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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最危险的经历，是在南京下轮船后要坐人力车去火车站。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坐前面一辆，我和弟弟坐后面一辆。走着走着，我和弟弟的车没跟上。到达车站后，车夫也有点蒙了，四处张望，我那时还没感到可怕。忽然，听到后面有母亲的喊声，“甦之，甦之”，嗓子已经沙哑，可见已喊了多次了。母亲脸色苍白，见到我俩立即下车把怒气撒向车夫。我这才想到，万一我们失散了会是怎样的后果——我长大后，一想起便觉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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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火车站没买到当天的票，在一个空地歇息熬过了一夜，次日才乘上火车。上车时很拥挤，那个车厢的位置在站台之外，下面就是石子，梯子又有残缺，母亲从梯子上被挤落下来，为了护住抱在怀里的老四，一条腿的膝盖重重跌在了路基的尖石子上，破了一个很深的大口子，用手帕包扎起来后仍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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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好容易才找到了借住地——严济慈先生创办的镭学研究所，看门人将我们五个人打量了好半天，才让我们进了大门站着。当时，研究所的大院里还只有少数研究人员返回，四处都很冷清。又过了许久，才有位行政人员前来，打开了一间小仓库，说里面有两个老高的大实验台子可当床铺，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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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母亲的伤口化脓，没带我们出门，让我看管好弟妹，自己出去买来了退烧的西药片和当时常用的“红药膏”（用汞的氧化物掺在凡士林里面的外用药，现在已不用）来治疗她化脓的伤口，还给我们买来了一个雪白的大个面包当作一天的饭食。事后母亲才说，她那天正在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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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想，我们五个人的样子确实像讨饭的。第三天连忙领我们上街，给我们换了全副新衣和皮鞋。我们每天上街去饭馆吃饭都要进出这个大门，弟妹们第一次穿皮鞋大概样子并不好看，我们四个孩子说着云南乡土话，依旧让人看不起。此后，我总被院子里几个同龄孩子欺负，只好常常待在房子里——又是难熬的近一个月。邻居一个好心的老婆婆告诉母亲，必须给那个行政人员多些报酬，多给两个看护大门的人小费。母亲咨询她该给多少，一听才知道这下子身上就几乎没钱了，但想反正是最后一拼了，如果钱再不够了也无须让父亲费周折再汇钱，于是把她的结婚金戒指拿到了一个铺子好歹卖掉，作最后的盘缠。又过了些天，那位行政人员总算是帮我们把飞机票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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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听了我们的诉说，心中内疚，多次说：真没想到，竟是这样啊！……苦了你们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苦难了，不会了。母亲说：“八年都过去了，胜利了，我总算把孩子们安全带回来了，这次我真的相信——再也不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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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我们早早准备好了一个泥巴制作的大号“兔儿爷”，以欢度中秋，他没想到我们的路程那么漫长，中秋节早已过去了一两个月。他还高兴地对我说：“你是爸爸的好孩子，长大了，懂得帮助妈妈做事情了，爸爸过几天要奖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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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过了几天，父亲要和几个人一起去万寿山，顺便带我去了。在一个大山石北面的大厅父亲告诉我，这里曾是皇帝处理事务的办公场所。可能是赶巧吧，我想解小手，就问：“皇上在哪里屙尿呀？”这引起了大家的哄笑，有一个人说，这个孩子能提出很多大人不会想到的事。这个小插曲后来我本已忘却，倒是被父亲记住了，我工作后他曾以此为例提醒我，要学会发现和提出问题，找到问题的核心才是前进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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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我的另一个奖励，是带回家好多巧克力，说以前在昆明没能给你买，现在有了。那时在华的美国大兵陆续回国，不少军用物资在市面流通，包括一种野外餐盒，是用蜡纸包裹的像个砖头般的牛皮纸盒子，每盒里面有压缩饼干、饮料冲剂和一块冰棍般大小的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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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特意请假两天，把我们带到隆福寺逛庙会。那时北平有五个庙会地点：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东岳庙，按阴历每个地点轮两天。隆福寺市场上能看到一些东洋货，如蚊香、人丹、瓷器、工艺品、文具、花布等，很耀眼。父亲当时对我说，这些东洋货很能诱惑人，却把我们的国货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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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带我们去了白云观，到吉祥戏院看了京戏。开场是“跳加官”，幼年的我很喜欢看，记忆很深，但建国后似就不再上演了。我问过父亲为何不演，他回答说内容是升官发财的封建思想吧，但也不是完全糟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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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爸爸真美”——这是我那个时期最鲜明的感觉，那时九岁的我还不懂得用幸福二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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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住下没几天，德国友人傅吾康先生匆忙前来探望。一个傍晚，母亲正在安排我的弟弟妹妹入睡，突然有人敲门，我正巧在门口碰上他——好似外国人模样的高个子，说的中国话很流利又不像是外国人，和我握手时我感到他的手背毛茸茸的也不像中国人。父母很高兴，连忙请他坐下，但那时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不像样的椅子，多少有些尴尬。后来我才得知，他是要去成都工作，临行前特意来探望一下，还拿来了一个他家里使用过的调料瓶支架留给我们安家用。我家一直使用着（现存陕西考古博物馆）。不久后，他家迁往成都前夕，他又把剩余的副食拿给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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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半年，我们家临时居住在东皇城根42号的大院子里。一进大门是北平研究院院部很洋气显眼的办公楼，它的南、北、东三面有好几个院落和古典式的四合院。现在这些小院子已经消失，变成了新大楼，只有原办公主楼仍在，成为文物了（现属科学出版社）。在这个三层大楼的南边几百米，是当时的中法大学，两者都和法国有关系。徐老伯和我父亲与中法大学、中法学会都有些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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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和顾颉刚先生家为邻，同住在一个小院子里半年。顾大伯比我父亲大16岁，二人同是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抗战时他也曾去昆明，后又到四川、南京等多处任职。1948年再入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作负责人，也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成员依次是：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张政烺、董作宾、汤用彤、李俨）。不过不久他就去了南方，1954年又回到北京后就永久固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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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在昆明时和我母亲相识，但不幸在胜利前去世了，孤身的他每日就是奋笔疾书。父母领我去他家串门，我看到房间里到处都是书，线装的和铅印的，大的小的。桌子上除了他写毛笔字的一个小地盘外，也全堆满了高高的几摞子书，地上也是书堆，听说是装了满满两个大马车从飞机场拉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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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北平研究院办公大楼东侧的四合院（右侧是顾颉刚先生的临时住房，左侧是我家的暂住地，摄于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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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说，“你要记住，什么叫努力和用功？他就是你的榜样”，“这位伯伯了不起，在你这个岁数时已经读四书了。日本学者看不起中国学者，但当碰到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时，不得不另眼相看”。过了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顾大伯和徐老伯及我父亲的学术观点有所不一，即“疑古派”和“信古派”，但这绝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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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又去了奶奶的坟地，为她扫墓。她暂时安葬在嘉兴寺的墓地里，该地在建国后拆除，位于现在护国寺街和东官房汽车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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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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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西直门大街26号：文人荟萃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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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我家正式搬迁到位于新街口和西直门之间的西直门大街26号。此处原为贝勒府，是乾隆第十二子永璂（生于1752年）的居所，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大院子占地80米×70米左右。灰色的大高墙外种有八棵粗大槐树，红色大门，高门槛，大门门框顶上有四个轱柱（又称“罩头”），据称当年柱面写有“高宗十二子”，其中的“十二”占据一个字的位置。两个汉白玉的石头狮子把门，该大门为垂花门，有三个台阶进入。在大马路边还有两个上马石，马路对面有大号的影壁，灰色大砖上有精细的雕花装饰，彰显着皇家气派。大红门的门槛是由一根很粗的长条木头制成的，进门后的两侧大红长条木凳子是看门人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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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布局严谨，有似故宫。原为三轴线式样，后来把东边的一路长条割裂出去卖掉了。最北端为花园和竹林，西线的南端有太湖石堆积的假山和唱戏用的庭院，有两棵古树——槐树和枣树，直径约一米多。原为被保护古树，贴有铁标签，并用铁栏杆维护。后来因商业利益，铁栏杆被拆迁办给当作废铁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