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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中央机器厂: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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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六岁的我该上学了。从黑龙潭到最近的小学校,有约两公里的直线距离,但地势近乎丘陵。有一条自然走出来的弯曲小土路,夏季时常有小小的泉眼,从几个低洼处,汩汩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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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就是茨坝,现在的昆明人都知道。它原是个小村子,抗战初期为了抗战的紧迫需要,在那里建设了一个“中央机器厂”(现在为昆明机床厂),主要是看中了这里地势平坦。在茨坝,原来只有一个私塾学堂,不敷需要,于是该厂在其东边和十余户人家的花鱼沟村子相邻的空地,盖了一个很小的院子和两排平房,每排平房有五间的样子,起名“中央机器厂职工子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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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要走的大部分路段都是野地和庄稼地,人烟稀少,最后一小段路才穿过花鱼沟村,再跨过一个小木桥就是学校了。这个小木桥跨过一条清澈的小溪,传说在这小溪里原本生长一种身上有斑点的小鱼,故名花鱼沟。现在这个村子变大了,村名依旧,就是偏偏见不到那条可贵而神奇的小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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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头几天,父亲送我走到学校,再后是只送我前半程,一两个月后就是我自己上路了。这条弯曲自然形成的羊肠小路,两边大多是荒芜的野草灌木丛,当然也能看到喇叭花一类的野花、野果。由于人烟稀少,有时还有土匪出没,偶尔还能听到枪响。只有个别时节会遇到背着木炭的背炭工,他们生活较苦,背着的长条筐篓里面装的是烧制好的木炭。经过这条小路到达黑龙潭之后再上大路,到昆明市区街面出售。他们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头戴着褐色的圆形毡帽,可以遮雨还可以当作舀子从小溪里取水喝。另一个特征是手持一个木棍子,走路当拐杖,休息时把它叉在筐子下方作支柱,就这样一口气可走几十里路。父亲曾对我说,你的学习也要像他们一样,背起重物就不再卸下,一直奔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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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规模很小,有七八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老师和六七十个学生。有的老师本是中学老师,后来俞伯母被招来做校长,她原就是中学校长。学校仅有三四间教室,多是两个年级的学生聚集在一间教室里,一个老师先给一边的一个年级学生讲课,留下课堂作业或自习,然后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们讲课。讲课的老师就是班主任,同时负责美术、手工、体育和音乐等课程。后面的这些课程没有任何教学材料,任凭老师自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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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俞伯伯的女儿俞兆珠摄于花鱼沟村。镜头朝西,远方为西山的北端,这是我在昆明五年里唯一的照片(俞德浚摄于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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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课本很难买到,且多不及时。有个学期硬是没有买到课本,老师只好借来了高年级学生用过的课本,让我们轮流使用。这个小学竟然也培养出了一些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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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第一堂课,讲的不是别的内容,而是防空警报的知识,重点是几个长度不等的信号组合,需要牢牢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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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厂是日本飞机除了市区之外最重要的轰炸目标,四周留下了许多炸弹坑。我们下课后唯一的玩耍去处,就是校园旁边的一个炸弹坑。我们可以像玩滑梯那样滑下,再从坑底跑着圆圈绕出来。大约到了1944年的时候,随着对日本飞机的有效拦截,日机飞到上空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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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隔一两年就组织我们去中央机器厂参观,我赶上了两次。只记得车间里堆满了许多刚刚浇铸完的炸弹壳,想到它将去回敬日本侵略者,幼小的我内心很激动。回到家听父亲说,他见到过厂长,姓王(王守竞),是个很棒的值得敬佩的中国人,说是中国人就要有志气,我们后人不能忘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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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之后才知道,云南在抗战期间有许多奇迹:滇缅地面运输线(父亲告诉我,那里的新一军牺牲了两万人,却消灭了日军十余万)、飞虎队的空中防线、西南联大和这个机械厂。特别是这个厂子,做出了很多奇迹。王守竞厂长原是在美国研究原子物理的书生,却在国家危难时刻,挑起了生产战争急需的工业母机等重担。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硬是用手工顽强地打造出五辆汽车送到了前线,这件事却鲜为人知(我们通常以为,1958年“大跃进”时才造出了第一台汽车,但父亲特别告诉我这提法不准确)。在几年时间里,中央机器厂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提高很快。不但做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还创造了许多的中国第一: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机械工业的工作母机,第一台大型发电机,第一台大型汽轮机,第一台500马力电动机,第一台30~40吨锅炉(后来父亲还告诉我,这些事迹和当时重庆的许多工厂的事迹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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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还没有来得及表彰王守竞时,他便默默地又回到美国的实验室做他所喜爱的事情去了。在抗美援朝时期,父亲曾再次谈起王厂长时说:你从王厂长那里要“看到一种民族精神,一种崇高境界”,“心系国家,不图名利,这才是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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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徐旭生之二:“大学的校长,我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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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刚住到黑龙潭,一位老者就来探望,并和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兴致盎然地到后面的山坡上观光,又在一个松树林子里歇息。我还隐约记得,他让我躺在满是黄色松枝的地面上,享受温柔阳光的沐浴,我还闻到了松枝隐隐的芳香。他滔滔不绝地向母亲讲述着他来到这里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在四周没有人烟的自然界躺下休息。自此,这个穿着长袍、梳着整齐长胡子、目光炯炯有神、带有些威风、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者逐渐进入我的视野,并且随着我年龄和思维能力的增长,他的形象逐渐变得高大充实,他就是父亲要我称呼他为徐老伯的徐旭生。他比父亲大19岁,将近隔了一代人。父亲说“他是个大学的校长,他是我最好的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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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后,史学研究所有了些盖房子的经费,在距离黑龙潭南约一公里多的“落索坡”一地,盖起了一排极简陋的小平房。没有玻璃,窗户用仅有的浅色黄纸裱糊,地面是夯土面,墙也是夯土墙。每逢下雨,路面和院子必是红色的泥巴沾满鞋底,再蔓延到屋子里的红色硬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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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联想到,那个特殊时期的工作环境——国难当头、困难重重,缺乏工作的基本条件,行政人员极其有限,没有年度计划,没有年终的检查,各种会议极少,更没有奖励、补助、加薪一说。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自觉做自己认为应该做、争取条件做的事情。学术空气是自由的,心境是积极向上的,同事关系是相对轻松的。这样的学习、工作环境,有值得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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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伯没有把在北平的家属带来,他在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家入伙吃饭。他手里有不少线装的古籍书,常借给钱临照先生翻看。到了50年代我才知道,古文字学家唐兰伯伯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也常来找徐老伯讨论古史,当然也就认识了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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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父亲有一次和五六个人一起在湖边草坪上晒太阳,吃着葵花籽,谈天时提到了徐老伯,并生动地讲到了他九死一生的探险,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时听得很朦胧,倒是母亲知道一些,以后又和我唠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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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搬回北京后,在1948年至1963年间和徐老伯家仍是邻居,走动更频繁了。我对他和父亲友谊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自然将他作为最敬仰的人。尤其是在1950年初的寒假里,父亲把他珍藏的《亚洲腹地探险记》(斯文赫定著)和徐老伯1931年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让13岁的我阅读,并有意的要我做口头的读书汇报。那时我也能学着父亲,背述出那些令我和父亲终生敬仰的传奇般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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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非常懂得徐老伯在父亲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也亲口说过他所跟随的徐老伯是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是品德高尚,其次才是学识渊博。与徐老伯交往是他此生的幸福,是莫逆之交。大年初一拜访老师,成了父亲雷打不动的惯例,哪怕是前几天刚见过面、做过长谈也不例外。仅有“文革”时期的几年串门极少,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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