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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岁生日祝寿会（左一李水城，右三宿白。摄于北京大学，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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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人慢慢发现，他的话语日渐增多了。不光是对家人，对客人犹是，像倾盆大雨似的倾诉。我们曾向他建议，不要抢客人的话，人家说三句，你最好说两句，而不要相反。父亲笑着满口答应。可是他见了客人后，话语还是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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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知道了，父亲自1977年起逐渐出现的变化，来自他思想的飞跃、眼界的扩大，他的品格和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高尚、高大了，犹如后来傅吾康先生所说的那样：“他具备了一个现代学者所应有的完美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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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还联想到了邵望平先生写过的一段话，很切合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苏秉琦先生不是那种一生与青灯黄卷为伍，著作等身，到头来却‘高处不胜寒’、怆然孤寂的学者。他全身心地投入考古实践、贴近田野、亲近基层学者，凡是事业需要他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汗水和心血。拜访他的海内外学人多多，都是他的座上客，从无高下之分。他倾听来客的报告和需求，因而能对考古学进展有及时、精到的理解，准确把握考古学发展的脉搏和学术生长点。苏先生更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看风使舵，到头来追悔莫及的虚荣学者。先生有坚定的信念，耐得寂寞，宽容误解，自然能高瞻远瞩，完成大业。先生对考古学、古史研究的贡献不是在一个‘点’上的突破，也不是一个‘面’上的成功，而是贡献了一整个全新的古史架构。他的著作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国家图书最高奖，他的理论能浸润史学研究的每个层面、每个分支，特别是对各地的考古实践和研究一直发挥着、必将继续发挥指导作用。考古事业每前进一步，人们就会感到苏先生推动力的存在。他的生命已同事业融为一体、与事业共存、永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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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为纪念北大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北大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父亲建议会议的主题为“迎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他不仅做大会发言，更乐意在会下和各界代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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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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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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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22日，父亲应邀出席了在郑州召开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1983年学术年会”。在他的学术报告——“中国新石器文化”发言底稿中，有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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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纯主编的世界古代史，和苏联的多卷本世界史，两者相比，后者把中国部分写进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学者特别重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我这里想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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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包括中国部分的世界史不足以代表全人类的历史，那只能是相当支离破碎的部分（历史），尽管它相当“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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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把中国史的研究独立起来，不把它摆在世界史中去研究，恐怕我们的研究也很难深入下去——要认识它自身在全人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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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什么外国人早已注意到世界史研究中应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中国世界史学家反而有时感到踌躇呢？……是什么环节出了毛病呢？……其障碍是，我们不能突破传统史学观——中国中心，因而未能把它放在世界史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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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据我的看法，我国近代考古学在建国三十年来已在向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考古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大成果的取得，重大课题的突破，队伍的壮大成熟，不能不经历艰苦努力的过程。没有这些，一部真正以考古学成就为其骨骼系统的、反映我们文明古国大国历史的、真正能反映它在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中国史，将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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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在郑州会议上（左一王振铎，右一夏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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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家说过，别把世界史想得那么复杂。世界史，其实就分三大块：欧亚大陆的东部以中国为主，西部是欧洲，此外还有新大陆。在国外的世界史，都是把白种人当作主角，有色人种是配角。美洲，原本是有色人种，谈及历史却总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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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世界史研究上特别强调中国要有话语权，本是指世界史专业人员理应具备的业务灵魂的底线。“如果连自己国土的历史特点都少有认识，怎么去和国外交流中国古代史。”他曾有些激动地说，“如果只是拿出了自己国家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公布于世，却没有自己的看法，还一味地显示客观、广泛征求人家（白种人）的意见和主张，甚至自己也模仿着人家的口吻再来说道中国历史，似乎谦逊民主，却是最后落个别人说了算——从人家的意识形态、喜好和利益来‘帮助我们’写我们的历史，把我们的历史‘归顺在他们的历史旋律之内’了。这样能把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它在世界史中的真实地位说清楚，研究透彻吗？有的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稍有了解，下车伊始就对我们说三说四，而我们还信为圣旨。我们这样的史学家，能受到世人、后人的尊重吗？这么做下去，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仅会白白地绕一个大圈子，而且还会贻误年轻一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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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父亲再次说：“任何研究和实践，都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便是对客观情况的客观描述也绝不例外。我们既然当家做主，就不能只是提交素材，听奉别人的话，然后还洋洋自得地说不主观。这个病菌在独立自主的国家里蔓延，那怎么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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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又曾多次提起过“世界的中国”的话题。按我写作时收集到的部分材料，可依出现的顺序罗列如下：1989年5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的会议闭幕词中，提出了学会第二个十年里的任务是走向世界；1992年8月，在河北石家庄召开的“第四次环渤海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讲话中，提出了“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的方法论，即“区系的中国—区系的世界—区系世界的中国”；同年同月，在为《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撰文时，又明确提出了“世界的中国考古学”是环渤海考古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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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些讲话里的潜台词，或许和他在90年代与我的一次聊天有关，他说：“你注意到了吗？外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都是以欧洲为中心。可对于研究世界历史而言，或许用以中国或以亚洲为中心绘制的世界图，更为方便也更为符合实际。”我听了说，那会有很多技术困难吧。不想，为了我国地质—地震等工作的需要，我工作的地壳应力研究所于2014年已经制成了大篇幅的全球地图，它是以北极为中心，南极在左端中部，我国在中心右侧偏下。得以让我以新的视角再来审视中国和四邻疆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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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的量博满教授，于1992年12月第二次见到了我父亲后，次年1月12日给我父亲的信里用流利的汉语写道：“我有幸再次聆听先生的教诲，这是感到欣喜万分和无上的光荣。苏先生是我年轻时代起就一直崇敬的先生，这次有幸长时间听取先生的指教，并与先生亲切交谈，作为学习中国考古学的外国人，我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从先生的教诲里我再次感受了先生深厚的学问功底及世界观，……同您当时的论文一样。回到日本之后，我们总在反复回味，思考先生一席教诲的含义。我离开北京之后，到杭州参观了反山、莫角山，及河姆渡，看了许多出土文物。我同严文明教授一起讨论了有关将来中日共同研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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