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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课本很难买到,且多不及时。有个学期硬是没有买到课本,老师只好借来了高年级学生用过的课本,让我们轮流使用。这个小学竟然也培养出了一些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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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第一堂课,讲的不是别的内容,而是防空警报的知识,重点是几个长度不等的信号组合,需要牢牢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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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厂是日本飞机除了市区之外最重要的轰炸目标,四周留下了许多炸弹坑。我们下课后唯一的玩耍去处,就是校园旁边的一个炸弹坑。我们可以像玩滑梯那样滑下,再从坑底跑着圆圈绕出来。大约到了1944年的时候,随着对日本飞机的有效拦截,日机飞到上空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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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隔一两年就组织我们去中央机器厂参观,我赶上了两次。只记得车间里堆满了许多刚刚浇铸完的炸弹壳,想到它将去回敬日本侵略者,幼小的我内心很激动。回到家听父亲说,他见到过厂长,姓王(王守竞),是个很棒的值得敬佩的中国人,说是中国人就要有志气,我们后人不能忘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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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之后才知道,云南在抗战期间有许多奇迹:滇缅地面运输线(父亲告诉我,那里的新一军牺牲了两万人,却消灭了日军十余万)、飞虎队的空中防线、西南联大和这个机械厂。特别是这个厂子,做出了很多奇迹。王守竞厂长原是在美国研究原子物理的书生,却在国家危难时刻,挑起了生产战争急需的工业母机等重担。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硬是用手工顽强地打造出五辆汽车送到了前线,这件事却鲜为人知(我们通常以为,1958年“大跃进”时才造出了第一台汽车,但父亲特别告诉我这提法不准确)。在几年时间里,中央机器厂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提高很快。不但做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还创造了许多的中国第一: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机械工业的工作母机,第一台大型发电机,第一台大型汽轮机,第一台500马力电动机,第一台30~40吨锅炉(后来父亲还告诉我,这些事迹和当时重庆的许多工厂的事迹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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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还没有来得及表彰王守竞时,他便默默地又回到美国的实验室做他所喜爱的事情去了。在抗美援朝时期,父亲曾再次谈起王厂长时说:你从王厂长那里要“看到一种民族精神,一种崇高境界”,“心系国家,不图名利,这才是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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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徐旭生之二:“大学的校长,我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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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刚住到黑龙潭,一位老者就来探望,并和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兴致盎然地到后面的山坡上观光,又在一个松树林子里歇息。我还隐约记得,他让我躺在满是黄色松枝的地面上,享受温柔阳光的沐浴,我还闻到了松枝隐隐的芳香。他滔滔不绝地向母亲讲述着他来到这里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在四周没有人烟的自然界躺下休息。自此,这个穿着长袍、梳着整齐长胡子、目光炯炯有神、带有些威风、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者逐渐进入我的视野,并且随着我年龄和思维能力的增长,他的形象逐渐变得高大充实,他就是父亲要我称呼他为徐老伯的徐旭生。他比父亲大19岁,将近隔了一代人。父亲说“他是个大学的校长,他是我最好的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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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后,史学研究所有了些盖房子的经费,在距离黑龙潭南约一公里多的“落索坡”一地,盖起了一排极简陋的小平房。没有玻璃,窗户用仅有的浅色黄纸裱糊,地面是夯土面,墙也是夯土墙。每逢下雨,路面和院子必是红色的泥巴沾满鞋底,再蔓延到屋子里的红色硬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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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联想到,那个特殊时期的工作环境——国难当头、困难重重,缺乏工作的基本条件,行政人员极其有限,没有年度计划,没有年终的检查,各种会议极少,更没有奖励、补助、加薪一说。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自觉做自己认为应该做、争取条件做的事情。学术空气是自由的,心境是积极向上的,同事关系是相对轻松的。这样的学习、工作环境,有值得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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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伯没有把在北平的家属带来,他在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家入伙吃饭。他手里有不少线装的古籍书,常借给钱临照先生翻看。到了50年代我才知道,古文字学家唐兰伯伯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也常来找徐老伯讨论古史,当然也就认识了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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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父亲有一次和五六个人一起在湖边草坪上晒太阳,吃着葵花籽,谈天时提到了徐老伯,并生动地讲到了他九死一生的探险,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时听得很朦胧,倒是母亲知道一些,以后又和我唠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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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搬回北京后,在1948年至1963年间和徐老伯家仍是邻居,走动更频繁了。我对他和父亲友谊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自然将他作为最敬仰的人。尤其是在1950年初的寒假里,父亲把他珍藏的《亚洲腹地探险记》(斯文赫定著)和徐老伯1931年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让13岁的我阅读,并有意的要我做口头的读书汇报。那时我也能学着父亲,背述出那些令我和父亲终生敬仰的传奇般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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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非常懂得徐老伯在父亲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也亲口说过他所跟随的徐老伯是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是品德高尚,其次才是学识渊博。与徐老伯交往是他此生的幸福,是莫逆之交。大年初一拜访老师,成了父亲雷打不动的惯例,哪怕是前几天刚见过面、做过长谈也不例外。仅有“文革”时期的几年串门极少,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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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而立之年读“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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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去世,《参考消息》刊登了国外关于他的报道。父亲把其中的一段话特意一字字地念给我听:“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父亲解释道:这是指还没有明显成绩、即还没有成名受到公认时),就已经懂得了什么对于他是重要的。”他把后面的几个字念得慢而重,既是在教导我,也是对他自己那个时期的总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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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拿来了一幅准备送外宾的国画《达摩》给他欣赏。他只说了一句话:达摩面壁了九年啊。我听了没当回事。后来我才联想到了,他在黑龙潭待了七年。一个而立之年的学生,跟随着一个知天命且耿直的优秀老师,在一个房间里长达七年,没有做业务之外的任何杂事,思考一直没有间断,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也常思量,父亲和他的老师如此固守七年,动力到底是什么,是否显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韧性和顽强精神?两个人以各种方式和角度谈话聊天、交流读书心得和思想,对于父亲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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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父亲进一步告诉我,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和徐旭生合作完成《瓦鬲的研究》,一是继续完成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发掘报告。实践表明,二者都是他此生学术思想发育的种子。他在以后的回忆里说,这个时期好比在释读“天书”,从瓦鬲制作角度出发,将这个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演化规律依序分成了四个阶段,应是摸索中国特色考古学方法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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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告诉我,30年代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写的《先史考古方法论》一书,介绍了器物类型学,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但人家针对的是北欧、意大利的青铜扣针、短剑和容器,而我们要研究的是地下出土的陶鬲和陶罐。为此,他说他不得不学达摩,长年对着这些器物反复思索着,才有了认识上的飞跃。几年的成果,现在在北大用一节课就能说完——当然想吃透它也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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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90年代才知道,1939年有件事情对于父亲的学术生涯起到重要作用。适逢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几位学术要人也颠沛流离来到昆明(后来他们去了重庆),经王振铎引见,父亲和李济等比他年长的同仁见面,显然是一次学术心灵的沟通,也令父亲终生难忘。那次和李济会面后,又见了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石璋如等先生。这无疑有益于他们此后更好的书信来往,当然那时期的信件不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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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父亲的《陕西宝鸡县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十万字初稿完成后,按照徐旭生文章里所说,考虑到这是父亲的第一部著作,唯恐有闪失,所以要求父亲把初稿邮寄给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和石璋如等前辈把关。书稿经修改后,又经徐旭生1941年6月作序,父亲用挂号邮寄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书稿下落不明。早在抗战以前,父亲在北平就认识王云五先生。1945年回到北平后又再次相见,并谈到此事。王先生还送给父亲一本新出版的《王云五小辞典》,正好给我用上了。母亲曾嘱咐我:可别弄坏弄丢了,不然你爸爸会生气的。这让我一直保存它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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