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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的家在1985年8月迁到西三环的昌运宫后，和傅吾康先生在北京的新居（双榆树）很近，来往很方便。自此，只要他来北京（大概是一年多一次吧），定会来家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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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逐渐进入老年，说话也逐渐变慢，但少有间息，似乎要说的都很多。我总结出，他俩谈及政治和国家大事的话和谈及自己家庭生活的话较少，养生与健康的话语也很有限，最多的却是大谈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由于他们两个人的研究范畴不同，所以我每每听起来像是些抽象概念的醒悟和体验，或说是升华与沉淀，作为外行的我是很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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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傅吾康先生一直强调，纵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尽管有反复曲折，但毕竟有很敦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且资料极为丰富，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没有的。中国的古文字和现代的文字也是一脉相承的，而别的文明古国的古文字早已逝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对于父亲有关中国考古学的思考可能会很有启发，而且很有可能融合到了他的学术思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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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多次说，德国学者的一个值得学习之处就在于严谨：无论研究什么，首先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资料，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社会科学则要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并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尽可能取得联系，对全世界研究动态，基本上都要掌握。对研究范围内的各种学说学派，都要了解。为此而大量搜集资料，只要能搜集到的都搜集。之后，才努力分析它们，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因而论述严密、结论可靠性高。我想，父亲也会从这里吸取一些经验吧，例如他在各个地方都是多看、多问、多想还有多用手触摸，还多记录（包括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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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然阅读到季羡林教授于1986年为胡隽吟女士的一本外国文化研究译文集写的序言，里面叙述的情况和我父母说给我的情景一样：“傅吾康教授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我是一向钦佩的。……傅先生正在进行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为了调查华侨的历史情况和当前情况，曾跑遍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城市与乡村，市场与学校，古庙与墓地，只要有有关华侨的资料，不管是匾额还是碑铭，不管是活的资料还是死的资料，傅先生无不广为搜罗，而且把这些东西都拍成照片，分门别类，储存备用。他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从最近代化的飞机、火车，一直到比较原始的骡车、小船。有时候也难免遇到一些惊险，吃苦耐劳那就更不必说。然而傅先生却是锲而不舍，决不后退，甚至一件不太重要的资料，也决不放过。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我谈的‘德国的彻底性’，在傅吾康先生身上难道不是表现得很具体、很充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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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曾告诉我，傅吾康先生是要追寻华人中究竟是何人、何时首次来到了这些地方。常常是他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奔波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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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父亲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恰逢傅吾康先生来京，傅先生特意去医院探望了父亲。父亲出院后，9月22日，傅先生又在妻子和外甥女的陪伴下来我家探望。临别时，父亲在自己的一个小本子上写下“公元1996，9，22，苏秉琦北京昌运宫，傅吾康教授来访纪念”，并请傅吾康先生在下面签名。傅吾康先用德文、再用中文签了名字，接着写下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住址和电话。或许父亲已有预感（再相会已难了），才会有这个少有的要求。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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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我给傅先生写信通报了这个噩耗，他写来了一封长信以资怀念(4)。十年后的2007年10月，傅吾康先生的女儿，傅复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女士，邮寄给我家一封打印信件，说傅先生已于9月6日在柏林溘然长逝，享年95岁。她说：“我父亲漫长的一生，精彩充实，富有尊严而令人敬佩，留给我们宁静祥和的最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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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傅吾康先生在昌运宫家中的合影（苏恺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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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不学俄语和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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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49年9月进入初中，就有了俄语课程。大约是在1951年秋，父亲也买来了一样的教科书，让我晚上读俄语时和他一起学。这样的学习大约持续了近两年。他有学过英语和德语的底子，所以俄语学得很轻松，学得比我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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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53年夏的一天，他很和气地说：“我也就不再学俄语了吧。”这个决定让我感到突然和不解，他是一向反对半途而废的，但我没好直接问他。大概是1954年吧，在俞伯伯来家里做客时，他俩的谈话让我听到了一点皮毛，似乎明白了缘故：大约从1952年起，我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长达8年之久的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的激烈论争，那时我国“一边倒”，生物界必须大力推行“绝对正确”的米丘林学说，而它的对立面必定是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绝对要抛弃。当时植物研究所的一位有造诣的学者，对米丘林学说有不同意见，于是惊动了上级，直至中国科学院院长亲自和他谈话让他转变，这给植物所的科研人员以不小的震动。似乎就是这个环境气氛下，父亲决意不学俄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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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感觉到，他不学俄语似乎来自对北面国家有反感，尤其是有一次他和客人介绍过，徐先生曾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思想和政治上需要一边倒，而国家一边倒会带来很多问题。”可见父亲也不同意学术上全盘照搬苏联，强调学术不同于政治。记得在50年代末，父亲和俞伯伯再次谈起学术一面倒必须学习米丘林学派时，说道：“（学术上）两个对立面毕竟各有各的合理成分吧，行政手段不能替代学术活动呀！”但是以后的两件事情是，他很积极地把清华大学1953年翻译出来的苏联阿尔茨霍夫斯基写的《考古学通论》一书作为了重要参考资料，常常摆放在桌面上，对北大请来的苏联学者的工作也是肯定有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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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谈话或许有些联系的是父亲和王振铎先生在50年代中期关于傅斯年、陈寅恪的一些谈话。我的印象是，傅斯年毕竟是位优秀学者，且爱（人）才如命，也笼络到了一批真才实学的人，确有可贵之处。而他的好友陈寅恪却是另一种自持孤傲、也很有才气的人。他们两个人还说过陈寅恪和郭沫若的政治生涯如何如何。1953年科学院准备成立古代史研究所，郭院长写信请陈寅恪来京任所长，陈却提出了不以马列主义作指导的办所条件。由于陈和这个新时代相距太远，所以他们分道扬镳了。但当时我没有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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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才慢慢懂得，他们这些谈话，直接来自当时学术界对学术研究自由的理解和困惑，即如何理解执行“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直到1956年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上下各级的思想认识才逐步清晰了些。这时父亲又对王伯伯说：“我觉得马列学说的核心，我你需要注意到的只是唯物史学观和辩证法，用在我们工作上有益无害，我能接受。牢牢地运用辩证法，就是初步运用了马列主义了。”“恩格斯说过，辩证法是来自佛教，其实我还从黑龙潭的道人那里知道，在道教里，核心思想也是辩证法，有何不能接受的。”王伯伯提到，顾颉刚先生曾在50年代初期非常苦恼的问题，也是行政干预了他的研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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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初，我弟弟曾对父亲谈起：五六十年代米丘林学说没有对遗传学的发展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反而限制了遗传学乃至生物科学的发展，大力推行米丘林学说的李森科主义在国际上却变得臭名昭著，其根源就是政治粗暴干预科学研究。不想父亲眯着眼睛听完之后说：“这可能是很特殊的例子吧，多数情况下，对立面总归有其合理成分，要善于向对立面学习、要学会吸收营养。”“你看这个硬木家具椅子的手把，在拐直角的地方是两块木头结合起来的，榫卯结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说：“傅吾康的学派，仅仅是德国的三大汉学学派之一，激烈的争论不伤害学术研究还有促进作用，也更少有人身攻击。我国距离这个境界、尤其是后者（少些人身攻击），还真有不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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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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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出版著作和野外发掘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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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西直门大街安顿之后，父亲常去琉璃厂，多次和几个卖宣纸的商人——但也是行家——接触。后来知道他是想用宣纸来印刷陶器物件的照片，因为进口的亮光纸（称为“道光纸”）显示出的器物立体质感不好。最后挑选出一种合适的宣纸，它和日本的一种宣纸接近，是在纸浆里掺进了一些棉花纤维，而且是长的棉纤维。他用这样的纸试印了一本样书。他拿着这本样书曾和母亲一起反复端详揣摩，很高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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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季，《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终于由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承印问世。父亲告诉母亲，共印了四百本。年幼的我听了都觉得这份数太少了。父亲却说：“这不是科普读物，所以很少。考古类书籍不在于多，在于质量”，“只要各大图书馆有就可以了，这个你还不懂。”父亲还把书里面的两行字指给母亲和我看：这本书虽然为作者所写，但它是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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