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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陶寺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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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忻州吉林大学的工作站观看器物（摄于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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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阴村采集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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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张忠培的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左一李伯谦，左三严文明，右三张忠培，右五黄景略；摄于1988年6月，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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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南考察时，父亲说：“大家总说我是来晋南指导工作，其实我来到这个重要地段后，也一再地从交流中吸取到许多露水（营养）。”“在近期，晋南—豫西一带，还有山东，都会有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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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告诉我们，晋南是中原文化的北沿，距今6000～5000年间红山文化率先进入古国时代了，所以说这是中华文明的曙光。但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或许，最初出现‘中国’概念的地域、中国这个民族与文化实体的所指，就在这晋南一带”。还说，你们的潜意识里，大概以为山西闭塞，没有什么古文化。其实山西的遗址很多，晋南更是“藏龙卧虎之地”。1985年11月参加“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结束后，他再一次考察了晋南的陶寺遗址，并在侯马做了长篇报告，讲述了层位学与器物形态学的辩证关系，年代顺序与逻辑顺序当如何结合等一些有关考古学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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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的学生们也培养出了学生，并有了成果，这让他觉得心里很痛快，说：没有比这个更让我欣慰的了，“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别的学科如此，新兴的考古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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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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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难忘的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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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重要的1975年之后，1985年不比平常，父亲有几个标志性的进展和收获。这一年，除了有《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出版外，《考古学文化论集》也开始酝酿了，具体情况是在办刊的中心思想指导下，由童明康具体张罗，然后在1987、1989、1993和1997年，分别由张忠培、俞伟超、严文明和郭大顺四个人依次主编了四集。为了筹集出版经费，父亲找过几个单位“化缘”，他在一张纸条里曾写道：“出版这些文集，就是为重建史前史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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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他去福州参加了全国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座谈会，讲话的重点是要以课题来带动考古和文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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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应白寿彝先生的正式邀请，父亲担任《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的主编，先后召集了吕遵谔、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郭大顺一同讨论写作的要领和提纲。此书于1994年出版，发行量很高。这是第一次使用以考古出土的资料编写出的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我认为这是“破冰之旅”，要有勇气魄力面对风险（老者是掌舵人），要有力量和坚实体（有学术功底的壮年学者是动力与外壳）。2012年，该书更名为《中国远古时代》单独出版，增添了张忠培、严文明的新论文，补充了新的考古资料。这些新资料充实了而不是否定了编写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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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宫大瓦当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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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初，在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陪同下，父亲考察了辽宁绥中的姜女石秦宫遗址。他在姜女石遗址细摸了夯土，又在工作室看到了出土的大号瓦当（直径34厘米）时，就脱口而出“碣石宫”，碣石遗址现又称碣石宫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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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次考察内容相关的，是次年7月，由俞伟超等陪同他考察了北戴河的金山嘴秦离宫遗址，父亲认为金山嘴到辽宁绥中县止锚湾的几组秦代建筑群，是秦始皇以为的“东大门”的国门所在。他再次提到大文物和小文物的概念，说现在更应强调和重视大文物，它们更能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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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后，得知环太湖流域六个城市（常州、无锡、昆山、苏州、湖州、嘉兴）的博物馆要召开一个小型的学术讨论会，成员有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方面人员。父亲很爽快答应参加，急忙写出了讲话提纲，说这个座谈会是一个创举，在于它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涉及的太湖既属于自然地理范畴，又属于人文、历史的“区系”范畴，建议开展太湖流域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课题研究。会议后，他又向福建省博物馆倡议，做“闽江流域古文化与古城古国”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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