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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屋内有很大很阔气的书柜，整齐地摆满了好多书籍，尤其中国的线装书很多，让我十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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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经常会见，都是靠骑自行车完成的。有两件小事曾让我对他稍有不快，又有一件事情让我对他有了亲近感。后来父亲给我讲，这完全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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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他第一次拜访了我家在西直门大街的住所之后，就向我父母提出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建议。我家住有五间贯通着的北房，中间房子是客厅，有出入的大门，东西两侧各有小门进入东边和西边的屋子。他认为四个孩子每晚都会干扰父亲的读书工作，也不利于儿童独立能力的成长，故而建议西边的两间房子让四个孩子住宿，兼厨房。父母两个人住在东面两间，兼书房。可是我小妹才三岁，试行了大概一两个星期后，全家人都觉得太别扭，就又改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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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让我不喜欢的事是，他曾经拿来了一大包线装书让我父亲帮助他比较一下，哪些值得他购买。父亲把它们分成了两类，其中一类是可以买的（那个时期，在琉璃厂买书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你告诉书商你的要求，他找到之后给你送家来，你选出所要的，他再来你家讨价还价）。好像那天父亲要出差了，让母亲在家等他。他来了以后把两捆书籍往他的自行车后架子上捆扎，母亲和我在一边看着准备送客。这时他用力扎紧绳子，并示意我伸手将绳子的扣襻按紧，我这才伸出手。大概我的反应慢些，动作笨拙，过了些日子他和我父亲见面时（我不在场）竟告了我的状。事后父亲向母亲说，咱们家孩子眼里没有活儿，今后要注意了。11岁的我自感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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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有件事又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大概是1948年初秋吧，我听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讲，他自己跑到北平广播电台去，找见了孙敬修老伯伯了。大家都很羡慕。也不知那时我怎么想的，过了几天，约了一个要好的同学，下课后背上书包，拿着吃早点攒下的两毛钱，坐上有轨电车去了西单牌楼，找到了当时在长安大戏院、六必居菜园对面的北平广播电台（现在西单新华书店的西侧），经过几个关卡进入了播音室的外屋。通过大玻璃窗户，看到里屋的孙敬修正在讲故事。他看到我们后轻轻点头示意，我俩呆呆地看着他站了许久，终于他结束了节目出来了，握手，问我们哪个学校的，给了我俩各一个书签，上面有他的照片和励志的话“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分手后才发现天早黑了，急忙回家。得知母亲早就去学校没有找到我，正犯愁生气呢，狠狠骂了我一顿。此后父亲竟把这事情告诉了傅吾康先生。一次他让我把这经历讲述了一遍，说：“哈，你很勇敢，敢于去见大人物，要奖励你！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曾对来访的大人物说，我爸的这些书我都要看，都会归我！我爸不但不生气，还很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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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件小事，傅吾康先生记忆很深，1999年写进了他追思父亲的文章里。我不记得这事，问了母亲才知原委，母亲对此事记忆很深。1948年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时，物价疯涨，市区里的粮食供应紧张，粮店每天清早天色尚漆黑时就排了长长的队伍，有时几天无粮，有粮时一会儿就卖完了，秩序混乱，常需警察前来维持。一次，母亲决心冒着寒风起个大早去排队，父亲按估计开门营业的时间骑上自行车去把整袋面驮回来。可这次商店开门较晚，人群极度混乱，还有为排队事动手打架出现，形势很急，父亲怕母亲个头矮受不住，就赶紧挤了进去，等找到母亲时更拥挤不堪，此时警察拿着粉笔在每个排队人的棉袄肩膀处写上一个号码，凭号只买一袋。混乱中，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上衣处都写有号码，就一下子买回来了两袋面粉。想到傅先生家里一定也很困难，父亲立即骑上自行车给他家驮去了一袋，傅在文章里说这比他“在银行里迅速贬值的存款都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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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0年，他在北大的工作结束，回国路过广州时，海关暂时地把他携带的大量中国古书籍扣留了，让他补办一些证明。他在香港赶紧给几个友人写信请求协助，其中也给我父亲写了信：让我父亲去找郭沫若院长，请他出个函件。父亲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就赶紧给他回了信，建议还是该由他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给他出公文函件。不久这事情解决了。但这个事引起了父亲对这问题的多年思索，即国家独立后如何制定界限，制止稀有古典书籍的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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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吾康先生回国后，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逐渐成为德国汉学三大学派之一的汉堡学派的创立者，直至1977年退休，一生积极推动中德文化交流，他主张德国所有大学都应设立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傅先生的研究重点是明清史，旁及中国近现代史，其代表作《明代史籍汇考》收集了大量中文文献和西文资料，是西方公认的研究明代史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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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至1978年间，两个人偶有信件来往，都是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和古书籍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观念问题。他像是要筹建一个私人的中国书籍小图书馆。一次，我见到父亲正在认真地看他的来信，还把里面几段重要的话作了记号。我注意到如下的字句：“我的友人很想得到你的这个著作（指《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但我们无法把书的款汇给你，是否让他给你购买价值相当的德文书籍邮寄给你。”我归纳了他的一些言行后，觉得他账目算得十分精细，像是位斤斤计较的、很抠门的人。父亲回答说，你要懂得这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他斤斤计较，反而是来自互相尊重。等你和外国朋友交往多了，自然就会慢慢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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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节前夕，家里突然接到一个从西德邮来的小包裹，里面是1公斤半黄油，是傅吾康的太太胡隽吟女士邮来的。在那个饥寒之际，还是很有分量的，母亲做饭时慢慢用掉了它。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父亲的交代材料里，又得多了关于这个包裹来龙去脉的几大张纸。甚至，绵延多年后，单位里个别人把我父亲学习过德语、是中德学会成员、与德国人常年有来往、接收邮寄包裹等事串接起来，挥出了他是“德国特务、有法西斯观念”的棍棒，很吓人！甚至到了90年代，个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里还说父亲有法西斯的狭隘民族观念。后来母亲回忆起这些事时，还感慨地说：“‘文革’时，好像就你父亲一个人认识这个外国人，那么孤独无援没光彩。可是到了80年代，已有好多的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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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夏，胡隽吟女士前来北京探望她年迈的双亲，来到我家见小院子竟然把长廊拆掉建成平房，又挤进了五家人，她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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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她带来了一包巧克力，对我说：我记得你妈妈说过，你很馋这个，我就把它买来了，可我见到了你才想起你已是大人了。这次，25岁的我和她有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和她还是南开大学的校友呢。父亲笑了，说这事怪他，怎么以前光是聊他们大人的事情了。她还对我母亲说，他们在香港居住过一些日子，却不习惯那里的人情交往，常常要请客送礼，必须记住某某人给予的礼物和宴请，需要回报谁等。而咱们两家诚挚的来往那么多，却很少有也不需要物件的往来，实属一种难得的朴实友情。按傅吾康先生后来总结的话说，是“纯真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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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德国派出了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问题顾问就是傅吾康教授。他到了北京急切地联系了政府部门，说希望利用在京的闲暇时间，访问考古研究所的老朋友苏秉琦，想见上一面，却没能如愿。到了1979年再次因工作来华时，国家政策已经放宽，终于来到我父母在西直门大街的宿舍了。我的父母喜出望外难以形容，恨不得将积存在心中二十余年的思念话语，一下子都倾诉给对方。他则很惊讶：怎么家具杂物堆积成山，家内的厕所也被撤掉了，得去公共厕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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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的家在1985年8月迁到西三环的昌运宫后，和傅吾康先生在北京的新居（双榆树）很近，来往很方便。自此，只要他来北京（大概是一年多一次吧），定会来家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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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逐渐进入老年，说话也逐渐变慢，但少有间息，似乎要说的都很多。我总结出，他俩谈及政治和国家大事的话和谈及自己家庭生活的话较少，养生与健康的话语也很有限，最多的却是大谈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由于他们两个人的研究范畴不同，所以我每每听起来像是些抽象概念的醒悟和体验，或说是升华与沉淀，作为外行的我是很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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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傅吾康先生一直强调，纵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尽管有反复曲折，但毕竟有很敦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且资料极为丰富，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没有的。中国的古文字和现代的文字也是一脉相承的，而别的文明古国的古文字早已逝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对于父亲有关中国考古学的思考可能会很有启发，而且很有可能融合到了他的学术思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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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多次说，德国学者的一个值得学习之处就在于严谨：无论研究什么，首先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资料，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社会科学则要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并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尽可能取得联系，对全世界研究动态，基本上都要掌握。对研究范围内的各种学说学派，都要了解。为此而大量搜集资料，只要能搜集到的都搜集。之后，才努力分析它们，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因而论述严密、结论可靠性高。我想，父亲也会从这里吸取一些经验吧，例如他在各个地方都是多看、多问、多想还有多用手触摸，还多记录（包括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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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然阅读到季羡林教授于1986年为胡隽吟女士的一本外国文化研究译文集写的序言，里面叙述的情况和我父母说给我的情景一样：“傅吾康教授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我是一向钦佩的。……傅先生正在进行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为了调查华侨的历史情况和当前情况，曾跑遍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城市与乡村，市场与学校，古庙与墓地，只要有有关华侨的资料，不管是匾额还是碑铭，不管是活的资料还是死的资料，傅先生无不广为搜罗，而且把这些东西都拍成照片，分门别类，储存备用。他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从最近代化的飞机、火车，一直到比较原始的骡车、小船。有时候也难免遇到一些惊险，吃苦耐劳那就更不必说。然而傅先生却是锲而不舍，决不后退，甚至一件不太重要的资料，也决不放过。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我谈的‘德国的彻底性’，在傅吾康先生身上难道不是表现得很具体、很充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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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曾告诉我，傅吾康先生是要追寻华人中究竟是何人、何时首次来到了这些地方。常常是他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奔波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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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父亲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恰逢傅吾康先生来京，傅先生特意去医院探望了父亲。父亲出院后，9月22日，傅先生又在妻子和外甥女的陪伴下来我家探望。临别时，父亲在自己的一个小本子上写下“公元1996，9，22，苏秉琦北京昌运宫，傅吾康教授来访纪念”，并请傅吾康先生在下面签名。傅吾康先用德文、再用中文签了名字，接着写下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住址和电话。或许父亲已有预感（再相会已难了），才会有这个少有的要求。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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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我给傅先生写信通报了这个噩耗，他写来了一封长信以资怀念(4)。十年后的2007年10月，傅吾康先生的女儿，傅复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女士，邮寄给我家一封打印信件，说傅先生已于9月6日在柏林溘然长逝，享年95岁。她说：“我父亲漫长的一生，精彩充实，富有尊严而令人敬佩，留给我们宁静祥和的最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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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傅吾康先生在昌运宫家中的合影（苏恺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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