公地点,将未能及时转移掩蔽的考古原始资料、文件等大量掠夺,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很是痛心。父亲作为徐旭生的行政助手,在和后方取得联系后,和化学所所长刘为涛、物理所钱临照三个人一起,将北平研究所事前隐藏在中法大学的资料、贵重仪器等,还有他隐藏在中德学会的一些原始资料,一并委托东交民巷的英商太平洋公司,由天津搭乘英轮,取道香港和越南海防,终于在1939年夏天运到了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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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徐老伯和我聊天时说,你爸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完全来自他的自觉。“七七事变”后史学研究所留有七八个人,但考古组就剩了他一个(徐老伯先于他去了昆明),他照例上班。有时为了躲开日军在中南海里的骚扰,就到北平图书馆去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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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城里的气氛逐渐紧张。家里小院子南墙外紧临着的大马路(现在的平安大街)上,常有日军背着带刺刀的步枪来往巡逻,军靴“咔咔”地很是刺耳。院子大门常常要紧闭着,小孩子更不能随便出去。还有多次,在急迫的敲门声后,两三个日军蛮横地冲到各个屋内四处搜查,首先是翻查抽屉,把里面的物品全倒在桌子上,进而翻查柜子,连同床下、被褥下都用刺刀挑起来翻看。我清楚记得,每次我都被吓得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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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各家不允许存有收音机,害怕你用短波段听取外地电台。父亲把收音机用蓝布包起来,藏在院角厕所的柴火堆里,奶奶自此就再也没能听它了。家里也不能有较多的图书报纸文献资料、信件纸张等,免得惹麻烦。父亲把他自己的文字资料分几批带出去了,多是藏在中德学会办公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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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先期到达昆明的徐旭生来电报通知,说父亲现在可以并且要尽快动身转移去昆明。考虑到交通极度困难和时局震荡,也为了避免离开北平时日军的阻拦,只能和徐老伯一样,暂不带家眷同去。研究院设法给他购买了机票,从上海绕道香港,再到越南或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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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实在没这个思想准备,曾一再劝说父亲:咱们好不容易安好了这个家,你却要妻离子散,丢弃我,这是何苦呢。能否就在北平另外找个工作,例如当个老师算了,不必长途跋涉去昆明了。“世态万变难预料,咱们活在一起吧”,我的身体也不好,你的儿子刚一岁还没断奶,“家有母亲儿不远离”啊,再加上日本宪兵无缘无故地常来家中搜查,日益紧张,家里没有个男人应承实在是太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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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直接回答奶奶的要求,沉默了几天,最终还是以“我离不开我刚刚开了个头的事情,那些资料需要我去整理”为理由恳求并带有些勉强地说服了奶奶,并承诺不久会回来的。然后,毅然决然匆匆启程,和刘为涛、钱临照历经一个多月时间到达了昆明,和徐旭生会合了。临行前父亲还特意给奶奶买了一架留声机和一些京戏、京韵大鼓的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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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抉择,时年29岁。也是成家后第一次离开了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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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北平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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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去昆明的行程,我有一个旁证。1986年年底,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从《人民日报》编辑手里转过来的信,是他的一位“船友”谭振中先生寄来的。原来,1938年他们同在一艘轮船上,从天津出发去的香港,两人在香港分手后各自去了昆明和重庆。两人当时在船上几天,互相说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慷慨之词,所以都还记得对方。建国后,谭先生曾多次打听父亲的消息,但都没有成功。原来,他在天津建筑材料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有一天意外地在1986年12月5日的报纸上看到父亲在内蒙古考察的消息。父亲接到他的信后,也很兴奋。次年,两人相逢,感慨万分。母亲说他们谈得很投机,让她也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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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动身去昆明时,嘱咐我奶奶带着我们母子迁移到别处居住。1941年初,奶奶把厂桥的房子卖了,再买下西城区石碑胡同(现更名育德胡同)西头21号的小宅院,全家向西迁移了一公里多。这里居民密集,心里踏实些。这时,奶奶手里的零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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