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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间文化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在我国原始社会历史上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一、它加速了我国原始公社氏族制从繁荣向解体的过渡，向父系氏族制的过渡；二、文化中心从关中东移到中原（河南）；三、华族范围的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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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此联想到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在《战国秦汉考古讲义》（苏秉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前言里说的，他在翻阅了那些未发表的资料和笔记之后认识到：（苏秉琦的区系类型思想）“就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而言，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两个姊妹篇，或许是研究他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史实资料。进而我还向前追索到，父亲在1950年到1951年期间和石兴邦、吴汝祚等人一起在西安附近做考古调查后，虽然也写出了报道和简要的文章，但是其原始的绘图、表格和文字材料光从外观来看，其体积竟近于一个枕头的大小，父亲特意用一块大布将它们包裹存放着（现已委托北京大学做整理出版），也是重要的史实资料。张忠培先生对它很重视并告诉我，他在20世纪80年代到我父亲办公室时看到，父亲的书桌旁还有个箱子装满了当年从西安带回来的陶片，像是有时还会翻看思考它们，可见父亲在这些资料器物里不断地思考那里的文化分区等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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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想到，他56岁时的这篇尚未写好结束语的文章，在7个月后（《五一六通知》下发）开始经历了十年冬寒，这棵冬小麦的思考没有完全停顿，且又有诸多新发掘资料的涌现推动，终于有了1975年的“冲刺”和1979年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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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苦涩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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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初，我在天津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深深记住了“阶级斗争是纲”，要“天天讲”，自认为觉悟有了提高。到了五一节回父母家时，他们说他俩在4月初去了西郊的鹫峰脚下，观赏了盛开的桃花丛林，心情蛮舒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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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父亲早年曾多次和母亲提到过温泉村、温泉中学、西郊的山林等等，只是不记得他是做什么去的。次日我开始寻思，家里曾有两张照片是父亲和一群中学生们的合影，是在温泉中学照的。于是我问母亲：你们是不是去了个学校？母亲说：我们就是到47中去了的呀，你爸说它原本叫“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是以前的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个人出钱办的呢。有个大房子和进门的小桥三十年来没变，我们还和一位老者聊了许多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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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曾！我想起来了，从建国前到建国初期，父亲还在家里多次和母亲、和一些人提到这个名字，而且在父亲的书架里还有好几本书有他，什么李石曾文集，李石曾多少岁寿辰纪念会议文集，李石曾致某某人的函件，等等。此外还有他的名片，他写的素食论和素食协会的宣传品，我还联想起以前家里还曾有中法大学、中法学会的信笺信纸等。尤其是这个人现在已在台湾，“当然不会是好人”。没想到父亲还思念着这个人，“怀念旧社会、旧交往”，父亲的旧经历那么多。我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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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严肃表态”了，对父亲说：您必须从思想深处和旧社会决裂，不能怀念那些旧东西、旧人物了，把他们统统忘记吧，也该把这个旧文人的书籍资料全烧掉，和他划清界限吧。可能还说了些别的更难听的偏激话。父亲默默地听完我的叫喊，似显有些委屈地轻声说：“李石曾也是对辛亥革命有功的人——出钱帮助过孙中山的，他和蔡元培一起开创了许多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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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父亲摆的事实不加争辩，父亲也不愿多说，就这样“停战”了。现在在网上都可以查到李石曾的许多事迹，父亲那时也肯定都知道，却未做“申辩”，闭口了，这和政治形势有关，我的弟妹三人都在上大学，都要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因而必须“看清家庭阶级实质，树立正确世界观”，这些都对父亲产生了无形的压力。几个月后我再回家时，那些材料不见了，是父母把它们处理了。我没有再问及此事，内心纠结，不知道是该进一步划清界限，还是同情关怀他——他四处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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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身在北大，直接地感受着政治运动的浪潮。1957年马寅初遭到批判，1959年对大学教育很有一套经验的校长江隆基被贬到了兰州大学。尤其是到了1965年，全国掀起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他听了陆定一的报告，报告里尖锐地指出“它的要害是罢官”。对于这七个字，在俞伯伯家里和我的家里，四个大人心中别有一番苦涩。当年在昆明时，吴晗和唐兰都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教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对这个掌故也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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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工作的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于1961年来北京开会期间，与吴晗等老朋友叙旧，他们在抗日期间于昆明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会议为期多日，蔡伯伯觉得晚上没什么事可做。吴晗对他说，我按照胡乔木、邓拓的旨意，尤其是马连良的请求，刚刚把新剧本《海瑞》脱稿，算是为马连良量身制作的，我把剧本拿给你随便看看吧。蔡伯伯是位很有文采、性格外向的人，过了几天在奉还稿本时说：你的剧本题目值得改动，京剧题目多为三个字或四个字，如打焦赞、打渔杀家、四郎探母，有动词给人以动感，这很重要，可你只写了个人名，显得平板，不如改成“海瑞罢官”吧。会议后，蔡伯伯拜会了俞伯伯，自觉得意地“显示”了这个趣事。不久，常去俞伯母家串门的母亲也听说了，于是将这则消息带到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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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报纸电台对吴晗的批判声中，两家大人揣测，蔡伯伯回到了云南后，会向四邻炫耀自己对“罢官”二字的“贡献”吧。果然，不久就听说，蔡伯伯已深陷其内了。他们很纠结：吴晗是历史学家，蔡希陶是搞植物学的，怎么会有恶毒之心和阴暗的主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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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对俞伯伯说：“真是不得其解，世事难料，以后还会怎么样呢？”俞伯伯和父亲在建国后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政治运动，但总归都应对过来了。当然父亲比俞伯伯更艰难些，因为没有党派，没有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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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对我说：“文革”前，《人民日报》本就有社论，强调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大风暴的信号啊！可当时咱们即便是感觉到了，又能奈何？当风暴来临前，许多海边的、海底的小动物，都会钻到石头缝里躲避起来保命。可咱们是平民没法躲藏，山雨中只能静观其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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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之后，父亲闲聊时说：“平民的平字，怎么理解？它是和高门大户的高字相对应的，那些富贵人家，不但门槛高，而且大门的台阶也多。在老北京，台阶数量多也是权势的象征。平民是不能把大门立在三个以上台阶上的。台阶少就容易被水淹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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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读卖新闻》1957年4月11日，《每日新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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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的“动态考古”提法，散见于《文物天地》1987年第7期、《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考古》1987年第1期以及《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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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这些话经李晓东记录整理，李伯谦核对，刊登在2012年3月2日的《中国文物报》上，题目为《大遗址保护与考古工作——苏秉琦在1964年“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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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蒙河：《编〈张忠培先生六年学术论著目录〉》，《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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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父亲曾对我们说：“华人多居住在华山之北故为阴，大汶口人居住在泰山之南故为阳。有趣的是，北京东边有日坛——阳，西边有月坛——阴。”——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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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暴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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