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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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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我的把兄弟韩振江，老实可靠，想前来和你合伙做生意，请你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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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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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拾陆年某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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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走后，一直没有消息，这和以前介绍过去的两三个人情况相同。以后父亲和他的哥哥们说起此事时，他们也都说没得到音讯。只因韩振江留下了他的皮箱，所以让我们全家一直没有忘却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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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父亲携全家去新街口电影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唱起歌曲《松花江上》时，我看到他在禁不住地流泪，并赶快用手绢擦掉，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流泪。以后他对我们这些子女说，那时国难当头，民族危难，群众抗日救国的激情和斗志，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还很难深刻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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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振江的箱子，一直保留到1950年。父母想，新中国成立一年多了，还没有他的消息，那就把箱子打开吧。一看，几乎全是他的西服，另外还有一件短大衣和四五本写有他名字的线装书。几年后我长个子了，穿上他稍长的衣服也算合身。这让我加深了对韩振江三个字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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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韩振江在大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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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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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南下昆明：他的第二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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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了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的北平研究院办公地点，将未能及时转移掩蔽的考古原始资料、文件等大量掠夺，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很是痛心。父亲作为徐旭生的行政助手，在和后方取得联系后，和化学所所长刘为涛、物理所钱临照三个人一起，将北平研究所事前隐藏在中法大学的资料、贵重仪器等，还有他隐藏在中德学会的一些原始资料，一并委托东交民巷的英商太平洋公司，由天津搭乘英轮，取道香港和越南海防，终于在1939年夏天运到了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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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徐老伯和我聊天时说，你爸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完全来自他的自觉。“七七事变”后史学研究所留有七八个人，但考古组就剩了他一个（徐老伯先于他去了昆明），他照例上班。有时为了躲开日军在中南海里的骚扰，就到北平图书馆去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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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城里的气氛逐渐紧张。家里小院子南墙外紧临着的大马路（现在的平安大街）上，常有日军背着带刺刀的步枪来往巡逻，军靴“咔咔”地很是刺耳。院子大门常常要紧闭着，小孩子更不能随便出去。还有多次，在急迫的敲门声后，两三个日军蛮横地冲到各个屋内四处搜查，首先是翻查抽屉，把里面的物品全倒在桌子上，进而翻查柜子，连同床下、被褥下都用刺刀挑起来翻看。我清楚记得，每次我都被吓得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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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各家不允许存有收音机，害怕你用短波段听取外地电台。父亲把收音机用蓝布包起来，藏在院角厕所的柴火堆里，奶奶自此就再也没能听它了。家里也不能有较多的图书报纸文献资料、信件纸张等，免得惹麻烦。父亲把他自己的文字资料分几批带出去了，多是藏在中德学会办公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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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先期到达昆明的徐旭生来电报通知，说父亲现在可以并且要尽快动身转移去昆明。考虑到交通极度困难和时局震荡，也为了避免离开北平时日军的阻拦，只能和徐老伯一样，暂不带家眷同去。研究院设法给他购买了机票，从上海绕道香港，再到越南或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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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实在没这个思想准备，曾一再劝说父亲：咱们好不容易安好了这个家，你却要妻离子散，丢弃我，这是何苦呢。能否就在北平另外找个工作，例如当个老师算了，不必长途跋涉去昆明了。“世态万变难预料，咱们活在一起吧”，我的身体也不好，你的儿子刚一岁还没断奶，“家有母亲儿不远离”啊，再加上日本宪兵无缘无故地常来家中搜查，日益紧张，家里没有个男人应承实在是太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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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直接回答奶奶的要求，沉默了几天，最终还是以“我离不开我刚刚开了个头的事情，那些资料需要我去整理”为理由恳求并带有些勉强地说服了奶奶，并承诺不久会回来的。然后，毅然决然匆匆启程，和刘为涛、钱临照历经一个多月时间到达了昆明，和徐旭生会合了。临行前父亲还特意给奶奶买了一架留声机和一些京戏、京韵大鼓的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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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抉择，时年29岁。也是成家后第一次离开了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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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北平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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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去昆明的行程，我有一个旁证。1986年年底，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从《人民日报》编辑手里转过来的信，是他的一位“船友”谭振中先生寄来的。原来，1938年他们同在一艘轮船上，从天津出发去的香港，两人在香港分手后各自去了昆明和重庆。两人当时在船上几天，互相说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慷慨之词，所以都还记得对方。建国后，谭先生曾多次打听父亲的消息，但都没有成功。原来，他在天津建筑材料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有一天意外地在1986年12月5日的报纸上看到父亲在内蒙古考察的消息。父亲接到他的信后，也很兴奋。次年，两人相逢，感慨万分。母亲说他们谈得很投机，让她也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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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动身去昆明时，嘱咐我奶奶带着我们母子迁移到别处居住。1941年初，奶奶把厂桥的房子卖了，再买下西城区石碑胡同（现更名育德胡同）西头21号的小宅院，全家向西迁移了一公里多。这里居民密集，心里踏实些。这时，奶奶手里的零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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