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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唐兰先生送来的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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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消息太突然了，前一个多月来咱家时还好好的啊！”1979年初，父母见了我立即说到，唐兰先生于当年1月不幸去世了：那天清早在他的书房里，手持一本古书，俯首桌面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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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回忆起当年在昆明时和唐先生的交往，那时他常来黑龙潭找徐老伯聊天并借阅古书，每次多是待上大半天，中午时分多是来我家凑合吃口粗饭，母亲说他是很随和、从不挑剔的人。建国后唐先生在北大工作，和向达先生常有来往。1952年，他调到故宫，父亲那时有一个故宫通行证，进出很方便，所以两个人的相逢便多是在故宫了。他俩在先秦历史、青铜器等方面有共同语言。唐先生还多次向父亲介绍他对故宫里保存着的“石鼓文”渊源的探索，而父亲的第一篇论文也恰好是关于石鼓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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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底，唐先生专程来我父母家，拿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他于1977年为《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写的一篇巨作：《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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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到，根据古文字的研究，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因而中国的文字历史可追溯到六千年前。文章里还写道，他30年代在研究古文字时，就对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产生了疑惑。他认为，在殷代就有了很多形声字。陶文里保存有象形字，此后到了甲骨文里已多简化了，变得近于符号了，甚至出现了错别字。因此，甲骨文已属于其后的形声文字时期了。中国的文字发展，应先经历意符文字期，这是远古期。形声文字是在近古期，从夏代开始。大汶口文化是初期的社会文化，其极盛期是少昊时代，大汶口陶器文字是我国所见到的最早的意符文字，大约有六七千年。最后的结论是，我国文明史不应从夏代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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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唐先生治学严谨，著作也多，是位少有的能代替顾颉刚先生到北大讲授《尚书》等课程的人，也是位很能耐住寂寞的顽人。王国维曾赞扬他对古籍书无所不窥。他在古文字研究中更是具有创造性，绝不人云亦云。他说“六书”只是秦汉时期的人对于文字构造的一种看法，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商周文字要早上一千多年，于是唐先生建立了“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在古文字研究中不是就事论事，局限于说文解字，而是注重总体的概括归纳和提升，将古文字分成四系：殷商系、西周系、秦系、六国系。他还提出了利用比较法、推勘法、分析偏旁法、历史考证法来辨别古文字。由此建立了古文字的理论体系。我听到了这里，豁然明白了，他们俩的互相熟悉是来自研究方法的沟通，怪不得父亲常说要注意思想、注意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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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限于考古资料有限吧，很少有人支持或响应这篇文章的论点，古文字研究方面的支持者似乎也很少见，看来社会反响不大。可惜我不清楚父亲对这文章有过多少或什么样的看法。事情就这样的沉寂了。不过我知道，父亲出于专业的敏感，定是很重视这个礼物，出于多年情谊也懂得唐先生的绝笔如何可贵，因此一直将它单独存放在一个红色的硬夹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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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肯定很怀念当年徐老伯、唐先生和他三个人在茶花树旁、在龙潭湖边切磋古书和感叹时局的诚挚友情，可现在只剩下他自己了。时间不等人，明知唐先生的绝唱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他仍毅然决然地在十几年后，开始了疾风暴雨式的呼唤——在《中国通史》第二卷前言里提出“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论文《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刊登于《考古》1991年第12期；论文《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刊登于《百科知识》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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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三十五年前的1947年，徐老伯和父亲一起写作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中写道：“将来必有一天，我们可以能根据丰富可靠的地下遗物遗迹，和考古学的成就，来描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父亲和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说的幸福，就在于在重建中国史前史这一“艰难的起步，坎坷的道路”上，他是起步早而坚持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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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有位叫沈建中的青年摄影家找上门来。他发现诞生于20世纪初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大家不少，于是他自立课题（自费）扛着摄影器材四处奔波，登门找到这些人文科学大家，给他们拍照之后，再请本人题写几句话，表明自己的追求或心声。1992年夏，他和父亲通了电话后，父亲满口答应，说他这个思路好，这种自行奔波的精神更好。拍照后，父亲毫不迟疑地把亲手题写的“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交给了他。足见从这时起，父亲的心思全在这上面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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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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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父亲还收到了台湾的同仁杜正胜先生邮寄来的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史重建的省思》，它发表于《大陆杂志》1992年第1期。当时，台湾那边能够得到的大陆资料还不很及时、充分，但两岸的学术思想还是相近的。我由此懂得了，任何重要课题的提出、突破，重大问题的认识、革新与进步，都有其逐步孕育、进而发育为集体性行动和观念性革新的必然，是许多人成果的积淀，而不是某人出于一时兴致的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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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6年，父亲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终其生于一役，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予以彻底的、合理的阐释，全部观点都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表现了出来，是我走过这六十三年的学术道路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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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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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离开北大，谢幕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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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高高兴兴地面对诸多新局面、新课题时，有件事情却让父亲周围的好友开始担心了起来，不知该怎么劝慰父亲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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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北大考古专业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准备成立考古学系。上上下下做了多种酝酿，父亲当然也很积极。他不仅对未来的建设方案做了许多思考，而且还常和老伙伴宿白先生、严文明先生等在一起议论、商量。可是就在他积极忙活、努力张罗的节骨眼上，学校领导渐渐地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想法：他当教研室的主任是称职的，可是如果顺水推舟继续安排，就有问题了，原因是他没有出过国，没有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在国内也没有大著作，所以难以提升为系主任，于是就着手从国内各地一一物色有名望的人选。父亲隐约得知此事后，便“漫不经心”地主动避开了这个“敏感地带”，还说内心反而轻松平静多了。对于这件事我后来倒是非常理解，在五十年前的30年代，北大起初很想和南京的史语所合作搞发掘，不料南京那边觉得北大没有从国外归来的考古科班人员，不予响应，于是北大才调头和北平研究院合作，一同去了易县做西周遗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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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校方领导经再三比较考虑，最终决定由本校的宿白先生来主持全系工作。父亲对这一决定很是欣慰支持，因为他和宿先生已是三十多年的老交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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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还有一些收尾性的工作，如参加筹备成立考古系的一些会议，指导研究生论文和组织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等，所以父亲依旧还要常去北大上班，但一直没有和家里人提及学校的事情。直到大半年以后，他要从健斋搬回他的行李和文字材料时，才把北大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问了他一些情况后，父亲一笑，说：“放心，我的戏路还宽着呢！执教三十年了，该很知足了，也该让位了，全国到处都是我的讲台。回想当年‘文革’结束后，我年岁已大，不能直接做发掘了，不也照样去现场看了更多的实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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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这三十年的工作很留恋，对北大很留恋。常说北大的人员关系简单，大家分工有序，互相支持，不像社会上一些单位部门里有那样的“窝里斗”和看风使舵的坏习气。他说的，的确是真心话，因为父亲离开北大以后，家里一直还有北大的客人来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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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曾准备了几句宽慰父亲的话，没想到他先主动对我开了口：“我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道理很明白的，人进了这个门，就要想到迟早还是要出来的，上去了就要想到还得下来。”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和不解：他的软着陆竟然是少有的寂静和平静，怎么就这么了了？我猜想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或许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直到时隔十二年之后的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为父亲的八十五岁诞辰举办了空前隆重而温情的庆祝会，我才终于明白：这一次，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北大教学生涯的谢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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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父亲很开朗地面对了那一次的变化，但我想他心里肯定收获了一个有益启示：从校领导的角度看来，系主任这样的岗位，尤其是在名牌学校里边，他的学术水平、教学成果、科研成果，都是不足的。喝了这杯凉茶，可以心态冷静，防止上火。由此，我想起了父亲以前闲聊时说过的一句话：淬火，能让钢更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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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他的客人，并没有因为他不再去北大任职而减少，北大的客人也照样常来。也许是新形势下各项工作迅速开展的缘故，他除了在709号办公室里，还在家里接待日渐增多的来访客人。他们的谈话多涉及具体的学术内容，关注的也多是业务方面的新进展。在我的感觉中，来的都是客，但很难区分是否真的是学生。听母亲说，有一天父亲送走了几位年轻的客人后显得很高兴，对她说：“（我）一生所学、所想、所做、所得，现在都能用上了。你再买点更好些的茶叶接待客人吧，来这儿的都是贵客啊。”母亲听了一惊，说：“这已经是很棒的上等花茶了，我自己在家都舍不得喝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