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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我已经慢慢地近乎忘却了，更不知道他去的目的是什么。最近翻看父亲1994年口述的录音整理稿（由邵望平和高炜整理）才明白，那时他“经常同裴文中、向达、韩寿萱等见面。有时在城内沙滩的红楼，有时是聚在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议论的话题是迎接解放，期盼考古工作在新政府领导下得到恢复、振兴。中国考古队伍那时总共只有寥寥数十人，主要研究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组。临解放时有的人去了台湾，有的迫于生计而改行。面对这种状况，在建国初组建中国科学院时，我曾积极建议把原属不同单位的人员合在一起，集中力量办好一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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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史学研究所人员在怀仁堂西四所院子里（上图左三徐旭生，下图右二王静如；摄于1947～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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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父亲那时的积极心情，到了新世纪我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看到了王振铎的女儿王木南保存着的、我父亲1949年11月给王伯伯的两封信，那时南京刚解放半年多，说及北京这里酝酿成立考古研究所、建立博物馆等方面的事情（我家里也曾有此前王振铎的几封来信，可惜已丢失）。从这两封信件里能够看到，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学友对于未来新局面的热忱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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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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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留在大陆：他的第四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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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深秋，解放军临近西山一带了，城里充斥着紧张气息。宿舍的大院子被国民党部队占用，堆满了炮弹火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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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傍晚，宿舍大门口突然说有父亲的电报，是南京的一个同行老友发来的，内容是再次建议他考虑尽快行动，携全家来南京，然后再迁往台湾，到了南京后的手续他将从中斡旋，没有问题。父亲看完了这封电报随即就递给了母亲，示意母亲丢进她点燃煤球炉子用的纸篓里，并用带有些深沉的口气轻声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的事情（工作）离不开这块土地……况且资料、徐老都在这里……”母亲端详了许久，才肯把它丢掉，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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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不知怎么回事，只知道有个大事情与父亲擦肩而过。后来母亲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自1948年秋开始，北平的局势已定，南京那边加大力度“抢救”——从北平拉人去台湾。父亲这个时期和王振铎先生也有信件提及这方面的事情，王伯伯也说，咱们还是“故土难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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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的第四次抉择，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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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到了50年代中期，将要迁往合肥任科技大学校长的钱临照先生从位于西四的家里来我家道别时，对父亲说：到台湾那边做工作没有前途，你和徐老决意留在大陆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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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很少，但它令我深深记忆。我不知为何远方的南京，竟会有人惦记他，我想“总不是好事吧”。直到1984年左右，父亲才和家人说起，也使我进一步得知，父亲和南京同行们早有丝丝不断的情感联系。比如我家里的那二十多张安阳考古现场发掘老照片，以及关于洛阳铲的照片和顶头写有“南京博物院”的资料卡片等，都是父亲工作后不久，南京那儿的什么人给他寄来作参考的。还有在他刚刚参加了斗鸡台考古工作不久，南京那边的要人李济、傅斯年就已经关注他了，虽未曾谋面却已有信件往来。李济和傅斯年手下的王振铎在30年代中期，即到了南京后曾极力主张把我父亲“挖”过去，但傅斯年觉得北平那边历史研究的力量强而考古方面力量弱，挖苏于心不忍，也对不住好友徐旭生。那时，徐先生和南京几位要人有着很诚挚的学术情谊，尽管他们的专长与风格特色不同，即现代人写历史时称谓的“南派”和“北派”，但父亲曾说，双方的关系一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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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我回忆起，父亲和王振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聊天时（大约是李济先生1979年去世后不久），曾援引了宋代杨万里的诗，父亲有些得意地说自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飞上头”，还说当年南京那里“爱才如命……，可惜现在我们这里却远没能做到，还损伤了许多能者，这种浪费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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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年底，当围城的解放军已经打到海淀镇直至白石桥时，不知父亲从哪里弄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和一本《论联合政府》，放在了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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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解放军和傅作义部队的代表就和平解放北平进行了谈判。1949年1月22日，解放军主要部队开始从西直门、东直门和安定门进城了。我们全家到西直门大街上，和自发从家里走出来的群众，还有些大学生们，一起观看和欢呼口号。父亲用双手按着我的肩膀笑着。解放军大多坐在卡车上，或骑着战马，车后拉着大炮。偶尔，有文艺宣传队打着腰鼓，耍霸王鞭，或扭秧歌行进。2月3日，为了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更好地记录下来，解放军再次由永定门开进城区，队列在稍宽的马路排列得更雄壮，以前门牌楼和它南面的街道为重点，组织了附近的单位、学校的大批群众夹道热烈欢迎。父亲和邻居们说，解放军从安定门、永定门进入，意味深长啊——国家从此永远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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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季的一天，天色已黑，父亲却还没回来，母亲焦急，让我到门卫处用公用电话问问怎么回事，我打了好几次，都是回答“接不通”（那时是人工接线）。母亲很心急，就直奔徐老伯家，谁知他家也一样。两家都很纳闷。直等到天黑了许久，他俩笑呵呵地饿着肚子回来了。原来那天下午父亲单位的院子里突然来了许多手持步枪的解放军，把各个房门口都站上了岗，不许屋里人走动，也不能打电话。解释说，怀仁堂里要开个重要会议。等到允许他们出门时估计会议已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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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乘车回家的路上，徐老伯估计，他们的办公室大概该迁走了。果然不久后，研究所奉命搬出中南海，父亲的办公室临时迁到北京动物园大门口西侧的一个小院子里（陆莫克堂对面）。后来新成立的植物研究所将陆莫克堂作为暂时工作地，父亲又和俞伯伯常见面了，我们两家的孩子又常一起在动物园玩耍，直到50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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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后，老家有时来人有时来信，谈过一些家乡的变化等情况，老家里的人“出身不好”（父亲这边是资本家，母亲那边是富农），厂子归公了，处境困难，对于一些事情有不解之处，也有些抵触情绪。但父亲还是尽量劝说他们想得开些，总能过得去，“国家好了，百姓都会好起来的”。老家的人带些责怪的口气说：“就是四叔心宽，装得下这么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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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当歌剧《白毛女》在西单牌楼的长安戏院公演时，父亲带着全家去看。出来后又沿西长安街漫步，从六部口走到了西单石碑胡同，才掉头回家，却很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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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正好是不惑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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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有一天他进家门后急忙对我母亲说：真没想到啊，翦伯赞兄是位共产党员啊，早在1937年他就在南京秘密加入党组织了。母亲也备感吃惊，说咱们一点也没感觉到他的思想有什么很激进、很特别之处啊。父亲虽然和他没有深交，但还算是很熟悉的同行，尤其是在建国前后的几年里来往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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