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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在兰州工作，没有家里的来信已预感情况不好，就写信婉转地问母亲，父亲的身体如何。母亲简短回信说“他的身体情况如你估计到的一样”，我就明白又抄家了。到了十一节前，我以妻子身体不好为由请了长假回来。母亲说了情况后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之前的那堆日记本呢？母亲说，幸好那些东西早在50年代末就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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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下班回来，又把情况向我细细说了一遍。因家里门窗的遮帘不严实，为防止有邻居看到我俩的表情而引出事端，父亲特意让母亲不要开灯。当全家凑齐，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妈妈多不容易，这大半生拉扯着六口之家，到头来还要跟着我承受这些。但你们放心就是，没什么，也不会再有什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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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子女都觉得，那个单独来我家诈走生活费的人太坏了，乘人之危做伤天害理的恶事，必须控告他，父亲说现在我处于被控告的地位啊。我们又想，至少该向造反派头目去反映，父亲却总是用沉默或简单的话“算了，过去了”来敷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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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那边也几次传来坏消息。父亲的办公桌、书柜和他的健斋207室住所也被研究所里的造反团前去查抄过了，除了所有文字物件，连被褥、枕头也全盘抄走。我回京后找了个机会，单身一人溜进了北大校园，看到了好几张给父亲贴的大字报，除了资本家出身、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思想之外，还说从我家里“搜出了大量金银财宝”，而且“搜出了国民党的党旗”。我知道这“党旗”的来历——家里存有一本《蒋兆和墨画集》，其中有个衣服破烂的女孩子跪在地面，手里举着一面小的国民党党旗，仰望天际，题目为“你能救救我吗？”这是一幅进步的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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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意外地看到，翦伯赞先生的大字报很多，所处的困境更是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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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把见闻告诉父亲，他听了关于他的大字报后，轻轻叹息，而对翦伯赞先生的处境则很担忧，陆续地说，无法安慰他了，谁去帮忙都会添乱的。现在只能自己游自己的泳，过这深海了。又说，他绝对是个忠于党的人，党情大于人情，无可挑剔的，再说他的学问也很好，难得的人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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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抄家后，曾有近一年的时间，只发给每月70元的生活费，但那时不仅仅是有老两口，两个妹妹还在读大学。于是，她俩的生活费由已经工作了的我和弟弟支持。母亲精神好了些之后，提议父亲去“申请些救济费用”，把冻结着的银行存款领取出一点点吧，因为“我看病也得自己花钱啊，咱得买菜买粮食了啊，向工宣队反映一下吧”。父亲说，等着我先把笔记本要回来再说吧。他的心思全在他的笔记本上，曾对我说，他就像个呆子般，死命地一次次地索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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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7年年底，大部分被抄物资已被退回，可偏偏笔记本没有下落。1969年年初，工宣队入驻考古所，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体职工要到所里住大通铺大半年，只有周日回家一天。在以小组为单位的活动中，除了学著作、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早请示、晚汇报外，多次开会针对我父亲，要他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父亲曾在这极度困难的半个多月里做了简单笔记，多年后我看了很心酸。那时的主调就是父亲交代建国前在北平研究院认识交往了哪些人，院内院外的都要想，会下还有工宣队找他谈话，“你不是思想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光表态要有实际行动，不要侥幸，不能蒙混过关，不能倒打一耙”，等等。这时容不得父亲申要笔记本。到了5月份全院开始批斗潘梓年时，父亲的压力才减少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立即写了一个纸条递交给了工宣队头目。条子草稿在家里保存着，从字面上看，像是个总账单，想全面核对一次，实际上却并未写全，核心是为了索要余下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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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下旬，考古所红卫兵从我家里查抄物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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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古器物速写本约二十本左右，信件等其他文字材料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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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器、银器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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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行存折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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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旧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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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北大历史系红卫兵从我的健斋207号房查抄的物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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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子1，褥子1，毛毯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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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一个书架的两个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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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掘报告手稿几种，中国考古学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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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196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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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条里，父亲有意将笔记本写成了速写本，估计是这样说会好要一些。到了1969年年末，笔记本终于返回来了，他如释重负。按事后的统计，他的小笔记本总共98册，另有普通大小的软皮笔记本11本，属于“秦汉考古教材”的提纲和素材。还有一捆“广东之行”素材和一捆“西安郊区考古调查”素材，都是在工作现场做的记录和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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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周后，宣传队给父亲补写了一个收条，写明了笔记本和信件的数量，但仍旧扣押着它们，父亲也一再地想不通缘故。直到1969年年底，总算把它们盼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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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造反队把抄走的金银首饰一律按银行牌价兑换成钱退回，翡翠是不算钱的。而且说，既然你承认存折里包含着1954年资本家家庭分得的钱，那么现在该把这笔钱上缴，以划清界限。父亲就把其中的5000元上缴了。我们在家里议论说，如果上缴了钱就划清界限，那还要政治学习干什么？父亲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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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荡，还有周围的一些负面情况接连传来。考古所的陈梦家教授、黄文弼教授，以及1967年才得知的向达教授、吴晗先生及其亲人，都在1966年内相继含冤离世。这些使得我们子女们对父母两人的安全，很担心也很揪心，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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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去世。俞德浚先生的好导师胡先啸先生，还有住在我家后面的好邻居赵九章教授也遇难了。知道赵伯伯出事的消息后，母亲在家里念叨：“听说给他（指赵伯伯）平反的上级文件都快下发了啊，太可惜了。”父亲说：“他受的罪也太大了，折磨得让人快疯了，是逼迫他自寻了短见。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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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父亲对我们简略地讲了些近况后，又很郑重地说：“你们别挂念，我自认为我很顽强。都六十的人了，已无所顾忌，想进棺材很容易，但那样太不值得”，“我可以有十个理由宁折不弯地愤愤离世，但我有一条信念让我学习韩信，那就是我还有我的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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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他感慨地说：古语道“哀莫大于心死”，国家损失了这么多的优秀拔尖人才、能人义士，可现在上上下下，似乎都那么麻木，“怎么就没有人心痛啊？如果都这么麻木不仁，那就更令人心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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