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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文物管理所的所长。在文物调查中，团结了调查组全体年轻人，克服了多重困难，以小投入取得了大丰收。父亲得知这个成果很欣慰，主动和他联系交流，以后只要有机会都要和他见面谈谈，二人成了好友。父亲还在好几个场合，拿这个实例向人介绍。敖汉旗的工作意义，后来逐渐凸显出来了。我曾看到有文章说：“在兴隆洼遗址（赤峰敖汉旗），考古学家发现了用真玉精制的玉器，标志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在距今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遗址（赤峰敖汉旗），发现刻有猪龙、凤鸟和以鹿为原型的麒麟陶尊，充分说明了社会分化已很明显。而在中原，这类最早的‘艺术神器’则是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龙虎堆塑，要比内蒙古地区晚10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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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晶，江苏省文物局的人，后来担任了常州博物馆的馆长，曾被称赞为“考古女能人”。她本不是父亲的学生，但好学好问，因此也就算作父亲的学生了。据她回忆说，60年代在山东大汶口工作时，她曾邀请父亲前去指导，当时条件较差，住宿只能安排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父亲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和大家一起分析陶器的形态演进过程，讨论分类分期问题，让她很是敬佩和感动。父亲曾对她说，资料少就更要细嚼慢咽。做文物普查期间，父亲告诉她要注意年轻工人的考古知识培养，而绝不要把他们当作劳动力看待。这事果然见到了效果，那里后来发掘出土的已经炭化了的我国早期人工培育的米粒，据说就是一位熟悉了业务的年轻工人最早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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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几个学生来家里做客，父亲便对他们说，你们既要听取各方意见，又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他还讲了个笑话说：一个老爹带着儿子去集市卖驴。遇到路人甲说，哈，太傻啦，该骑着驴去啊，于是两人骑上了驴。又遇路人乙说，太不爱护牲口啦，于是改成了儿子一人骑。又遇到路人丙说，该尊重老人呀，就改成了爹爹骑，还是被人骂。最后爹爹明白了，咱们两个人抬着驴赶集吧。路人皆笑，爹爹对儿子说，哈哈，他们不再骂咱了，我们得到了最佳答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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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后期，有位湘潭大学的老师易漫白，为了提高有关考古和历史的教学质量，就与本不相识的父亲多次写信、电话联系后，带着三名年轻教师风风火火地赶来北京，请父亲每天下午在家里讲课几个小时，连续了四五天。那时，父亲正患有带状疱疹，疼得厉害，可他让母亲不要透露给客人，坚持完成了任务。这位易老师一直称呼父亲是老师，他说，我就是苏老的学生呀。事后有别的客人和我们说起这次额外负担（“秘密”讲学）时，认为父亲“不该允诺”。可父亲却说：“人家虚心前来，我从中也得到乐趣，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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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情谊在生活上也是如此。1984年，俞伟超从美国访问回来，特地用他结余下来的生活费买来了一个电饭锅，说你们老两口有了它可以吃得更可口些。我弟弟在美国听到此事后来信说：真是感谢，俞先生走到我们儿女的前面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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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年秋，父亲住院安装起搏器期间，我第二次深切感受到了他们师生间的情分（第一次是1976年我家的厨房建设）。许多学生和同仁发自内心地前来探望，有俞伟超、徐光冀、徐苹芳、宿白、佟柱臣等，我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在关怀爱护着他。张忠培对我带到病房的食品饮料等细心地查看了一遍，叮嘱我千万不要让父亲喝冷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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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张忠培和黄景略察觉到我家里的保姆不理想，就委托内蒙古和辽宁的同仁，索性在那里寻找老实可靠的保姆，这件事一直维系了近二十年。每年春节，黄景略和张忠培来我家拜年时，都要再单独和保姆细细地嘱咐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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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多次访问侯马考古队，按照考古队的统计，到了1990年父亲已经去了十五次之多。有一次他偶然发现侯马地区产的大枣肉厚特好吃，就买回来几斤。后来和杨富斗等学生们定了个协议，每年秋季他们给我家邮寄一包大枣，父亲坚持支付费用。这个惯例维系了十多年，直至北京商店也开始有了同样的大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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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陶寺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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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忻州吉林大学的工作站观看器物（摄于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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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阴村采集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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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张忠培的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左一李伯谦，左三严文明，右三张忠培，右五黄景略；摄于1988年6月，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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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南考察时，父亲说：“大家总说我是来晋南指导工作，其实我来到这个重要地段后，也一再地从交流中吸取到许多露水（营养）。”“在近期，晋南—豫西一带，还有山东，都会有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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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告诉我们，晋南是中原文化的北沿，距今6000～5000年间红山文化率先进入古国时代了，所以说这是中华文明的曙光。但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或许，最初出现‘中国’概念的地域、中国这个民族与文化实体的所指，就在这晋南一带”。还说，你们的潜意识里，大概以为山西闭塞，没有什么古文化。其实山西的遗址很多，晋南更是“藏龙卧虎之地”。1985年11月参加“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结束后，他再一次考察了晋南的陶寺遗址，并在侯马做了长篇报告，讲述了层位学与器物形态学的辩证关系，年代顺序与逻辑顺序当如何结合等一些有关考古学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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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的学生们也培养出了学生，并有了成果，这让他觉得心里很痛快，说：没有比这个更让我欣慰的了，“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别的学科如此，新兴的考古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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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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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难忘的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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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重要的1975年之后，1985年不比平常，父亲有几个标志性的进展和收获。这一年，除了有《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出版外，《考古学文化论集》也开始酝酿了，具体情况是在办刊的中心思想指导下，由童明康具体张罗，然后在1987、1989、1993和1997年，分别由张忠培、俞伟超、严文明和郭大顺四个人依次主编了四集。为了筹集出版经费，父亲找过几个单位“化缘”，他在一张纸条里曾写道：“出版这些文集，就是为重建史前史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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