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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常和母亲念叨他的“书稿丢失”及“太平洋战争”带来的损失等，直到返回北平后父亲有时还会说到这事。幼小的我，只知道父亲遇到了麻烦事，对他的打击较大，但不知我能为他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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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后才提出了一个问题：你那时怎么没有留下一份底稿呀？父亲说，那时纸张太稀缺了，送出的稿件里有大部分都是多次剪贴起来的。我这才回想起，在昆明，父亲有时会要母亲早饭时顺便熬制一点糨糊带去办公地，剪贴是他写作时的常事。他手里剩下的文字稿大体齐全，但图版照片已缺失许多且难以补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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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熬制糨糊是常事。糨糊用于做全家人的鞋底，父亲用来粘贴卡片和稿纸。母亲用来熬糨糊的工具，是她结婚时的一个针线盒。这个小铁盒，陪伴了母亲大半生，在由昆明返回北京时，用它装了少许的针线和一点儿药品，还藏入一个金戒指，以备万一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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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的出版，历经艰难，直到1948年初才正式付印。出版后，父亲先是送给徐旭生先生，其后就是邮寄给李济先生。1948年10月，父亲收到了李济先生对此书所做出的肯定性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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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此理解，李济先生把他的重要著作《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手稿送给了父亲，应是很贵重的“礼物”。因为李先生的文稿成于1944年，而父亲在1948年的文章里提到，他很想亲自抚摸一下小屯的陶片，我推断，赠送的时间应在1944～1948年。李济的毛笔字清秀工整，被我父母珍存在樟木箱子的最底层，幸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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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先生送我父亲的《王云五小辞典》 母亲的针线盒 昆明当时聚积了很多的优秀知识分子。有位从事植物生理研究的汤佩松先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熟识并常有走动。那时在西南联大，每月有一次在大普集村（位于黑龙潭西北方向约五公里）的聚会，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有人曾将它与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相比。每次参加活动的不过15人左右，都是而立之年的人，后来有不少成为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难免为之神往或难以置信。父亲则说，他们和王厂长是两个不同的典型，他们像是在没有外人理会也没有干扰的安静的地窖里慢慢孕育发酵成为了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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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赵九章先生。他在西南联大的简陋教学办公桌旁的土墙壁上，挂了一幅未装裱的写有岳飞名言“还我山河”的水墨画，足见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父亲领着我在这张简陋的黄色画纸前观看了许久：江南水乡，穿着蓑衣的一个农民在稻田里赶着水牛，远处是茅草房和小山；还有一个如同我年纪的孩子双手捂着头往茅屋方向跑去，表明家是多么的重要。这幅简单的画，深深印刻在我幼年的脑海里。我也模糊地记得，赵伯伯他乐观，爱说笑，精神抖擞。我长大后得知，他勤奋地收集和阅读了所能得到的多种学科的专业资料，为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施展特有的才华（他一贯倡导多学科的协作，做了许多有远见的战略部署，如航天卫星、气象预报、建立地球物理所等）奠定了扎实而广阔的业务基础。建国后，他家曾和我家成了近邻，曾对我在南开大学物理专业的学习做过鼓励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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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利用常常和徐旭生先生见面的机会，借阅了大量的古文献资料，发现了墨子对于光特性的叙述，还发现了古人对于“地动（地球不是静止而是在运动中）”的认识。知道了这些发现，都早于国外。从而为他与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的国际合作，打下了基础。为了筹建光学实验室，身材不高的他常常围起蓝色围裙和玻璃工在研磨机旁一干就是一整天。我常和他的几个孩子一起玩耍，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知识分子的工作就该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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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研究院成员在昆明唯一的合影（前排左七严济慈，左八钱临照；第二排左四顾功叙。摄于黑龙潭，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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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父亲和我们聊天时提到，春小麦不及冬小麦好吃。冬小麦要越冬，已经长好了的绿芽可能被冻坏，生长期很长，却坏事变成了好事。还有一次谈到知了（蝉），说它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昆虫，可是它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幼虫在地下待十多年以后才从地下钻出来，艰难地爬上树梢，蜕掉蝉衣，变成了有翅膀的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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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在一些食品制作（例如酿酒、酿酱）或精密设备制作工艺（例如手工计算尺所用木料的老化处理）中，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净化、孕育、沉淀和升华。他以后还说到，人有时会遭遇逆境，甚至苦难、饥寒交迫，不过也确实就是有这样遭遇的伟大者，反而能拿出惊世绝伦的成绩或作品，例如司马迁。而过于顺利和富足的环境，也许反而会有负面作用。他说这些，必是有感而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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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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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至交校友俞德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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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潭的南边，有个昆明植物园，它的前身曾是静生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我最早看到这里的园长俞德浚先生，是在他的工作室。他中等身材，稍瘦，身穿西服，精力充沛，话语不多，整日埋头仔细查看数也数不清的植物标本。他的四周堆满了存放运输植物标本用的木箱子、盛放树叶标本的展柜，还有粗大树木的横切面，像个大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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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父亲北平师范大学的老校友，生物专业，生于1908年，比父亲大一岁，毕业则比父亲早三年（1931年）。由于他的成绩很好，因此没有像多数人那样上两年预科，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母亲说在抗战爆发前，他已经做出了优异成果并担负了很重要的职务（时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后又兼任云南大学农学院教授）。他采集了几万件标本，能记住上万种树木花草的名称，得到很多人包括外国学者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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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俞伯伯，所习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家乡不同，却成了好朋友。他们的交往始于一起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交谈中，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并都因为功课好受到老师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迁往大后方，我们两个家庭也建立了友谊，并延续了两代人之久。一次，我们两家孩子一起玩耍，俞伯伯给了我们桃子吃并说：“桃子原来只是咱中国有，后来才传播到全世界的。我也要设法把一些外国的好植物品种引进到咱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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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俞德浚（摄于1931年，俞伯伯毕业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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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后，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俞伯伯的故事。他家境贫寒，在大学期间因出色表现受到了当时植物学家胡先骕教授的好评，毕业后先是在胡先生手下工作，做出了明显成绩。他敢于冒险，在有土匪、有军阀混战、有瘴气等生命危险的崇山峻岭中，人背马驮，深入四川、云南境内原始森林，和当时还很落后的凉山彝族部落首领结识，掌握了西南地区的野生植物品种，采集了两万多件珍贵植物的标本（其中有322种为新发现的品种）。其中许多植物的叶、根、果实标本，至今还在北京和南京的植物标本馆展示，并和国外作为交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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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带我到俞伯伯的工作室内，静静地看着他整理标本。后来我才懂得父亲是在有意从他那里仔细了解植物学里的分类方法。直到1983年还向他了解了植物学中关于植物区系分类的含义。俞伯伯在回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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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琦学兄惠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