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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差事: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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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7日,父亲下班后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急忙对我说:今天你来帮我做件事,快到邮电局买2月16号天津的《进步日报》(原为《大公报》),争取买上十份吧。他还要在家赶紧写几封信。我先到新街口邮电局,没有;又坐上有轨电车去西四牌楼和西单牌楼的邮电局,还是没有;最后辗转到了东单牌楼的邮电局,总算买到了仅余的六份,还是不够,但也没办法了。他把写好的许多短信和报纸分成六份,各用白纸连同信纸、报纸一起卷成了圆纸筒,再写上地址(这是当年邮寄印刷品的做法)寄出。好像多是寄到南京的,也有一件寄到西安。他嘱咐母亲明天一早,务必到新街口邮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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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第一次委派我做的大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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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纸上刊登了父亲写的一篇短文,题为《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13岁的我那时就隐隐觉得,写出一篇小文章登报何必那么高兴,还要邮寄给外地友人,甚至空前地把我和母亲都动员起来。这个印象持续了三十多年。而到了80年代,当他和客人提起这个事情,仍旧很得意,说那时的认识现在看来也还不算过时。我这才明白,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他就已经开始憧憬着新时代的考古事业应是“人民的事业”,热情洋溢、苦思良久了。后来我还了解到,近年中国公众考古活动得到长足发展,父亲的这篇文章被一些学者当成是中国早期开展考古大众化工作的经典之作,有开创之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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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邮寄出他的文章后不久,接到从南京邮寄回来的一大卷报纸,里面大篇幅介绍“中央博物院”的馆藏品,还夹有信件或文章。我那时已开始集邮,那个邮包的邮票很好看,所以我一直记得。其中有一份报纸是说博物院已经更名为南京博物院了(几年后,王振铎先生来我家时,还带来了一个特别的纪念章,用古文字和符号写出,某年某月光荣地顺利地接收)。我还隐约记得,父亲向母亲讲到,这个博物院里的一个负责人是位女性,是“中国第一个女考古家、女才人”,很尽职能干,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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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初秋的一个星期日,父亲带着两个妹妹去天坛公园玩,赶巧遇上了郭沫若先生,带着他的女儿,后面还有个卫兵。因为他刚刚主持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他的发言在电台多次播送,群众对他很熟悉了,所以在他后面有二三十个游客尾随。他和父亲叙谈起来,大概两个人都本想多说一些,可四周的游客已积聚很多了。郭院长说:“好,咱们的两个部队就分头行进、各自东西吧。”游客们听到这句话,自然地分成了两拨跟随。父亲穿着整齐的中山装倒也像个首长模样,走了一小段路赶紧回过头笑着向大家说:我可不是名人,我就是个最最普通的人,你们看我除了女儿,没有警卫和秘书啊。这些游客就逐渐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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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件小事很在意并记忆清晰,是因为1949年11月1日的晚上,我独自一人碰见过郭沫若。那天上午,在文津街1号有“中国科学院成立大会”,由郭院长主持并讲话,父亲高兴地参加了。晚上还有文艺演出,主要是职工的表演,我和另一位同龄人表演双簧,最后的压轴节目是常宝堃(艺名“小蘑菇”)说的相声《炸台湾》,演出前由郭沫若先讲话。他挺早就来到后台做准备,背着手来回走,似在想什么。而我的节目是头一个,我到处乱看乱跑,在后台相遇了。可能我的化妆奇怪些,把头发扎理成向上的辫子,红嘴唇白脸蛋。他随口问我演什么节目,十几岁了,姓什么,住哪里。当他听到“姓苏”“住在西直门”时,很敏感地立即说道:哦,你的父亲个子比较高对吧?他也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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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说起这事,父亲说,你看到了吗?他有个大脑门,进而又讲了几个关于郭院长机敏过人、会应对各种意外的故事,例如他在今天的全院成立大会上发言说“梁思永——的——哥哥——梁思成”如何如何,原来在说了前三个字时自感说错了,却能立即做出最恰当的反应,转弯很快,圆满地纠正过来了。而咱们没那个本事,也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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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前后,历史界的学者们每年春节都会三五成群或单独到位于西四南大街大院胡同9号的郭院长家拜年欢聚,这个传统持续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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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发行的第一天,父亲利用午休时间,从美术馆走到王府井大街的新华书店排队许久,终于买到了,带回家放在他的书桌左侧。他还陆续购买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有关私有制、生产关系、国家起源、民族问题和婚姻家庭等方面内容的翻译单行本,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一直没有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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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莫逆之交王天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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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1911—1992),字天木,河北保定人。1936年秋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特邀编辑,和父亲谈话很投机,自此成了朋友。1937年7月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托研制古代科技模型,后又留聘于上海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1938年受聘于昆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9年2月,单身颠沛流离数千里到了昆明,很快和我父亲相见。晚上两人同盖一床被子,“谈起沦陷的北平,两个人彻夜未眠”(3)。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他出面为父亲引见了李济先生等来自南京的同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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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在昆明时,也常和木工一起做活,练有一手好手艺。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脑子好,手也巧,见闻广,令人羡慕。1939年秋到重庆任国立中央博物院专门设计委员,1940年获国立中央研究院人文科学奖杨铨(杏佛)奖金。在西南地区工作期间,全心思考着司南、罗盘、指南针、地动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台的复原。在日记里,他曾多次写到和我父亲的书信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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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末,父亲和王大伯有多次通信。现摘录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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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木吾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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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您的十月廿一、廿二两函,并弟接曾公原函,今日同时另发致曾公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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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事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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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局的人事还在安排中,裴(文中)公在原则上已暂允可任博物馆处处长,副处长一职,郑(振铎)公属吾兄,裴(文中)公当然赞成。郑(振铎)公又想把古物处请夏作铭来担任……我认为要考虑的是:(一)大家的生活问题,因政府人员的待遇是低的;(二)今后考古事业的着落问题,对此我们都不愿随便撒手不管,交给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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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的组织轮廓还一无所知,这几日严慕光正同几位正副院长找总办公处的处址。严将任办公厅主任虽以事务为主但承上启下,其重要性不在副院长之下。旭(指徐旭生)老是完全被关在门外了,任何消息也一概不知,史所的将来,如华大四部,中研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几个单位要归并是想当然的。中研、平研的几位现有研究员中,我看没有能够出来做领导者的。如果不出在华大,或正副院长兼,恐怕非也另找人不可。所以此所未来变化尚多,尚难臆料。考古部到底是归科学院抑或文化部,从理论上说二说一,一样的有理。从趋势上看也难说究竟。我所对此问题都负有责任,不到水落石出,是不放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考古部门能成为独立单位,而与文化部的文物处人事上打通,如此,不论在科学院或文化部,就均易与博物馆事业打成一片了。余容绪陈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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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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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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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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