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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石峡文化”“西樵山文化”仍然是广东省考古文博系统的重要研究课题，并有新的成果和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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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业务灵魂之三：学会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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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留给子女们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他的思想、方法、精神和理念。它们是父亲在与我们聊天、闲谈中，不经意间表达出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感受也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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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唐山大地震，直接触动着我的专业，我开始忙活起来了。家里来的客人，很自然地向我询问了许多有关地震工作的现状，父亲同样问了许多。他说，各个行业都有大体相似的思考和工作方法。地震发生的地点成群成片（地震区）、成一条线（地震带）。地震分布出现了空白区，那么这空白区很值得注意。这和人类居住点、文物、古遗迹出土点的分布规律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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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感意外，父亲能很自然地对我们行业的工作思路做了这样的归纳。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他对于思考方法、工作方法和方法论的重视。他曾多次说过这类的话，比如“内行看的门道，是指做事的诀窍、方法”“成功者，必定有好的方法”“学者的职责，就是要给人们好的思想”“都说黄埔军校好，是它的讲义吗？不是，至多也是小部分，而是它给学生的思想、精神、人格力量”“大学，耳熏目染的让学生获得好的思维方法，懂得学者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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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你在基层做实验研究四年了，很好。现在需要抓紧对这个难有的地震现场做细致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既要从宏观到微观，又要从微观到宏观，上下反复。也就是实际——理论——实际——理论，“双向思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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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强调，要自己学会总结自己的经验方法。我回顾他的多次谈论，很粗略地归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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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法（剥离法，切法）。对大块头对象、难题做切割，分而治之。我上小学时，背诵长江流经了哪些省份，很吃力。他教我，把这九个省从中间切开，先背诵前半段，熟悉了再背诵后半段。他说：“我小时候，我爸先让我零散地背诵三字经的一段，共十二个字，有了前三个字，我很快记住了后九个字，他又让我记忆另外一段，一段段的记忆。进而，把三字经分了前后两大部分，分别记住后再粘接，挺轻松地就把那一千四百多个字全盘背了下来。”由此我联想到，父亲对中国古文化六个区域的认识，可能和这种思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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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法（粘连法）。对杂乱无序的众多事物进行分组。先按一定原则分组处置，处置过程中可以相互做更换调整，再逐渐把个头小的组再做组合。于是，无论开始时如何杂乱无章，总能最终归结成三个或四五个组。由此我理解了，他在1977年之后所倡导的环渤海会议、环太湖会议、楚文化会议、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会议等，不都是把几个相邻省市的考古文化加起来进行的研究和讨论吗。再有，他说研究世界史，可以把缤纷复杂的世界，组合成（划分成）三个部分，运用的也应该是这个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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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乘除法（向宏观、向微观拓展法）、找脉络法、找穴位法等。对于他的乘除法，我理解就是考古实验中的浓缩法和泡水法，反映着他头脑里的时间域可以在很大的范围伸缩，也反映着他头脑里的空间域很宽——大到全球历史，小到一个区域、一个遗址、一个陶器，甚至一个陶器表面的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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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找脉络，也相当于现代说的寻找‘小投资高效益’的途径。我们做研究，关键是有好的课题，找课题犹如找穴位、抓关键、找钥匙。可我们许多人就是不会找。大课题，就是学科的生长点。”我当时听了，自以为听懂了。可是，直到过了多年以后，他又跟我说起“游刃有余”和“庖丁解牛”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些说法，其实和他以前对我说过的“找脉络法”和“找穴位法”是一样的、相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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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他在山西侯马度过了67岁生日，回到家里母亲照例给他做了热汤面。他对聚在一起的家人说：“孔子说，三十而立，我体会了，那时我独立工作了、成家了，很美满；四十而不惑，是指能够判断是非曲直，我做到了，我选择了留在大陆，有了广阔活动的空间；五十而知天命，我也懂得了，自己要‘夹着尾巴’做好自己的本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创造性的认识；六十而耳顺，我觉得也做到了，有了听到不同意见的思想准备而不畏惧了；我现在还想体味70岁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即心态和认识可以提高到新的境界，且基本符合客观规律，进入自由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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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把事情做透做精些，也非易事，我还不能做到游刃有余。”又说：“当你带着强烈的寻找脉络、穴位、课题的愿望时，你就能够从全局眼光深入到某个或几个局部，你才会有更好的进步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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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幸福，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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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1947年搬到西直门大街宿舍时，住北房五间联排房，独院。到了1967年后，只剩下两间屋子了，挤得不成。1976年的春夏之交，大约有十个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的中青年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自发决定帮助我家在自己门前的空地上盖了一个小屋子作厨房。他们在干校已经练就了盖房子的全套本事。于是，每个星期天，是父母最高兴的日子，我家整天都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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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他们当中有徐光冀、徐苹芳、刘观民、高广仁、高炜、杨鸿勋等。就在工程已经基本完结的10月上旬的一天清早，杨鸿勋先生匆匆来到我家，把我父亲拉到一边，贴在耳朵边小声说了几句话，父亲听后愣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他。我们在一旁也觉得这两个人的表情很反常。过了片刻，父亲似乎缓过一点精神来，说：“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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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急忙问：怎么啦？怎么啦？父亲默默不语，但我们看得出来，他心里有大事。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又来了两个人，他才大声地说：“粉碎‘四人帮’啦！”大家很兴奋。我们问父亲，为什么刚才杨先生告诉你这个喜讯的时候，你竟然沉默不语呀？他说：“我有点不敢轻易相信这么大的好事。”然后赶紧对母亲说：“你想想办法，咱吃点好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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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他多次说过，他自感很幸福。幸福、知足，是他经常使用的词。50年代我就听他说过：“我比我的父亲母亲都幸福，因为我看到了抗战的胜利，又看到了全国的统一解放。”“文革”结束时他又反复地说：“我又看到了粉碎‘四人帮’，我知足了。”父亲此后还说过：“我从事考古六十年，圆了梦，自感到幸福”，“我有那么多的学生，他们有了出色贡献，所以我是富足而幸福的”，“你的妈妈曾多次要我写书，我不以为然，告诉她，翁独健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好，并不依靠写文章。其实我的学生分布各地，这才是最大的文章，他们的成果汇集起来重新谱写中国的历史，那才是最厚最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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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高兴之余，建议父亲“索性退下来吧，你也是快七十的人了，现在正是合适的时候了。急流勇退、圆满告退多好”。父亲却说：“你正说反了，现在正是我做事情的时候，也该是开始做事情的时候，七十了，是时候了！”我记得，他把“开始”“是时候了”这六个字说得特别重。后来，他又对母亲补充说：“我得从冯家升、俞德浚那里得到些启示呀。”这大概是指他们仓促地结束了一生，丢下了许多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对社会损失太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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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贯很支持父亲的事业。自从父亲说过此话之后，母亲就再也没有提出过退休一类的话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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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深秋，父母两人去香山赏了红叶，还爬到了顶峰香炉峰（鬼见愁）。这也是他俩最后一次到达这个山顶，也许心情又和1945年登昆明的西山时有些相似吧。我不知父亲当时预感到了没有：之后的二十年，竟是他一生最为难得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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