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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年底到1951年春，考古所建立，北平研究院的人员只有六名了，如徐旭生、黄文弼、王静如、冯家升等。随即开始做第一次野外发掘了，直奔河南安阳。那时的工作部署还有旧的传统，即业务人员来张罗杂事，让父亲作为考古所河南辉县发掘团的秘书，协助正副团长工作，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发掘任务。这很像十多年前他在徐先生手下时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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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特殊的宣纸印制的古物图册样书（现存陕西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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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所建立时的主要成员（左起：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夏鼐、许道龄、陈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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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辉县琉璃阁固围村大墓坑口旁边（摄于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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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全所像是办喜事，上下都“欢天喜地”。到了当地，为稳妥起见，父亲征得了当地解放军部队的支持，派出士兵来护卫考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我想这也是父亲在效仿徐先生在斗鸡台工作时的做法：要取得当地政府官员和部队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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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保存着父亲在发掘现场写给所长郑振铎的信（该信或未发出，或为底稿）。信里直呼其名“西谛先生”，可知那时同事关系密切，却没把所长职位当成事，人事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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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便是他1950年12月6日写给郑振铎所长的第一封汇报信其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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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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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的信收到了，谢谢您时时刻刻都在关切着我们的工作和一再地给我们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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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发掘，原本就不十分顺利，出发就迟了，又下了十多天的雨，因而大大缩紧了我们的工作日程，这次的发掘计划，原本是依据十几年前在此工作结束时的了解所制定的。那时候，琉璃阁区的战国墓就够引人的了，而“三代墓”是刚刚发现。哪知道这十几年来，尤其是后几年间，盗墓差不多完全就集中在这一墓区（三代坑），每个“老手”的记录都是惊人的，还说起来津津乐道，一个人所破坏的，就是够我们一个季度的发掘了。他们的这批成绩，可能就是近年古董市场所报出“安阳坑”东西的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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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阁区的埋藏，既然已是残余了，固围村的三大墓这才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自古无墓不盗”，何况像中山陵明孝陵这样的规模，除非在一代王朝的政治力量保卫下，如何能保全于两千年之后？被“大盗”“小盗”，已经不知若干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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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规模的大墓，过去谁也没做过（当然指的是我们这一团），因而也就缺乏了这项工作所必需的一些工程常识与经验，所以在开工时的一切设计、估计，都不切实际。偏偏遇上了经费被冻结。在这期间，虽然工作是在勉强持续着，谁也不敢相信这季节究竟能否做完，至少其中的一个，所以有些日子我们的情绪，真和今日在北朝鲜苦战的美国兵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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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十一月的发掘费早到了，十月份被冻结的款也汇到了，经费算有了十分的把握。同时，在工程方面，我们也摸到了一些门径，因而，先生等所一再提过的，希望我们把工作坚持下去，并且最好年内能把它们做完，大概能做到。三大墓的计划日程和经费预计进度，大致如下：（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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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在西安的斗鸡台标本，能运回北京的，再整理一下然后再成组交给博物馆是好的。去一次也很麻烦，是否看明年如有再去陕西工作的计划时，再一起运回，比较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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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西郊（指北京西郊，动物园内）陈列的斗鸡台标本，如需要时可向沈锦春要钥匙，写个手续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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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同事们一切都好，希望常给我们些指导和鼓励。谨致崇高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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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学 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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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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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回家时，父亲背回来了满满一袋（装面粉用的大白布袋）的柿饼。他不顾劳累，立刻和母亲一起做柿饼山楂甜粥，说是傅吾康先生教给他的，在缺乏水果的冬季吃最适宜。具体的做法是把柿饼和家里自制的糖水山楂都切成小丁，用适量水稍稍煮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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