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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的寒假里，父亲和母亲商量，这星期六一早要去北大，要商量的急切事情太多，就住在那里两天，下周一早上再直接去所里。母亲说，孩子们都放假了，你怎么这周日能全盘不在家啊。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周日由母亲带我们四个孩子一同去北大玩一天。那天我们五个人以北大健斋207做据点，自由地在附近玩，我还到湖面上滑了冰。快到午饭时分，宿白老师和刘惠达老师陪着父亲来了。宿叔叔笑着说，苏公在我们小会议结束后，才告诉我你们都来了。要是早点告诉我们，我们会提前一会儿结束的，现在也只能委屈你们到楼下西侧的食堂打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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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亲还告诉我说，宿白先生讲课有条理，受到学生们的好评。而父亲讲课比较随便，也就是自由度大、任凭飞翔，但还比不上裴老的风度。裴老一向是站立讲课，讲述时还会边走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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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全国高校做院系调整，在刚建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下设了研究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即民族历史和民族现状。随即把北大、清华的一些研究人员，以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部分民族语文和民族历史的研究人员，调进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语文系。其中就有宿舍大院里的冯家升先生和王静如先生。由此，冯伯母和王伯母开始私下议论起了这一调动的优缺点，也引起了冯伯母对我父亲调动到北大教书的思考。徐老伯的学术思想里，一直强调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所以他的身边有黄文弼、冯家升、王静如等。后两个人的调离毕竟对于徐老伯的学术研究有可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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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伯母1950年住到这个大院后，对我母亲常有倾诉，说出生于天津的她喜欢对炒菜花样翻新，而她从山西农村老家头次出门来到北京的婆婆，只希望在面食上多换花样，两个人都觉得特不适应。于是，她和母亲逐渐熟悉了。一次，她拉着王伯母来找母亲，大意是，她越想越觉得对我父亲的工作安排“有些不对劲”：我们是全身调动干脆利落，倒也不妨，而且我们的两位先生是研究西夏历史和突厥文字的，这个调动也算合理。可苏兄是半个身子被借走，一仆二主，算怎么回子事情。为什么偏偏把他支开？过不了几年，“人走茶凉”，在考古学术界落了伍，也少有成果，难免虚度了目前的黄金年华，把自己磨炼成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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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这些话转达给了父亲，他回答说，事在人为，单位的调动可以把人的棱角全部磨掉，变成皮球，浮在水面任风吹拂，却也可以把棱角磨炼得更鲜明有用。顾颉刚先生在建国前的工作曾变换了多少地方，只要自己肚子里有货，到哪里都行。“北大是个坑，而且还是个‘火坑’呢，可那里有热量，我情愿往这个热坑里跳”，“北大，多好的地方啊！我到了那里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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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从清华大学那里搞来了苏联的考古学教学资料后，北大考古专业就急忙开始实施教学计划了。其中，有一门课程是摄影学，先是找到了校内物理系，没有合适人选，因为没有摄影经验丰富的教师。后来在社会上一个老字号照相馆找到了一位摄影及暗室经验较多的技师，他有不少成功作品，对来北大讲课也非常感兴趣。当父亲让他先写出教材和讲课大纲时才发现，他的理论知识不够全面或不够深刻，更缺乏野外艰苦条件下的摄影经验。于是不得不几次把他请到了家里，接连在每天晚上把几个重要问题，例如野外摄影基本技能、多张照片接续、自上向下鸟瞰式的拍摄技法等，进行一一讲述和讨论。我母亲在一旁也为这位没进过大学门槛的人着急。他也很努力，最后，总算完成了考古专业的第一次摄影课教材编写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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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6年，开始大范围的核定科学人员的级别和工资级别。父亲被定为研究员，工资级别为研究员四级，每月207元（直到改革开放）。冯伯母再次和母亲念叨这事：在这个大院的研究人员里特别是在昆明曾在一起的研究人员里，老苏的工资级别是“最多的”（反话，指级别最低）。母亲把这话告诉了俞伯母，俞伯母说：全怪他，抗战胜利时大家都劝他出去几年，他就是不听，为本单位抢回一些资料和几个大院子算什么功劳，现在该体会到苦头了。那时如果他出国，有高学位回来了，现在也必然有大的学术成果了，级别还会是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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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考古专业第一次邀请了一位外国专家来讲课，他叫埃米尔，是埃及的一名著名考古教授，经周恩来批准出面请来的，并指派了一位全程翻译。不想在他的观念里总认为这个翻译应该和仆人相近，什么琐事都招呼翻译去做，还嫌这翻译做得不好，于是动不动就多次给周总理发电报告状。而翻译也从没有外事经验，觉得很难再忍受下去，要求换人。北大校领导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之后，指示历史系必须赶快解决好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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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恰逢五一临近，于是父亲就邀请了这位专家夫妻带上翻译来家里做客吃饭，席间有意以自己的家庭为例，说在中国，夫妻必须互相尊重，不可向妻子发脾气，同事之间更是彼此平等，需要相互尊重，没有贵贱之分，对司机也应如此，请他入乡随俗。此后那位埃及教授和翻译的关系，果然好了许多。对此，我曾心中暗赞，父亲协调能力很强，真有些管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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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接待的前一天，父亲对我说既然你恰好放假回来了，就也参加吧，训练你一次。共餐后，有一小插曲。埃米尔教授客套地和我攀谈，问我在哪个大学，学习什么。当他得知我是物理系的，就顺口问我想学习什么专业，我说再过几个月就确定了，打算学习原子核物理。他立即问：“制造原子弹？”我说：“不是，我们国家要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社会。”他又说：“学习核子物理，必定会和政治、和社会密切结合，不像我和苏教授做的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我们都是同远古的死人打交道，和当今政治没关系。我们是坐在象牙之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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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客人说完后，父亲没吭声。大约过了一天吧，父亲对我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就从没脱离过政治，当然这里说的是大政治，也就是“大历史观”，即考古研究是要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大趋势服务的，要为“大政治”服务。“象牙之塔？纯属自欺欺人”。但当时我对这些话理解得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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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0年代初，父亲又提到这位学者说：我和他聊天，他不可避免地提到英国，说英国如何如何。我仔细看了他的讲义，也听过几次他的讲课，觉得他讲述王公贵族的矛盾讲得很多，而对于社会结构和状态、生产关系等关注不足，和我们的历史课程有区别。有时我都觉得他不是埃及人，却像个英国人，他是在英国读的博士学位啊。他自称是超脱者，但我从不相信。这一点，可能和父亲以后不断考虑中国考古学任务问题有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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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告诉我，他在和埃及学者交流时注意到，埃及建金字塔时，死者的坟墓里酒具多，女人化妆品也多，女性尸骨所占比例也高，说明那里自然环境很好，生活富裕。酒，在他们那里就是消遣，而在中国远古时代，固然平民也喝，但主要用于礼仪和“通天”。这个酒字，去了三点水，就是尖底的瓶子了，它可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祭祀时装酒的器物。父亲的这些话里，渗透着他常思考的一个课题：我国和外国历史发展特征或规律总归有诸多区别。他说，生活环境的优越促生了灿烂无比的埃及古文明，但它是否也成了古文明消逝的“助催剂”？贪婪的欲望导致向外扩张，引来了外力入侵、自己国力的消退，文明也随之流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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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北大的教学经验，曾坦率地讲给了在吉林大学和郑州大学兴办考古专业的张忠培和匡瑜。他说，必须走近代考古学的发展道路。为此，一是抓好田野教学实习，它是综合性训练，既不能按以往金石学的路子走，也不能只会发掘而不注意整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指导老师必须亲临第一线。二是教学和科研要紧密结合。三是结合本地区的考古学特点，培养适合自己地区的人才。(7)其中，张忠培创办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践行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基础的认识，坚持走父亲和宿白先生等人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摸索出来的道路。在林沄等的协助下，创造性地走考古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新路，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使吉林大学考古教育后来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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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台湾有一位从事佛教教育的星云大师，说过这样的话（大意）：人不要只是考虑自己的成就，也要注重对别人的教导，发掘他们的才干。父亲看了这段话很满意，说这位佛学大师确有涵养，“成就了学生，就是成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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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的一天，父亲急急忙忙从北大赶回家，原来他得知梁思永先生病逝了，年仅50岁。父亲说他是新中国考古的重要奠基人，实践了地层学的研究方法。他是为了不辜负他父亲和师兄们的嘱托和期望，在日夜关切和组织野外工作与室内研究工作中，拼命干而累死的。和他哥哥梁思成的治学态度一样，求真务实，真是个好人，很值得尊重。父亲连夜认真地写了祭文供追悼会上使用，并让我仔细阅读了一遍（父亲的悼词曾在内部刊物上登出，现难以找到）。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和王振铎先生都对梁思永先生十分尊重，梁先生对于父亲的一些学术见解好像也很支持。那时对父亲的伤感，年少的我都能明显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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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求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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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看小人书是很流行的，我也买了不少，以后又传给弟弟妹妹看。其中有一本《飞贼陈纳德》的漫画书，内容是：这个人在美国不怎么样，浪荡公子，混不下去了就跑到了中国混，人民公敌蒋介石夫妻还不知羞耻地接见他，他到了云南吃喝玩乐，一次他开飞机去印度，把一个中国老乡家的小男孩带去了十多天，孩子回来后被晒得黑黑的了，抗战胜利后，竟又和一个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女记者（陈香梅）勾搭鬼混了，两个人死心塌地帮助蒋介石搞空运、打共产党，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狼狈地跑回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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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54年，父亲在偶然间看到了这本书，仔细看后对我说：“这本小人书画得太不符合真实（事）。这个人领导的飞虎队，打日本飞机很棒（厉害），（这些事）是昆明老百姓亲身体验、有目共睹的，你那时候也懂得一点事情了，有你的亲身体会了，他的队伍纪律挺好的呀，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贬低他。除了帮助蒋介石空运物资，全篇也没揪出多少错误来，而对他的功劳却有意抹杀了，抗日原本是最大的政治。这种做法很不好。你把它丢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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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这番话使我清楚了许多，也让我明白了他并未对广播里、报纸里和书本里的文字都绝对相信地紧跟，而是很注重事实。自此，我懂得了他一贯对我们的教导：学会冷静全面分析，不随波逐流。几十年后他又说，做宣传的、搞历史的，更要正直、老实、对后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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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年后的1995年，我到昆明出差时偶然得知在市郊区建成了“驼峰飞行队烈士纪念塔”。我专门去参观，回来后向父亲叙说，他点头表示满意，说做历史研究就要学司马迁，可这“一个真字，难啊！”我能感受到，他还有更多的话要讲却不便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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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一次我整理父亲的书柜时，在一大摞剪报里（他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搜集了许多认为有用的文章材料），有一篇关于梁漱溟敢于坚持讲真话的文章，大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类的话和他有所共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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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初，悌之要去美国学习，临走前，全家一起聊天，讲到了许多求真的话题。父亲说：“对美国，怎么观察它、评价它，的确存在太多的问题。当然要明确的是，美国的外交就是它的利益最大化。但光说这一句话就可以一言以蔽之了吗？美国，多重矛盾的有机结合体，表现出多重的性格特征。可我们的宣传存在诸多的片面性，更造成了民众对于它理解的片面，这迟早是个严重的问题。在昆明的陈纳德组织的飞虎队，以十几架飞机的代价消灭了日军二百多架飞机，怎么不该称赞。其实在打日本侵略者的事情上，国民党军队也打仗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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