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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课本很难买到，且多不及时。有个学期硬是没有买到课本，老师只好借来了高年级学生用过的课本，让我们轮流使用。这个小学竟然也培养出了一些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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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第一堂课，讲的不是别的内容，而是防空警报的知识，重点是几个长度不等的信号组合，需要牢牢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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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厂是日本飞机除了市区之外最重要的轰炸目标，四周留下了许多炸弹坑。我们下课后唯一的玩耍去处，就是校园旁边的一个炸弹坑。我们可以像玩滑梯那样滑下，再从坑底跑着圆圈绕出来。大约到了1944年的时候，随着对日本飞机的有效拦截，日机飞到上空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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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隔一两年就组织我们去中央机器厂参观，我赶上了两次。只记得车间里堆满了许多刚刚浇铸完的炸弹壳，想到它将去回敬日本侵略者，幼小的我内心很激动。回到家听父亲说，他见到过厂长，姓王（王守竞），是个很棒的值得敬佩的中国人，说是中国人就要有志气，我们后人不能忘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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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之后才知道，云南在抗战期间有许多奇迹：滇缅地面运输线（父亲告诉我，那里的新一军牺牲了两万人，却消灭了日军十余万）、飞虎队的空中防线、西南联大和这个机械厂。特别是这个厂子，做出了很多奇迹。王守竞厂长原是在美国研究原子物理的书生，却在国家危难时刻，挑起了生产战争急需的工业母机等重担。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硬是用手工顽强地打造出五辆汽车送到了前线，这件事却鲜为人知（我们通常以为，1958年“大跃进”时才造出了第一台汽车，但父亲特别告诉我这提法不准确）。在几年时间里，中央机器厂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提高很快。不但做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还创造了许多的中国第一：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机械工业的工作母机，第一台大型发电机，第一台大型汽轮机，第一台500马力电动机，第一台30～40吨锅炉（后来父亲还告诉我，这些事迹和当时重庆的许多工厂的事迹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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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还没有来得及表彰王守竞时，他便默默地又回到美国的实验室做他所喜爱的事情去了。在抗美援朝时期，父亲曾再次谈起王厂长时说：你从王厂长那里要“看到一种民族精神，一种崇高境界”，“心系国家，不图名利，这才是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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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徐旭生之二：“大学的校长，我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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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刚住到黑龙潭，一位老者就来探望，并和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兴致盎然地到后面的山坡上观光，又在一个松树林子里歇息。我还隐约记得，他让我躺在满是黄色松枝的地面上，享受温柔阳光的沐浴，我还闻到了松枝隐隐的芳香。他滔滔不绝地向母亲讲述着他来到这里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在四周没有人烟的自然界躺下休息。自此，这个穿着长袍、梳着整齐长胡子、目光炯炯有神、带有些威风、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者逐渐进入我的视野，并且随着我年龄和思维能力的增长，他的形象逐渐变得高大充实，他就是父亲要我称呼他为徐老伯的徐旭生。他比父亲大19岁，将近隔了一代人。父亲说“他是个大学的校长，他是我最好的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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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后，史学研究所有了些盖房子的经费，在距离黑龙潭南约一公里多的“落索坡”一地，盖起了一排极简陋的小平房。没有玻璃，窗户用仅有的浅色黄纸裱糊，地面是夯土面，墙也是夯土墙。每逢下雨，路面和院子必是红色的泥巴沾满鞋底，再蔓延到屋子里的红色硬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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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联想到，那个特殊时期的工作环境——国难当头、困难重重，缺乏工作的基本条件，行政人员极其有限，没有年度计划，没有年终的检查，各种会议极少，更没有奖励、补助、加薪一说。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自觉做自己认为应该做、争取条件做的事情。学术空气是自由的，心境是积极向上的，同事关系是相对轻松的。这样的学习、工作环境，有值得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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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伯没有把在北平的家属带来，他在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家入伙吃饭。他手里有不少线装的古籍书，常借给钱临照先生翻看。到了50年代我才知道，古文字学家唐兰伯伯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也常来找徐老伯讨论古史，当然也就认识了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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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父亲有一次和五六个人一起在湖边草坪上晒太阳，吃着葵花籽，谈天时提到了徐老伯，并生动地讲到了他九死一生的探险，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时听得很朦胧，倒是母亲知道一些，以后又和我唠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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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搬回北京后，在1948年至1963年间和徐老伯家仍是邻居，走动更频繁了。我对他和父亲友谊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自然将他作为最敬仰的人。尤其是在1950年初的寒假里，父亲把他珍藏的《亚洲腹地探险记》（斯文赫定著）和徐老伯1931年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让13岁的我阅读，并有意的要我做口头的读书汇报。那时我也能学着父亲，背述出那些令我和父亲终生敬仰的传奇般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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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非常懂得徐老伯在父亲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也亲口说过他所跟随的徐老伯是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是品德高尚，其次才是学识渊博。与徐老伯交往是他此生的幸福，是莫逆之交。大年初一拜访老师，成了父亲雷打不动的惯例，哪怕是前几天刚见过面、做过长谈也不例外。仅有“文革”时期的几年串门极少，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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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而立之年读“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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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去世，《参考消息》刊登了国外关于他的报道。父亲把其中的一段话特意一字字地念给我听：“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父亲解释道：这是指还没有明显成绩、即还没有成名受到公认时），就已经懂得了什么对于他是重要的。”他把后面的几个字念得慢而重，既是在教导我，也是对他自己那个时期的总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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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拿来了一幅准备送外宾的国画《达摩》给他欣赏。他只说了一句话：达摩面壁了九年啊。我听了没当回事。后来我才联想到了，他在黑龙潭待了七年。一个而立之年的学生，跟随着一个知天命且耿直的优秀老师，在一个房间里长达七年，没有做业务之外的任何杂事，思考一直没有间断，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也常思量，父亲和他的老师如此固守七年，动力到底是什么，是否显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韧性和顽强精神？两个人以各种方式和角度谈话聊天、交流读书心得和思想，对于父亲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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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父亲进一步告诉我，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和徐旭生合作完成《瓦鬲的研究》，一是继续完成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发掘报告。实践表明，二者都是他此生学术思想发育的种子。他在以后的回忆里说，这个时期好比在释读“天书”，从瓦鬲制作角度出发，将这个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演化规律依序分成了四个阶段，应是摸索中国特色考古学方法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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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告诉我，30年代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写的《先史考古方法论》一书，介绍了器物类型学，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但人家针对的是北欧、意大利的青铜扣针、短剑和容器，而我们要研究的是地下出土的陶鬲和陶罐。为此，他说他不得不学达摩，长年对着这些器物反复思索着，才有了认识上的飞跃。几年的成果，现在在北大用一节课就能说完——当然想吃透它也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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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90年代才知道，1939年有件事情对于父亲的学术生涯起到重要作用。适逢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几位学术要人也颠沛流离来到昆明（后来他们去了重庆），经王振铎引见，父亲和李济等比他年长的同仁见面，显然是一次学术心灵的沟通，也令父亲终生难忘。那次和李济会面后，又见了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石璋如等先生。这无疑有益于他们此后更好的书信来往，当然那时期的信件不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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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父亲的《陕西宝鸡县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十万字初稿完成后，按照徐旭生文章里所说，考虑到这是父亲的第一部著作，唯恐有闪失，所以要求父亲把初稿邮寄给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和石璋如等前辈把关。书稿经修改后，又经徐旭生1941年6月作序，父亲用挂号邮寄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书稿下落不明。早在抗战以前，父亲在北平就认识王云五先生。1945年回到北平后又再次相见，并谈到此事。王先生还送给父亲一本新出版的《王云五小辞典》，正好给我用上了。母亲曾嘱咐我：可别弄坏弄丢了，不然你爸爸会生气的。这让我一直保存它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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