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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欣赏他细微的观察力，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他很快就能注意到了。他曾对父亲讲，他发现在北海公园前门西侧的团城大门右边，有几个砖头被人刺刻了一个手掌大的图案，它似为德国式建筑的小房顶，旁边还刻写了A-M等字样。他说着就站立了起来比画着，说根据画面的高度和刺刻的条纹特征分析，应是身材中等偏高的士兵用步枪的刺刀刻画的，那就意味着是他们侵略此地时站岗的士兵所为。我在一旁听得很入神，觉得他简直就像福尔摩斯。此后我去看过多次，但随着时间的风化和多次粉刷，这个图案已模糊许多了，到了2012年夏天的大型装修后已经被全部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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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先生和父亲的第一次合影（左为俞伟超，右为王振铎；摄于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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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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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倍加推崇裴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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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我才知道，六年多以前就认识的、家里的常客、和我聊过天、面孔熟悉、非常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的裴伯伯，原来竟是报纸书本上常写到的、令我尊敬的大科学家裴文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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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在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为了得到北京猿人头盖骨，对老裴以官衔拉拢，他不应，后来还把他关进了监狱，受了很多苦，后来只好到德胜门外的晓市摆地摊做小买卖，艰难度日。这点很令我敬佩。“八一五”日本政府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这个晓市摆地摊，高兴得连忙收了摊跑回家。我很想也必须到那里去亲眼看看，体会一下他当时一身正气却为了养家糊口而沦为旧货小贩的艰辛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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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集市最早称作“鬼市”，那些来路不明的赃物乘着天色未明就拿到这里低价出手，点着油灯销赃，故称鬼市。后来改称为雅名“晓市”，建国后又称“小市”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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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裴文中先生曾告诉父亲，那里有几个旗人，出售家里老祖宗的遗物，所以父亲刚回到北平后不久就请他带路一起去了。他俩和一个遗老聊天许久。这人祖上原是东四牌楼北边大宅院什锦花园的主人，却好吃懒做，家境迅速败落，于是卖掉宅院分了家，后来又换成小庭院。现在他只有一间大瓦房了，依靠出卖旧存家当为生，父亲也就买了两件古董。一件是一对大号的官印，原件很规整，尺寸为55毫米×55毫米×115毫米，后来被我们兄妹当“画猴”（在地面、墙上写字画画的画石）用坏了一个。另一件是十多个“补子”——清代官服的前面和后面缝着的表征官位级别的方块或圆形的刺绣图案，如大海、太阳、云彩、仙鹤、狮子、麒麟、老虎等，母亲觉得它实在没用，就当成装饰物缝在了椅垫上，慢慢磨损掉了。后来我三伯父说，这是很稀有的半织半绣工艺啊，消耗掉也太可惜了，父亲只是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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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裴文中先生和父亲友谊的清代官印（现存牛河梁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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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我家迁到西直门大街时，父亲从他随身杂物箱子里拿出了这两件古董，母亲很不解：这是做啥用的、买它干什么？父亲说花了很少一点钱买来的，没什么用。可到了“文革”时，“这个官印是你家什么人的？”给父亲带来过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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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天津的一个生产合作社刚刚生产出我国第一批收音机，售价2000斤小米，相当于父亲两个月的工资。机关号召大家支持，购买登记后，分期从工资里扣除货款。父亲就订购了一台。大概过了大半年之后吧，一台新收音机到家了，父亲便赶紧把家里原有的那台用自行车给裴伯伯送去了。因为他家里孩子多，老家也需要照料，一直无力买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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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一年之后，裴伯伯笑嘻嘻地骑车来我家，又把老收音机送回来了，说他也买了一台。父亲带有些不满地说：嗨，我的本意是送给你的啊，你现在家里不宽裕，改善你的伙食多好，干吗要把钱花在新收音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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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不记得我们家里人在说及什么事情的时候，又提到裴伯伯被日军关进牢房的事情，这时我才把这位我熟悉的、摆过地摊的人，和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裴文中画上等号。父亲说：我在抗战前就认识他了，但从胜利后，我更加敬佩他，他真是个好汉子，我们俩变得很亲近，无话不谈，只是我从没有正面问他受过怎样的牢狱之苦，他也从没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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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期，裴伯伯曾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困扰，与同仁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一时找不到突破的途径，睡觉都不踏实了。父亲说：这也巧了，我也正如此呢，我的解脱方法就是到北大校园的湖边去钓鱼，你也适当的去钓钓鱼吧。姑且把眼前的难题苦难放下，把心静下来。我们也该抽时间把眼下杂事撇到一边，把思维梳理下，多想想更深、更远的问题。后来听父亲说，问题的症结就是如何吸收国外的理论和经验，甚至是需要创建我国自己的东西，总之照搬硬套就会硌脚甚至跌跤。后来他终于写出了文章：一位外国人说的关于一些动物退化灭亡过程中骨骼的变化规律有错误，盲目跟随那些认识带来了许多麻烦。父亲听得很入神，连连点头说“创建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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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对他说：钓鱼时我才联想到，现在的鱼儿变得多机灵了啊，可人类最初用骨头制成的鱼钩该是多粗糙啊（在半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骨制的箭头、渔叉和鱼钩，说明远古时代我们先民已经打猎捕鱼了），却也能对付犯傻的鱼。人类和自然生存环境都在变，在慢慢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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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我的小妹妹怡之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地质专业。父亲说他对地质专业的特点说不准确，还是找裴伯伯给些启发吧，就带着她去裴伯伯家拜访。回来的路上，父亲对怡之说：“记住他说的‘做地质工作最重要的是必须喜欢它’，你还要学习他的善于思考，领会他高瞻远瞩的境界——他眼睛里的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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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63年初，裴伯伯来家做客后，我送他出了宿舍大门回到家里，无意中说，裴伯伯可真的很幸运，一下子发现了个大宝贝（意思是挖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碰上了好运气）。却没料到，父亲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明显地生了气，片刻之后才很严肃地说了如下一连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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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如果他到了现场不去主动学习专业知识，只满足于完成指派给他的行政任务，会有后来的成果？对那个挖掘现场，多少人都觉得没戏了、撤退了，才把这‘不看好’的‘鸡肋’交给了他。如果他也认为这场挖掘没希望，草草了事，也许此后再也不会被发现。直到那关键的一天，多少人觉得天色已经又黑又冷，该下工了，只有他心里觉得还有可能，这才坚持再亲自试挖了那里一次。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或许那个头盖骨永远不为人所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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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许多重要现场的发现都是被那些认为可能会有的人获得的。如果你心里不认为那里有，那发现它的人就不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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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你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也许只是时间的滞后，不久后会被别人发现的。但是在我们的野外发掘工作中，本该发现的你却没发现，作了否定，这损失就大了，即文物的不可复制性与唯一性。所以，对于裴先生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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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是很容易的，那些重大的发现，都像是碰给了某某人，是恩赐，是偶然。其实是某某人比别人更勤奋、更主动、更有准备，带有其必然性。你不了解这点，对于你的成长进步就是个大害，很危险，而且你这样讲对于人家也极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