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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记得，当时我这个爱玩的儿童已经觉得停留时间足够了，他们却还在这里高声谈笑。长大后父亲告诉我，原来他们在谈这些石头山路和那些石头洞室里的佛像，都是由一个失恋的青年苦苦开凿了一生完成的，表明了一个人身上巨大的潜能。我想他们是在用这个方式抒发着也享受着自己内心从未有过的畅快，国家的命运和自己息息相关；也意味着他们心中都在盘算着如何把自己的能量投入国家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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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只要来到昆明，都要争取到西山山峰，静静地多待一会儿，揣测和体会着当年这些“文化人”无比清爽而纯真的心境：中华民族的出头之日终于到来了，自己要报效祖国的日子来了。这时，他36岁了，是人生最宝贵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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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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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月是家乡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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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胜利后不久，父亲特意指着山坡上自然生长着的一丛丛秋海棠花，还摘下一片叶子对我说，我们的祖国就像是秋海棠花，她多美啊（那时，全国地图包含着现在的蒙古共和国，形状很像秋海棠的叶子）。后来，母亲又专门移植了一棵放到屋外墙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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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打开了他手里的宝贝——《中国分省地图集》，这是一本由丁文江等三个人于1933年出版的大16开印刷良好的彩色地图，从1933年一直用到1966年丢失。当时，我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版图（小学校里没有地图，老师上课时在黑板上画了个中国的形状）。他又把那段薛尔望的历史向我讲述，说做人就要有骨气、有气节。记住英烈，这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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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胜利欢悦的日子里，父亲处于很兴奋的状态，对母亲和我讲了许多话，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诉说。虽然我只能朦胧地听懂一小点儿，他大概心里也清楚我的接受能力。他说，不要忘记国家受过的耻辱，要牢记这个“耻”字（当时的写法是左边为“耳”，右边为“心”）：心里要注意耳朵听到的外界声音。还说：“有国才能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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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匆匆离开昆明赶回到北平后，曾给母亲来信，让母亲买几张薛尔望祠堂里碑文的拓片。但这时卖拓片的老道疯了，没能买到。母亲只好和我一起，到了上观庙宇里，先由我把纸按在碑面上，再由母亲用铅笔来回滑动，勾勒出了字体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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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潭碑文拓片（拓于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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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薛尔望的评价也在变化。我联想到下面的琐事，大概父亲也在改变原有的观念。直到50年代，父亲给我们讲述的历史故事，是苏武牧羊、鸿雁传书、岳母刺字、文天祥、花木兰、杨家将等。它们都是来自以汉族为主体、为核心的国家观念。这和他晚年说的绕出了思想束缚，提出多元一体学说的思想内涵相比，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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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同时又说，一个民族，必须有民族的灵魂和气魄，一个人必须懂得自尊和气节。在他的观念里，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是要始终坚定不移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对我说，现今我们只看到了明朝皇宫里的堕落腐朽这不假，可是明代皇帝对外是硬骨头，怎能不给予肯定。人们的观念正在前进和改变，甚至有人会觉得薛尔望的想法和做法已无可取之处了。但是，毕竟要看重精神世界，苟且偷生类的活命哲学是绝对要摒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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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这种意识和准则，鲜明地贯穿着他的一生。他曾多次告诉我，他们那一代人，饱尝国家民族受辱的切肤之痛，很多人都表现出刚毅不屈的爱国精神。一次，说到了同事黄文弼先生，别看他身材瘦弱，脾气倔强，但斯文赫定回国后，在出版的《长征记》中，不得不称赞黄文弼是个“博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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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秋天，我弟弟悌之从美国学习工作三年归来，在自家小院子里向父亲讲述了许多见闻，其中也提到了人家许多先进之处。父亲听罢，说人家的长处不假，可这不是全部；又站起身来望着天空说了一句“月是家乡圆”啊。1989年我第一次出国前夕，父亲再次嘱咐我记住：（在外国人面前）只有尊重自己才可能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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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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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回北平：他的第三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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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人们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工作和安排。事后母亲告诉我，有三五位朋友好心地劝说父亲：我们都已过而立之年了，虽然已经胜利了，但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尚待时日，不如趁这个时机先去国外几年再回来，这样的运筹最为合理，而且“你的业务酝酿这么多年了，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留洋了，你需要看看、学学外国的现代考古经验和理论，对己对国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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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却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种子已经发芽，已经有和人家交流谈话的实在的重要东西了，有很好的切入点，我也支持你们出去。可我舍不得呀！——倒不是舍不得我的家，而是我放心不下北平那里的资料。我在北平还有该我做的事情，我的种子在那里。我想尽快回去让种子发芽。一个学中国考古的中国人要拿出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才好和外人对话，我再过十年出去不为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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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伯也很支持父亲的决定，说：你我一起回北平做我们该做的几件大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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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那几位朋友都相继出国了。俞德浚于1947年赴英国皇家植物园进修，他在此期间曾从爱丁堡给我父亲多次寄来人类学、全球经济学方面的期刊，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前途的挂念和对我父亲学术的关怀。1949年回到昆明，1952年调到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还有一位比父亲小几岁的植物学家王伯伯，他曾送给我一个“大花脸”的玩具让我记住了他，也前往美国了，去学习“树皮综合开发利用”，1952年回到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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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底，父亲突然接到研究院的通知，几天后就和钱临照先生不带家眷赶紧奔赴北平，而且乘坐的是部队的一架侦察小飞机，先去重庆，研究院好不容易给他们联系到的座位。回北平的目的是要尽快地把研究院被日伪侵占的资料、图书、仪器等收回，尤其是务必把房子收回——在中南海里的房子（怀仁堂西四所，系北平研究院的办公地）、东皇城根42号（物理所、化学所、镭学所的旧址）、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大门西侧的部分房屋（植物所、动物所的旧址），将办公家具等固定资产收回，并在副院长李书华的领导下购置职工宿舍，为研究院的全面回迁做行政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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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了这个安排后，当场就满口答应了，然后才回家告诉了母亲。后来听母亲说，她也当场同意了父亲的决定，尽管当时我的小妹才一个多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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