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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2位著名科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王静如、冯家升，昆虫学家朱弘复、刘崇乐，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植物学家林镕、唐进、王云章、汪发赞，生物学家侯学煜，心理学家曹日昌——当时都住在这里。到了1953年，后花园又建成了两个小楼房，增加了更多的学者，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地质学家谷德振、丁国瑜等。大门自1950年后挂上了“中国科学院第二宿舍”的大牌子。在50年代初的几年里，院子内很幽静，充满了读书气氛，大家和睦相处，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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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院子，按两个中轴线分隔成四五个相连的小院（该大院原本有东轴线，为佣人杂役的住房、库房和停放车马地段等，到了民国初年时已隔开另行出售了）。我家住在进入大门穿过前庭院后的第一个小院。按建筑行话说，是垂花门，内有木制屏风，绕过这个屏风算是二进院，是主人接待高贵客人的地方。按贝勒府的规矩，这个院子不能住人，而是用于专门准备着接待皇上的到来。父亲说实际上皇上从没来过。小院子西边和东边都是彩色绘画的走廊，和颐和园的长廊很相似，父亲说它的彩绘质量已高于万寿山了，因为万寿山的长廊在日本占领时期重新绘制了，其画工的水平已大不如前，而这里的绘画还是原有的，按行话说，是抄手游廊，东西各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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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小院里仅有北房五大间，这个房间数是符合清朝的规矩的。走进中间的房子，两侧各有两间连通着的屋子，有木制雕花的通透月亮内隔墙。灰色墙砖都经过人工磨制，是用黏米面和石灰的浆液砌起来的。大号的灰色地面方砖和大号的房顶瓦、红色的粗大柱子与屋梁、高大的地基，无不显示着皇家的居高气派。全大院的房子，在唐山地震时竟丝毫未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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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贝勒府，日本兵来了以后曾被占领为兵营要地，院子四周的高墙上布设着220伏特电压的铁丝网。抗战胜利后被北平研究院争取到，是副院长李书华、钱临照先生和我父亲在接收时特意下力气从几个要害部门夹缝里“夺”到的。50年代以后，院子里不断加盖房子，竟然住下了七十多家。可惜的是在新世纪初，仅仅为了地皮的经济利益而用推土机夷为平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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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小院有四棵树：海棠、迎春花、紫丁香、白丁香。地面是用大青砖修筑的主路，路两侧有用五颜六色的鹅卵石砌出的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图案，现在我们只能在故宫等处看到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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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高大，冬暖夏凉。屋檐下有两窝燕子。院子主路两边的空地能搭葡萄架，种花草和蔬菜。夏天在院子里乘凉听蝈蝈叫，秋天有蟋蟀的鸣声。按照傅吾康先生的说法，这真是一个“神气的四合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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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住下没几天，全家就到北沟沿街（现名赵登禹路）东侧的石碑胡同21号我姑姑家去拜访。我这才知道，奶奶把我们的家具物件等全部保留了下来，锁在一间屋子里。那是在期待我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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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都在这间房子里停留许久。父母不由得把专为我购置和使用过的婴儿床的护栏摸了又摸，让我也摸了摸。然后让我姑姑指引到奶奶最后居住过的房屋，看了奶奶使用过的床铺、樟木衣箱和梳头镜子，还有那熬过劫难的收音机和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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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拿到家里，我每天放学后都能听“孙敬修讲故事”节目了，妈妈说我着了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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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这些老物件——钢丝铁床、大号书柜（父亲自己画图定做的，用菲律宾木头制成）、梳妆台、写字台、英文打字机、五个大樟木箱子（母亲的嫁妆）等，几天后一起运到了我家。父亲还特意向我姑姑要来了悬挂在奶奶房间里的那幅山水竹帘画，留做念想（现存牛河梁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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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西直门一住就是38年。虽然父母很留恋这里，但1985年还是转移到了西三环的昌运宫宿舍楼居住，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昌运宫有暖气过冬，没有在平房里烧煤球炉子的安全隐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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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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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赞扬生命之一：花草和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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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这个院子很喜欢，安顿下来不久，她到护国寺庙会上采购日用品时，很有兴致地买来了许多菜苗，像茄子、西红柿、豆角等，用了一个假日全家人一起栽下，还撒了老玉米种子，让我们兄妹学会种植养护。还买来了一种叫“死不了”的花苗，在几个边角处栽下。父亲看到了很高兴，对我们说，它的生命力特强，你们要仔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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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有收获。在滚圆的绿叶下，红、黄、紫、粉色的花儿很艳丽。清晨，把一个较大的花蕾连同一小段枝干掰下，插进土里，原本包裹得紧紧的花蕾，到了中午前后竟然一下子开放了。又把一小段枝干插在土里，多天后又有小的花蕾长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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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我打小就喜欢上它，也种植过它。它花期长，从初夏直到秋末，连续开花。它在咱老家很多，学名叫太阳花，名字好听，而且也称得起这个好名字，雅俗共赏。在夏季炎炎的日光下，许多高贵的花朵都萎缩低头，只有它兴致勃勃迎接烈日。我们要学习它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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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父亲问我，你还记得黑龙潭岸边生长着的“节节草”吗？我说当然记得。那种草很绿，直径约几毫米，长约20厘米，由许多一厘米左右的节组成，节与节之间像毛笔的铜帽子那样互相串接着。用手一拔，节和节就脱离开了，再插上可以继续生长，抛去中间几节也没事，把一个节埋在土里也能成活。父亲说，你看它的求生力多么顽强，从不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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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大后，父亲多次说到养殖花草。他说：人们大都稀罕那些难得的花草，把君子兰捧得那么高贵，这也是常理。但是对那些顽强生长着并给人以温暖的花草更不能蔑视。“你还记得在你去茨坝上学路上的那一大堆一大簇的野花吧（学名波斯菊），多美啊！她的‘缺点’是很怕土壤里肥料多，也怕水分多，但也算不上什么缺点，她不要求过分宠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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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迁入新居后的一组照片，这是我的弟弟妹妹们第一次照相（上左：母亲；上右：两个妹妹，很像双胞胎；下：弟弟。摄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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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宿舍大院的西北角，住着研究西夏王朝历史和文字的冯家升先生，他和父亲常有往来。1951年，他的妻子张秀玲也搬来了。张秀玲女士原是学西洋画后又改学中国画的，师从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的家离这里不远，多次乘自家的人力车来她的家里做客和指导绘画。因为我和他家的女儿、儿子年龄相差一岁，所以我常到他们家玩耍，也几次碰见齐白石先生在教她画虾米、鸽子。有一次还听到他讲过虾米的两个前爪在前进时是前伸的，吃食时是左右张开的，虾米的须子必须有神采，要一口气画出来，等等。齐白石先生还特意在她画的虾米图右上角写了“今人画虾，秀玲最好”八个字。我回到家里把见闻告诉父亲，他听得很入神，说他对这种画风很欣赏，能做到雅俗共赏，久看不厌，画面充满生命气息，与百姓密切相关，这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很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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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女弟子张秀玲1986年赠送我父母的两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