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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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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莫逆之交王天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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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1911—1992），字天木，河北保定人。1936年秋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特邀编辑，和父亲谈话很投机，自此成了朋友。1937年7月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托研制古代科技模型，后又留聘于上海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1938年受聘于昆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9年2月，单身颠沛流离数千里到了昆明，很快和我父亲相见。晚上两人同盖一床被子，“谈起沦陷的北平，两个人彻夜未眠”(3)。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他出面为父亲引见了李济先生等来自南京的同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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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在昆明时，也常和木工一起做活，练有一手好手艺。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脑子好，手也巧，见闻广，令人羡慕。1939年秋到重庆任国立中央博物院专门设计委员，1940年获国立中央研究院人文科学奖杨铨（杏佛）奖金。在西南地区工作期间，全心思考着司南、罗盘、指南针、地动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台的复原。在日记里，他曾多次写到和我父亲的书信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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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末，父亲和王大伯有多次通信。现摘录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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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木吾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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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您的十月廿一、廿二两函，并弟接曾公原函，今日同时另发致曾公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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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事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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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局的人事还在安排中，裴（文中）公在原则上已暂允可任博物馆处处长，副处长一职，郑（振铎）公属吾兄，裴（文中）公当然赞成。郑（振铎）公又想把古物处请夏作铭来担任……我认为要考虑的是：（一）大家的生活问题，因政府人员的待遇是低的；（二）今后考古事业的着落问题，对此我们都不愿随便撒手不管，交给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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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的组织轮廓还一无所知，这几日严慕光正同几位正副院长找总办公处的处址。严将任办公厅主任虽以事务为主但承上启下，其重要性不在副院长之下。旭（指徐旭生）老是完全被关在门外了，任何消息也一概不知，史所的将来，如华大四部，中研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几个单位要归并是想当然的。中研、平研的几位现有研究员中，我看没有能够出来做领导者的。如果不出在华大，或正副院长兼，恐怕非也另找人不可。所以此所未来变化尚多，尚难臆料。考古部到底是归科学院抑或文化部，从理论上说二说一，一样的有理。从趋势上看也难说究竟。我所对此问题都负有责任，不到水落石出，是不放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考古部门能成为独立单位，而与文化部的文物处人事上打通，如此，不论在科学院或文化部，就均易与博物馆事业打成一片了。余容绪陈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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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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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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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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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示意。陶孟老廿五日曾到史所来。作为就任副院长后第一次视察，了解情况。弟问他，见到夏作铭了吗？孟老支吾答复，对老夏大概有些不满。西谛先生没来找我，我也没去看他。向公也多日没有见晤。听裴公说，向答应暂时兼文物局工作。科学院的轮廓，上次信中提到一些。看来“兹事体大”，而在文教委员会内，以科学院问题最多，不似教育部之有华北政府旧底，文化部之新起炉灶，由科学院的组成来看，旧的势力还很大，新的生机尚待培植。依唯物辩证法的法则，离发展阶段还远。“所”的正式组织是否能在年内成立，看不透。现在只是就旧机构来计划明年工作。平研史所的明年计划，是要旭老的主张，组成两个调查队，一个发掘队。调查队去山、陕和甘、宁，由弟与静如兄去山、陕。旭老、冯伯平去甘、宁。孙文青、何乐夫去斗鸡台。由弟看来，这计划批准的可能性极小，旭老“白日做梦”而已。计划中又说拟聘韩儒林来所云云……这事不提，静观待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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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局内的三处是图书、博物、文物。“古物”是原拟的名称，周总理说：“古太多了，不要净管古的。”所以改为“文物”。“考古”一词大概从未采用过。你所提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我所知，和裴公的了解，答复如下：（一）穿制服的多半是公家发给的，供给制的（人）不屑说了，我看旧西服还是把它穿完再说吧。（二）文物局现在团城挤着，正进行着收回大高殿。（三）眷属或个人住处是绝对负责照顾的。不过眼下由于房荒严重，满意的解决，恐怕短期间还做不到。所说，文化部和文物局都在进行买房作宿舍。局长级大概由部负责。处长级大概由局负责。兄的问题，恐怕只可由郑公先为你找一个临时住处，慢慢解决。（四）薪给问题，听到的是，专门人才照专家待遇，不受“官级”限制，换言之，即教授仍然是教授待遇，而在事业部门中，如裴公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中，用人更可不受部之限制，如技术人员。（五）文化部的局、处长待遇我还不清楚，科学院的办公厅主任，听说是1000斤大米，处长级为800斤。教授级为800～1300斤，平均1000～1100斤，但教授薪在整个政府中是最高的，将来怕有降低之可能。弟薪为1000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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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上。敬候安好。详情可待郑公南来时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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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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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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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王振铎先生受命从南京调来北京，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按父亲事前的建议，他早几天来北京，且先在我家住几天，再到文化部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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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先生从南京邮给父亲的著作，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著作送给对方（寄于1948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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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很高兴，为他的起居提前做了精心准备。在长时间的交谈中，王伯伯说了许多南京那边史语所和博物院等在建国前后的往事，父亲介绍了自己对北京学术界和一些学术领袖的见闻和感想。我还记得王伯伯说过，有人曾建议让裴公（文中）和父亲一起来抓文物工作，父亲说我还是固守我的老摊子不必挪窝。王伯伯自己则很想进入北京的研究所工作，他在南京绘制了好多图件都是关于古代仪器发明方面的，还从行李箱子里拿出了几张给我们看。我记得图片画得很精巧，是用铅笔画在半透明的硫酸纸上面的。父亲最后很着重地说：“这些（设计和图纸）就是你的，更是国家的宝贝啊。这个大方向极好，你许多方面的条件比我好（指有重要行政职务），你肯定能比我做得好，放心大胆做就是了。”此后，俞德浚先生回国，父亲对他也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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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伯很敏感地注意到了贝勒府的文物价值。第二天，就让父亲带他在整个大院查看了一遭。他说，院落布局很有讲究，里面定有许多故事，该建成一个小博物馆，至少目前可以作为文物单位的办公地保护起来，让你们来住太可惜了。他粗略丈量了我家的房子，说，屋檐向外延伸的比例很科学啊（他告诉我：在春分时阳光开始不再照到大玻璃窗户，秋分时开始照到屋内，冬至时阳光能斜射到屋内的北墙）。他还多次提到这里的结构和故宫、保定直隶总督府的院落的联系和区别，又反复地说，固然你们很幸福，但还是该物尽其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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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向他讲了自己的一个小调查。沿着西直门大街，至少曾有五个皇室要人的住所“像糖葫芦那样串接在这里”，致使这一带居住的旗人较多。这个大院西墙外的胡同，名叫“高井胡同”是有来历的。从前在胡同路边一个空地处有个公用的水井，水质好，却地面低洼，为了防止地面雨水流入，就在井四周砌出了个宽约一丈、高一尺半的方形高台，胡同的名字也就改称“高井胡同”了。后来为了建成长方块形状的贝勒府，就把这块有井台的地皮划走了，该井位于大院子的西侧靠北（到60年代还可以提水）。王伯伯睁大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呀？”父亲说：“问呗，这邻近的不少老旗人知道很多有趣的典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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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伯那时期精力充沛，也常来我家，说“大嫂包的饺子就是好吃”。父亲还向他多次讲述过有关北京的一些小典故。我记得其中一个：父亲听说他要去西四牌楼的地质博物馆，就说，考考你吧，在西面的那个牌楼的西侧，高高的地方，多了一件小东西，你找找吧。过了些日子王伯伯再来时兴冲冲地说：哈，我发现了，在斗拱里面塞进了一个大号的菜刀喂。怎么回子事？我问了周围的人，他们竟然没察觉或是虽察觉却不知其来历。父亲说：它是为了不准从西面过来的阴间小鬼进城骚扰，所以由皇帝亲手用朱砂毛笔在菜刀（木头制成的）上面涂抹了一大块红色呢。我是从一个老旗人那里听来的（父亲也顺带对我说：你有空也找个同学去看看吧，学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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