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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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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中央机器厂：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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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六岁的我该上学了。从黑龙潭到最近的小学校，有约两公里的直线距离，但地势近乎丘陵。有一条自然走出来的弯曲小土路，夏季时常有小小的泉眼，从几个低洼处，汩汩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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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就是茨坝，现在的昆明人都知道。它原是个小村子，抗战初期为了抗战的紧迫需要，在那里建设了一个“中央机器厂”（现在为昆明机床厂），主要是看中了这里地势平坦。在茨坝，原来只有一个私塾学堂，不敷需要，于是该厂在其东边和十余户人家的花鱼沟村子相邻的空地，盖了一个很小的院子和两排平房，每排平房有五间的样子，起名“中央机器厂职工子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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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要走的大部分路段都是野地和庄稼地，人烟稀少，最后一小段路才穿过花鱼沟村，再跨过一个小木桥就是学校了。这个小木桥跨过一条清澈的小溪，传说在这小溪里原本生长一种身上有斑点的小鱼，故名花鱼沟。现在这个村子变大了，村名依旧，就是偏偏见不到那条可贵而神奇的小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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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头几天，父亲送我走到学校，再后是只送我前半程，一两个月后就是我自己上路了。这条弯曲自然形成的羊肠小路，两边大多是荒芜的野草灌木丛，当然也能看到喇叭花一类的野花、野果。由于人烟稀少，有时还有土匪出没，偶尔还能听到枪响。只有个别时节会遇到背着木炭的背炭工，他们生活较苦，背着的长条筐篓里面装的是烧制好的木炭。经过这条小路到达黑龙潭之后再上大路，到昆明市区街面出售。他们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头戴着褐色的圆形毡帽，可以遮雨还可以当作舀子从小溪里取水喝。另一个特征是手持一个木棍子，走路当拐杖，休息时把它叉在筐子下方作支柱，就这样一口气可走几十里路。父亲曾对我说，你的学习也要像他们一样，背起重物就不再卸下，一直奔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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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规模很小，有七八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老师和六七十个学生。有的老师本是中学老师，后来俞伯母被招来做校长，她原就是中学校长。学校仅有三四间教室，多是两个年级的学生聚集在一间教室里，一个老师先给一边的一个年级学生讲课，留下课堂作业或自习，然后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们讲课。讲课的老师就是班主任，同时负责美术、手工、体育和音乐等课程。后面的这些课程没有任何教学材料，任凭老师自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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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俞伯伯的女儿俞兆珠摄于花鱼沟村。镜头朝西，远方为西山的北端，这是我在昆明五年里唯一的照片（俞德浚摄于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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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课本很难买到，且多不及时。有个学期硬是没有买到课本，老师只好借来了高年级学生用过的课本，让我们轮流使用。这个小学竟然也培养出了一些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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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第一堂课，讲的不是别的内容，而是防空警报的知识，重点是几个长度不等的信号组合，需要牢牢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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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厂是日本飞机除了市区之外最重要的轰炸目标，四周留下了许多炸弹坑。我们下课后唯一的玩耍去处，就是校园旁边的一个炸弹坑。我们可以像玩滑梯那样滑下，再从坑底跑着圆圈绕出来。大约到了1944年的时候，随着对日本飞机的有效拦截，日机飞到上空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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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隔一两年就组织我们去中央机器厂参观，我赶上了两次。只记得车间里堆满了许多刚刚浇铸完的炸弹壳，想到它将去回敬日本侵略者，幼小的我内心很激动。回到家听父亲说，他见到过厂长，姓王（王守竞），是个很棒的值得敬佩的中国人，说是中国人就要有志气，我们后人不能忘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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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之后才知道，云南在抗战期间有许多奇迹：滇缅地面运输线（父亲告诉我，那里的新一军牺牲了两万人，却消灭了日军十余万）、飞虎队的空中防线、西南联大和这个机械厂。特别是这个厂子，做出了很多奇迹。王守竞厂长原是在美国研究原子物理的书生，却在国家危难时刻，挑起了生产战争急需的工业母机等重担。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硬是用手工顽强地打造出五辆汽车送到了前线，这件事却鲜为人知（我们通常以为，1958年“大跃进”时才造出了第一台汽车，但父亲特别告诉我这提法不准确）。在几年时间里，中央机器厂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提高很快。不但做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还创造了许多的中国第一：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机械工业的工作母机，第一台大型发电机，第一台大型汽轮机，第一台500马力电动机，第一台30～40吨锅炉（后来父亲还告诉我，这些事迹和当时重庆的许多工厂的事迹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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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还没有来得及表彰王守竞时，他便默默地又回到美国的实验室做他所喜爱的事情去了。在抗美援朝时期，父亲曾再次谈起王厂长时说：你从王厂长那里要“看到一种民族精神，一种崇高境界”，“心系国家，不图名利，这才是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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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徐旭生之二：“大学的校长，我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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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刚住到黑龙潭，一位老者就来探望，并和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兴致盎然地到后面的山坡上观光，又在一个松树林子里歇息。我还隐约记得，他让我躺在满是黄色松枝的地面上，享受温柔阳光的沐浴，我还闻到了松枝隐隐的芳香。他滔滔不绝地向母亲讲述着他来到这里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在四周没有人烟的自然界躺下休息。自此，这个穿着长袍、梳着整齐长胡子、目光炯炯有神、带有些威风、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者逐渐进入我的视野，并且随着我年龄和思维能力的增长，他的形象逐渐变得高大充实，他就是父亲要我称呼他为徐老伯的徐旭生。他比父亲大19岁，将近隔了一代人。父亲说“他是个大学的校长，他是我最好的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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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后，史学研究所有了些盖房子的经费，在距离黑龙潭南约一公里多的“落索坡”一地，盖起了一排极简陋的小平房。没有玻璃，窗户用仅有的浅色黄纸裱糊，地面是夯土面，墙也是夯土墙。每逢下雨，路面和院子必是红色的泥巴沾满鞋底，再蔓延到屋子里的红色硬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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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联想到，那个特殊时期的工作环境——国难当头、困难重重，缺乏工作的基本条件，行政人员极其有限，没有年度计划，没有年终的检查，各种会议极少，更没有奖励、补助、加薪一说。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自觉做自己认为应该做、争取条件做的事情。学术空气是自由的，心境是积极向上的，同事关系是相对轻松的。这样的学习、工作环境，有值得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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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伯没有把在北平的家属带来，他在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家入伙吃饭。他手里有不少线装的古籍书，常借给钱临照先生翻看。到了50年代我才知道，古文字学家唐兰伯伯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也常来找徐老伯讨论古史，当然也就认识了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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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父亲有一次和五六个人一起在湖边草坪上晒太阳，吃着葵花籽，谈天时提到了徐老伯，并生动地讲到了他九死一生的探险，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时听得很朦胧，倒是母亲知道一些，以后又和我唠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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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搬回北京后，在1948年至1963年间和徐老伯家仍是邻居，走动更频繁了。我对他和父亲友谊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自然将他作为最敬仰的人。尤其是在1950年初的寒假里，父亲把他珍藏的《亚洲腹地探险记》（斯文赫定著）和徐老伯1931年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让13岁的我阅读，并有意的要我做口头的读书汇报。那时我也能学着父亲，背述出那些令我和父亲终生敬仰的传奇般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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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非常懂得徐老伯在父亲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也亲口说过他所跟随的徐老伯是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是品德高尚，其次才是学识渊博。与徐老伯交往是他此生的幸福，是莫逆之交。大年初一拜访老师，成了父亲雷打不动的惯例，哪怕是前几天刚见过面、做过长谈也不例外。仅有“文革”时期的几年串门极少，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