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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国家要求博物馆复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为陈列和宣传之用。王振铎先生接到的任务中，有四大发明中的张衡地动仪和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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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首先否定了自己1936年的设计，根据《后汉书》中“中有都柱”的记载并借鉴日本地震学家萩原尊礼的直立杆模型，于1951年设计并复原出1∶10的木质“张衡地动仪”模型。父亲很赏识他勇于推翻自己过去方案的“大将风度”。此后，听说王先生复原了17件有重要意义的古代仪器，如果把小型的器物也计算在内则有70多件，我知道最小的一件是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走马灯”。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的结构了，也都会制作；但在王振铎先生复原之前已经销声匿迹许久了。父亲对他的这些工作极为赞许，认为这项工作有多方面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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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苏联要举办中国文化艺术展览。那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把王先生请去一同做方案。起初人们只想到拿出和现代的革命胜利有关的题材内容，王先生却坚持必须把古代的文化成就也联系进来，并请我父亲拿出一个古代文化精品的方案。其中的出土文物精品由我父亲负责策划。王先生又提出把齐白石的作品列为展品。展览之后的效果表明，他的意见十分正确。此后大约是50年代后期，钓鱼台国宾馆建成，而房间里的文化艺术作品的装饰成了问题，还是请王先生这个能够掌握政治与艺术分寸的人，做了恰当完美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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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他对我父亲说，当今的文化艺术作品过于单调，不能维系和造就出伟大的、受世人尊重的民族精神，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还说，我们只有了解了对方，才能在国际交往中得到最好的收效。为此举了宋美龄的例子。宋美龄在40年代曾到美国的国会做了一次演讲并获得热烈掌声，从而为蒋介石得到了经济资助。她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了解人家是怎样思维的，她讲话中最精彩也是最能说服对方的一句是：“你们是帮助了我们，但我们也是在帮助你们。”既不卑也不亢，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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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到了1952年，王先生多次向我父亲说到许多关于北京建设方面的建议和意见，甚至带有些善意的牢骚和俏皮话，但两人内心都很舒畅。例如，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为了适应游人很多的情况，把柏树林子的地面都抹上了水泥，让柏树根部长期处于氧气不足的状态，“这岂不是在给它穿小鞋了吗？征求了林学专家的意见了吗？”又如，“地安门门楼子毁于火灾了，我们又把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两个三座门（它是仅存的没有木头的古建筑）也拆除了，太可惜了，那里曾演出过很多很重要历史事件啊，可以做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也包括阶级斗争的教育啊。难道就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案吗？”“听说，梁思成为东西三座门的事情动容地哭了，却引起许多人的嘲笑。其实像这样的爱国者、爱学术者也太少了点。还有位领导反过来专门要做梁的思想工作，这也太那个了”。又说，“把西四、东四的牌楼迁移到陶然亭去，固然比拆除掉它们强了百倍，可这个做法把这些牌楼在原地造成的古典美的气息和老北京的韵味全盘丢掉了，却没有补救措施”。这些议论，还有此后遇到的许多类似的事件，或许和父亲1964年后正式提出的“大遗址”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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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向他说起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身体渐衰还在坚持工作的感人情节，介绍了梁先生家里的情况，谈到了梁先生以前出野外工作期间，忙里忙外，肺部感染依旧操劳，落下了病根很是可惜，强调说国家太缺少这样的勇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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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多次提到傅斯年。说他有些可惜，像王云五一样掺和到政局而跌了跟头（父亲事后特意告诉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曾出现过“学者从政”“专家治国”之风，国民政府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乎占了一成。但最后大多没有好结果）。又说大陆就缺少傅斯年般的学者。于是两个人都鼓励对方：你就朝着小傅斯年努力吧。这一类的带有“指点江山”味道的互勉的话语不少。我事后对父亲说，那个跑到台湾的人肯定不好，干吗你们总念叨他呀。父亲说，你们年幼还不懂事理，许多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毛主席还接见过他呢，还送给他一首诗呢。等你长大了也许知道的事多了，或许才会懂得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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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多次说到了李济，但他俩用的称谓是“济之”，口气中我能听出“济之”是位很有能力的高人，但说的具体内容我全不懂，也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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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友好协会主席李约瑟，在1952年夏天访问中国时，通过钱临照会见并结识了王振铎先生（以后我又得知，先是徐旭生先生把钱临照先生介绍给李约瑟的）。大概已经入秋了的一个晚上，王伯伯来我家，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喝茶乘凉。谈及他对外事活动的感想，具体细节我不懂，但只记得父亲对他说，“你就死死咬住它就好”。这里的它，可能还是指王伯伯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和复原古代发明的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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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俞德浚先生也接待了英国的植物学家，谈了些感触。父亲再次对他说：多好啊，你们就是能比我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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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王伯伯来到了我家更是急匆匆地说，公主坟为了道路建设被挖掘和全盘拆除了，墓室、墓道的结构和砖石图案等都毁成瓦砾，多可惜啊。光是把珠宝文物装载走，藏在仓库里了，不是应有的保护文物的态度啊。“怎么我们有人思想境界如此狭窄到了极点，以为光是那些玉器和其他器物是文物，而墓室布局、那些砖瓦和四周环境就是废物了呢”，“考古不是挖宝，挖宝至多是考古工作的极小部分、次要部分啊，这是大问题呀，你我必须要在适当场合反映这个意见”。这样的有共鸣的言语一直延续到70年代。记得父亲对他说，五棵松，现只剩下地名了，那五棵松树多挺拔高大呀，难有的美，也被枪毙了。这点我们远远比不上苏联专家啊。当年苏联专家视察苏联展览馆（现名北京展览馆）工地的施工现场时，我们的工程师说，大厅门外西侧的这棵碍事的树马上就会铲除掉，请放心。可苏联专家说，那太可惜啦，该留下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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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父亲和宿白先生等人在北大筹划开设博物馆课程，他俩邀请了国内许多最适合的名家前来授课。其中就请王先生来讲述他的专长——博物馆的展品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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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的一项重大贡献，是1959年负责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对此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紧张而繁忙中，也曾和我父亲论及了许多。父亲也参加了其中一部分展品的陈列方案设计等。两人合作得相当愉快。记得到了80年代，两个人共同回忆那段经历，依然很是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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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能考验一切。”王伯伯兴高采烈地说。原来在为国庆节献礼的紧张工程中，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的屋顶方案总是确定不下来。只得采纳了一个建议：先不盖屋顶，以后再议。可后来，大家已经完全接受了没有屋顶的绝佳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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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3年12月，邮政部门发行了“伟大的发明”特种邮票，其中特7.4-1是司南、特7.4-2是张衡地动仪、特7.4-3是记里鼓车、特7.4-4是浑天仪。王先生很高兴地特意给我父亲拿来了一套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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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欣赏他细微的观察力，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他很快就能注意到了。他曾对父亲讲，他发现在北海公园前门西侧的团城大门右边，有几个砖头被人刺刻了一个手掌大的图案，它似为德国式建筑的小房顶，旁边还刻写了A-M等字样。他说着就站立了起来比画着，说根据画面的高度和刺刻的条纹特征分析，应是身材中等偏高的士兵用步枪的刺刀刻画的，那就意味着是他们侵略此地时站岗的士兵所为。我在一旁听得很入神，觉得他简直就像福尔摩斯。此后我去看过多次，但随着时间的风化和多次粉刷，这个图案已模糊许多了，到了2012年夏天的大型装修后已经被全部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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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先生和父亲的第一次合影（左为俞伟超，右为王振铎；摄于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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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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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倍加推崇裴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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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我才知道，六年多以前就认识的、家里的常客、和我聊过天、面孔熟悉、非常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的裴伯伯，原来竟是报纸书本上常写到的、令我尊敬的大科学家裴文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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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在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为了得到北京猿人头盖骨，对老裴以官衔拉拢，他不应，后来还把他关进了监狱，受了很多苦，后来只好到德胜门外的晓市摆地摊做小买卖，艰难度日。这点很令我敬佩。“八一五”日本政府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这个晓市摆地摊，高兴得连忙收了摊跑回家。我很想也必须到那里去亲眼看看，体会一下他当时一身正气却为了养家糊口而沦为旧货小贩的艰辛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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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集市最早称作“鬼市”，那些来路不明的赃物乘着天色未明就拿到这里低价出手，点着油灯销赃，故称鬼市。后来改称为雅名“晓市”，建国后又称“小市”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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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裴文中先生曾告诉父亲，那里有几个旗人，出售家里老祖宗的遗物，所以父亲刚回到北平后不久就请他带路一起去了。他俩和一个遗老聊天许久。这人祖上原是东四牌楼北边大宅院什锦花园的主人，却好吃懒做，家境迅速败落，于是卖掉宅院分了家，后来又换成小庭院。现在他只有一间大瓦房了，依靠出卖旧存家当为生，父亲也就买了两件古董。一件是一对大号的官印，原件很规整，尺寸为55毫米×55毫米×115毫米，后来被我们兄妹当“画猴”（在地面、墙上写字画画的画石）用坏了一个。另一件是十多个“补子”——清代官服的前面和后面缝着的表征官位级别的方块或圆形的刺绣图案，如大海、太阳、云彩、仙鹤、狮子、麒麟、老虎等，母亲觉得它实在没用，就当成装饰物缝在了椅垫上，慢慢磨损掉了。后来我三伯父说，这是很稀有的半织半绣工艺啊，消耗掉也太可惜了，父亲只是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