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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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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离开北大，谢幕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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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高高兴兴地面对诸多新局面、新课题时，有件事情却让父亲周围的好友开始担心了起来，不知该怎么劝慰父亲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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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北大考古专业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准备成立考古学系。上上下下做了多种酝酿，父亲当然也很积极。他不仅对未来的建设方案做了许多思考，而且还常和老伙伴宿白先生、严文明先生等在一起议论、商量。可是就在他积极忙活、努力张罗的节骨眼上，学校领导渐渐地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想法：他当教研室的主任是称职的，可是如果顺水推舟继续安排，就有问题了，原因是他没有出过国，没有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在国内也没有大著作，所以难以提升为系主任，于是就着手从国内各地一一物色有名望的人选。父亲隐约得知此事后，便“漫不经心”地主动避开了这个“敏感地带”，还说内心反而轻松平静多了。对于这件事我后来倒是非常理解，在五十年前的30年代，北大起初很想和南京的史语所合作搞发掘，不料南京那边觉得北大没有从国外归来的考古科班人员，不予响应，于是北大才调头和北平研究院合作，一同去了易县做西周遗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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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校方领导经再三比较考虑，最终决定由本校的宿白先生来主持全系工作。父亲对这一决定很是欣慰支持，因为他和宿先生已是三十多年的老交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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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还有一些收尾性的工作，如参加筹备成立考古系的一些会议，指导研究生论文和组织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等，所以父亲依旧还要常去北大上班，但一直没有和家里人提及学校的事情。直到大半年以后，他要从健斋搬回他的行李和文字材料时，才把北大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问了他一些情况后，父亲一笑，说：“放心，我的戏路还宽着呢！执教三十年了，该很知足了，也该让位了，全国到处都是我的讲台。回想当年‘文革’结束后，我年岁已大，不能直接做发掘了，不也照样去现场看了更多的实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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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这三十年的工作很留恋，对北大很留恋。常说北大的人员关系简单，大家分工有序，互相支持，不像社会上一些单位部门里有那样的“窝里斗”和看风使舵的坏习气。他说的，的确是真心话，因为父亲离开北大以后，家里一直还有北大的客人来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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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曾准备了几句宽慰父亲的话，没想到他先主动对我开了口：“我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道理很明白的，人进了这个门，就要想到迟早还是要出来的，上去了就要想到还得下来。”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和不解：他的软着陆竟然是少有的寂静和平静，怎么就这么了了？我猜想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或许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直到时隔十二年之后的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为父亲的八十五岁诞辰举办了空前隆重而温情的庆祝会，我才终于明白：这一次，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北大教学生涯的谢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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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父亲很开朗地面对了那一次的变化，但我想他心里肯定收获了一个有益启示：从校领导的角度看来，系主任这样的岗位，尤其是在名牌学校里边，他的学术水平、教学成果、科研成果，都是不足的。喝了这杯凉茶，可以心态冷静，防止上火。由此，我想起了父亲以前闲聊时说过的一句话：淬火，能让钢更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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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他的客人，并没有因为他不再去北大任职而减少，北大的客人也照样常来。也许是新形势下各项工作迅速开展的缘故，他除了在709号办公室里，还在家里接待日渐增多的来访客人。他们的谈话多涉及具体的学术内容，关注的也多是业务方面的新进展。在我的感觉中，来的都是客，但很难区分是否真的是学生。听母亲说，有一天父亲送走了几位年轻的客人后显得很高兴，对她说：“（我）一生所学、所想、所做、所得，现在都能用上了。你再买点更好些的茶叶接待客人吧，来这儿的都是贵客啊。”母亲听了一惊，说：“这已经是很棒的上等花茶了，我自己在家都舍不得喝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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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岁生日祝寿会（左一李水城，右三宿白。摄于北京大学，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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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人慢慢发现，他的话语日渐增多了。不光是对家人，对客人犹是，像倾盆大雨似的倾诉。我们曾向他建议，不要抢客人的话，人家说三句，你最好说两句，而不要相反。父亲笑着满口答应。可是他见了客人后，话语还是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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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知道了，父亲自1977年起逐渐出现的变化，来自他思想的飞跃、眼界的扩大，他的品格和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高尚、高大了，犹如后来傅吾康先生所说的那样：“他具备了一个现代学者所应有的完美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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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还联想到了邵望平先生写过的一段话，很切合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苏秉琦先生不是那种一生与青灯黄卷为伍，著作等身，到头来却‘高处不胜寒’、怆然孤寂的学者。他全身心地投入考古实践、贴近田野、亲近基层学者，凡是事业需要他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汗水和心血。拜访他的海内外学人多多，都是他的座上客，从无高下之分。他倾听来客的报告和需求，因而能对考古学进展有及时、精到的理解，准确把握考古学发展的脉搏和学术生长点。苏先生更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看风使舵，到头来追悔莫及的虚荣学者。先生有坚定的信念，耐得寂寞，宽容误解，自然能高瞻远瞩，完成大业。先生对考古学、古史研究的贡献不是在一个‘点’上的突破，也不是一个‘面’上的成功，而是贡献了一整个全新的古史架构。他的著作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国家图书最高奖，他的理论能浸润史学研究的每个层面、每个分支，特别是对各地的考古实践和研究一直发挥着、必将继续发挥指导作用。考古事业每前进一步，人们就会感到苏先生推动力的存在。他的生命已同事业融为一体、与事业共存、永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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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为纪念北大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北大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父亲建议会议的主题为“迎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他不仅做大会发言，更乐意在会下和各界代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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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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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22日，父亲应邀出席了在郑州召开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1983年学术年会”。在他的学术报告——“中国新石器文化”发言底稿中，有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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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纯主编的世界古代史，和苏联的多卷本世界史，两者相比，后者把中国部分写进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学者特别重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我这里想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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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包括中国部分的世界史不足以代表全人类的历史，那只能是相当支离破碎的部分（历史），尽管它相当“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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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把中国史的研究独立起来，不把它摆在世界史中去研究，恐怕我们的研究也很难深入下去——要认识它自身在全人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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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什么外国人早已注意到世界史研究中应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中国世界史学家反而有时感到踌躇呢？……是什么环节出了毛病呢？……其障碍是，我们不能突破传统史学观——中国中心，因而未能把它放在世界史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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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据我的看法，我国近代考古学在建国三十年来已在向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考古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大成果的取得，重大课题的突破，队伍的壮大成熟，不能不经历艰苦努力的过程。没有这些，一部真正以考古学成就为其骨骼系统的、反映我们文明古国大国历史的、真正能反映它在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中国史，将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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