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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左为夏鼐，中为贾兰坡；摄于嘉兴，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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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他和张政烺先生在山西侯马参加了“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会议的议题既属于北方考古，又属于中原考古组成部分，是两大区块连接地带的晋文化的发展脉络。在这个会议上，他写了《晋文化颂》七言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会后，张政烺先生应我父亲之邀，倾其心力书写了条幅，找到了北京顶级的装裱技工来装裱。父亲一直把它挂在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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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让他自豪的是《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曾被选作1988年度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的阅读试题，充分表明了其文章所具有的科学性、逻辑性和公众性。而这个得意之作，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更不是学术刊物上，而是在《中国建设》上(2)。他对这篇文章的满意，恰似他对1950年登报小文章的得意。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他经过漫长思索和孕育的结果，因为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曾经告诉过我“华山—花—华人—华县”之间的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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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烺篆书《晋文化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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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得意文章问世后，父亲进而告诉我说：所谓的仰韶文化期，其陶制品图案多以条纹、花瓣纹、花叶纹和圆点为主。它的遗存中心多分布在华山附近，“华”就是花的意思。这与传说中，华族的发生及其活动中的分布情形相印证。因此，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的核心遗存。花卉图案和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因华族最初所属之地而得名。有位老友许顺湛，也有相近的认识：华山是由于在华族居住的地域中心而称为华山，华族是因为他们崇拜花卉而得名。由此，可以想象五六千年以前，生活在豫西和关中一带的先民，他们的图腾就是花，所以就崇拜花卉，把花的形状画在陶器上，让他们的后人能够识别，用以施福、保佑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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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一年，我父亲偶然遇见了多年不见的翁文波先生。他是著名的石油地质和地球物理学家，父亲和他同年毕业参加工作，后来他也到了北平研究院，也是顾功叙先生的好友。父亲告诉我，翁老自1966年邢台地震后就专注于地震预报问题了，他采用了综合信息方法，注意了事物发展的周期性，从事天灾预测已有上百个成功的例子。我回答说那是非主流的做法，和我的物理预报不是一个路子。父亲似不怎么同意我“无所谓”的态度，说登山的路线可以不同，但人家有创意，也有进展，你怎么就知道按上级安排行事，而对地震系统外的进展不给予关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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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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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搬到昌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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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8月搬迁到社会科学院宿舍之前，父亲饶有兴趣地听了一位北京文物局的同仁介绍了“昌运宫”地名的来历。赵其昌先生前来做客时也说，这个地名太好了，咱们走上了昌盛幸运之路了。父亲说，这里似乎在明末即有一个名为昌运的道教院落了，但什么时候改名为宫就不知道了。在道教里多称为观，例如崇元观、白云观，而称为宫则是隆重而少有的。有人认为是和康熙的十三子怡亲王曾在此居住有关。到了民国时期这里的庙宇破落了，只留下了村落，它原本就在这紫竹院立交桥南侧。所以，昌运也不过是个愿望罢了，社会总是在起落和反复中、在一步步的进退中得以前进，不是哪些人想着昌运，就能昌运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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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迁往新居，母亲忙活了好多天，腿疼的毛病又加重了。可她着力隐瞒着。安顿下来后，全家第一次团聚在火锅旁准备吃晚饭时，母亲又想起什么，要回到厨房一下，刚起身时费力得很。父亲感慨地说：你们的妈妈可真不容易，受的苦最多却有很强的坚韧力，很厉害呀。那次从昆明回北平的坎坷让人想起来后怕。这个家全靠着她维系，她却从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你们四个也从没拖累我，让我很放心，很满意。……我联想起抗战期间别的家庭，例如李济先生还是全家一起奔波的，在流离期间环境条件恶劣，两个心爱的女儿不幸去世；俞德浚家也损失了一个儿子，很悲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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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聊到，“福”字现在又流行了。福，在甲骨文里怎么写？一个酒具画在中间，两旁边各有一只手，也可以理解为左右各一个人伸出手，扶持着酒具。什么意思？瓦鬲一般较大，不是现在的碗或杯子，两个手或两个人抱着酒具，意思主要指献给对方喝或给祭祀对象——天地神灵、首长喝，不是自己给自己喝。所以在中国，幸福和氏族、和血缘的亲密关系很大，而不是自己为自己。中国人从老祖宗那里开始，就不是单为自己活着，不强调个人。甲骨文里的福字出现后，经历了许多变化，从篆书、隶书，直到方块字，意思和结构都没变。福字的左边是个示，就是祭祀的台子，右半边，就是酒具鬲。有一个时期，这个鬲字还写成了尖尖的底，更是指酒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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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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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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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我曾认真地向父亲提问：在我幼年时你就告诉我，一年分四季，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可以理解为一年的四季，也可以理解为人生的幼年、中年、壮年和老年。长大了我又知道写文章的起承转合，中医里方剂的君臣佐使，诊断中的望闻问切等，都是四分制。可是现在你提出的学术思想里大都是三，你的文章也不是四段落。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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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了片刻，说：事物的组成可以是二（一分为二），可以是三（颜色可分为三原色，三国鼎立，桌子可以是三个腿，鸡蛋有蛋清、蛋黄和外壳），可以分为四（二再一分为二就是四），还可以再多（色彩为七，人有五个手指，等等）。常说的四阶段，多是指事物发展的总进程，四个阶段是客观存在的，掌握四分法是写作和思维的基本功。例如，1962年裴文中先生提出了人类进化可分为自然群时代、原始氏族社会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父系氏族社会时代四个阶段。国外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四个阶段。但是，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具体进程（局部的进程），又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样更简洁更易于运用。例如，河流分为“上游—中游—下游”，社会分为“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社会文明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恩格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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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在被关押期间学《毛选》时，徐老伯和我的注意点不一样。他在比较几个版本的微小差异，我则发现，很多文章里对事物区分是按三分制。毛泽东也没有硬性按四阶段来区分。这些三与四的问题或许该是哲学家的事情吧。而马克思则列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还可以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占据重要地位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始源于夏商，涵盖了古代思想、文化、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我知道外国人对它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它很值得不断研究呢，我们自己该有话语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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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让我联想到涿鹿县的（三）合符坛、三祖堂，郭大顺的“三皇五帝”，想到了徐旭生的三集团说、梁思成对三集团的新见解，以及在半个世纪之后我父亲提出的“国家起源三部曲”“发展模式三类型”。学术思想就是这样的传承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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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分为三或四，是方法论的一部分。观点决定方法，遇到问题也得具体分析，不可过于机械。后来我在他的笔记里看到了他1989年用铅笔写的便笺，它对“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做过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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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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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位学和型式学方法—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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