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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带我们去了白云观，到吉祥戏院看了京戏。开场是“跳加官”，幼年的我很喜欢看，记忆很深，但建国后似就不再上演了。我问过父亲为何不演，他回答说内容是升官发财的封建思想吧，但也不是完全糟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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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爸爸真美”——这是我那个时期最鲜明的感觉，那时九岁的我还不懂得用幸福二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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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住下没几天，德国友人傅吾康先生匆忙前来探望。一个傍晚，母亲正在安排我的弟弟妹妹入睡，突然有人敲门，我正巧在门口碰上他——好似外国人模样的高个子，说的中国话很流利又不像是外国人，和我握手时我感到他的手背毛茸茸的也不像中国人。父母很高兴，连忙请他坐下，但那时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不像样的椅子，多少有些尴尬。后来我才得知，他是要去成都工作，临行前特意来探望一下，还拿来了一个他家里使用过的调料瓶支架留给我们安家用。我家一直使用着（现存陕西考古博物馆）。不久后，他家迁往成都前夕，他又把剩余的副食拿给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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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半年，我们家临时居住在东皇城根42号的大院子里。一进大门是北平研究院院部很洋气显眼的办公楼，它的南、北、东三面有好几个院落和古典式的四合院。现在这些小院子已经消失，变成了新大楼，只有原办公主楼仍在，成为文物了（现属科学出版社）。在这个三层大楼的南边几百米，是当时的中法大学，两者都和法国有关系。徐老伯和我父亲与中法大学、中法学会都有些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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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和顾颉刚先生家为邻，同住在一个小院子里半年。顾大伯比我父亲大16岁，二人同是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抗战时他也曾去昆明，后又到四川、南京等多处任职。1948年再入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作负责人，也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成员依次是：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张政烺、董作宾、汤用彤、李俨）。不过不久他就去了南方，1954年又回到北京后就永久固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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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在昆明时和我母亲相识，但不幸在胜利前去世了，孤身的他每日就是奋笔疾书。父母领我去他家串门，我看到房间里到处都是书，线装的和铅印的，大的小的。桌子上除了他写毛笔字的一个小地盘外，也全堆满了高高的几摞子书，地上也是书堆，听说是装了满满两个大马车从飞机场拉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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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北平研究院办公大楼东侧的四合院（右侧是顾颉刚先生的临时住房，左侧是我家的暂住地，摄于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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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说，“你要记住，什么叫努力和用功？他就是你的榜样”，“这位伯伯了不起，在你这个岁数时已经读四书了。日本学者看不起中国学者，但当碰到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时，不得不另眼相看”。过了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顾大伯和徐老伯及我父亲的学术观点有所不一，即“疑古派”和“信古派”，但这绝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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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又去了奶奶的坟地，为她扫墓。她暂时安葬在嘉兴寺的墓地里，该地在建国后拆除，位于现在护国寺街和东官房汽车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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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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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西直门大街26号：文人荟萃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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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我家正式搬迁到位于新街口和西直门之间的西直门大街26号。此处原为贝勒府，是乾隆第十二子永璂（生于1752年）的居所，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大院子占地80米×70米左右。灰色的大高墙外种有八棵粗大槐树，红色大门，高门槛，大门门框顶上有四个轱柱（又称“罩头”），据称当年柱面写有“高宗十二子”，其中的“十二”占据一个字的位置。两个汉白玉的石头狮子把门，该大门为垂花门，有三个台阶进入。在大马路边还有两个上马石，马路对面有大号的影壁，灰色大砖上有精细的雕花装饰，彰显着皇家气派。大红门的门槛是由一根很粗的长条木头制成的，进门后的两侧大红长条木凳子是看门人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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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布局严谨，有似故宫。原为三轴线式样，后来把东边的一路长条割裂出去卖掉了。最北端为花园和竹林，西线的南端有太湖石堆积的假山和唱戏用的庭院，有两棵古树——槐树和枣树，直径约一米多。原为被保护古树，贴有铁标签，并用铁栏杆维护。后来因商业利益，铁栏杆被拆迁办给当作废铁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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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2位著名科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王静如、冯家升，昆虫学家朱弘复、刘崇乐，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植物学家林镕、唐进、王云章、汪发赞，生物学家侯学煜，心理学家曹日昌——当时都住在这里。到了1953年，后花园又建成了两个小楼房，增加了更多的学者，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地质学家谷德振、丁国瑜等。大门自1950年后挂上了“中国科学院第二宿舍”的大牌子。在50年代初的几年里，院子内很幽静，充满了读书气氛，大家和睦相处，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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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院子，按两个中轴线分隔成四五个相连的小院（该大院原本有东轴线，为佣人杂役的住房、库房和停放车马地段等，到了民国初年时已隔开另行出售了）。我家住在进入大门穿过前庭院后的第一个小院。按建筑行话说，是垂花门，内有木制屏风，绕过这个屏风算是二进院，是主人接待高贵客人的地方。按贝勒府的规矩，这个院子不能住人，而是用于专门准备着接待皇上的到来。父亲说实际上皇上从没来过。小院子西边和东边都是彩色绘画的走廊，和颐和园的长廊很相似，父亲说它的彩绘质量已高于万寿山了，因为万寿山的长廊在日本占领时期重新绘制了，其画工的水平已大不如前，而这里的绘画还是原有的，按行话说，是抄手游廊，东西各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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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小院里仅有北房五大间，这个房间数是符合清朝的规矩的。走进中间的房子，两侧各有两间连通着的屋子，有木制雕花的通透月亮内隔墙。灰色墙砖都经过人工磨制，是用黏米面和石灰的浆液砌起来的。大号的灰色地面方砖和大号的房顶瓦、红色的粗大柱子与屋梁、高大的地基，无不显示着皇家的居高气派。全大院的房子，在唐山地震时竟丝毫未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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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贝勒府，日本兵来了以后曾被占领为兵营要地，院子四周的高墙上布设着220伏特电压的铁丝网。抗战胜利后被北平研究院争取到，是副院长李书华、钱临照先生和我父亲在接收时特意下力气从几个要害部门夹缝里“夺”到的。50年代以后，院子里不断加盖房子，竟然住下了七十多家。可惜的是在新世纪初，仅仅为了地皮的经济利益而用推土机夷为平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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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小院有四棵树：海棠、迎春花、紫丁香、白丁香。地面是用大青砖修筑的主路，路两侧有用五颜六色的鹅卵石砌出的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图案，现在我们只能在故宫等处看到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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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高大，冬暖夏凉。屋檐下有两窝燕子。院子主路两边的空地能搭葡萄架，种花草和蔬菜。夏天在院子里乘凉听蝈蝈叫，秋天有蟋蟀的鸣声。按照傅吾康先生的说法，这真是一个“神气的四合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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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住下没几天，全家就到北沟沿街（现名赵登禹路）东侧的石碑胡同21号我姑姑家去拜访。我这才知道，奶奶把我们的家具物件等全部保留了下来，锁在一间屋子里。那是在期待我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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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都在这间房子里停留许久。父母不由得把专为我购置和使用过的婴儿床的护栏摸了又摸，让我也摸了摸。然后让我姑姑指引到奶奶最后居住过的房屋，看了奶奶使用过的床铺、樟木衣箱和梳头镜子，还有那熬过劫难的收音机和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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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拿到家里，我每天放学后都能听“孙敬修讲故事”节目了，妈妈说我着了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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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这些老物件——钢丝铁床、大号书柜（父亲自己画图定做的，用菲律宾木头制成）、梳妆台、写字台、英文打字机、五个大樟木箱子（母亲的嫁妆）等，几天后一起运到了我家。父亲还特意向我姑姑要来了悬挂在奶奶房间里的那幅山水竹帘画，留做念想（现存牛河梁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