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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父亲对来访的客人变得更加恋恋不舍。我多次碰到在客人起身告别时，他恳切地说：“怎么这就走了？再坐一会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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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材料、看书、会朋友，可能还不是他“时间不够了”的全部。1994年，他曾对高炜说，“论文集”毕竟不是书。言下之意是应当写一些“真正的”书，但那时父亲已感无此精力了。他曾对我说过：“我相信下一两代人，他们会拿出新的‘大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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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很幸福，有真正懂自己的学生更幸福。《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父亲在身体衰弱而头脑清晰之际，亲自口述，经学生记录、整理而完成的谢幕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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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建中撰文的《世纪肖像》一书于1999年9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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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新华文摘》198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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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1986年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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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文物天地》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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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蒙河：《苏秉琦考古学大众化思想研究论纲》，《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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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李济先生1929年3月12日写的文章《第二次殷墟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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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毕生一役，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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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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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念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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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可以大有作为之时，陆陆续续传来一位位老朋友去世的噩耗。前面已有了白万玉、徐旭生等先生，现在冯家升、俞德浚、胡隽吟、王振铎等也相继离去了。每逢此时，全家都跟着父亲悲痛和叹息。他往往是长叹一两声，默默少语。屋里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多少天后，他才会说上几件关于逝者的事。但我也感到，这时的他并未因老友们驾鹤西去而削弱生命活力，反而更加懂得自己的责任，这种承受力来自他经历过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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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升先生走的时候，是1970年的“文革”时期。那时，冯先生才66岁，家里只留下了妻子张秀玲和身有残疾的小儿子，生活相当艰难。在他去世前些天，父亲还和他一起打扫院子，接受造反派和群众的监督劳动。只见他面容憔悴，低头不语，父亲不便和他谈话，也没太在意。事后看来，他内心定有很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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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告诉我们，冯伯伯虽然家境贫寒，但学业很好，更懂得勤奋努力。他长我父亲五岁，父亲初入北平研究院时，他于燕京大学硕士毕业，同是在1934年进入了北平研究院。他最初做名誉编辑，与顾颉刚先生一道主编《禹贡》。“七七事变”后，他去了英国，后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员，担任辽史研究工作，同时又在该校人类学系进修，成绩斐然。他懂英、日、法、俄好几国外语，对古回鹘文、突厥文有深入研究。不料他的妻子在山西老家病逝后，留下了两个孩子由奶奶抚养，很是艰难。1947年冯先生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平研究院工作，住进了这个宿舍大院，还把母亲和两个孩子都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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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军入城后，他满腔热情，希望自己快速成为新人。当时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负责突击培养南下干部，他果敢地报名参加了，和年轻的工农学员住在大礼堂那种大集体宿舍里。清晨跑步出操，整日紧张地学习马列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洋书呆子，外语很流利却不太会普通话，越是自我批评揭盖子，越是显得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多，会上会下一再成为众矢之的。那个时期，单位里遇到国家有什么重要事情，都会组织游行。有一次，学员们参加了全市的一个大游行，每排四五个人手挽手地大步前行，意气风发地唱歌、喊口号，其中也有他。大家从西郊走到市中心，路过我们宿舍大院门口时，院子里许多人包括我都见到了他。可结业时，听说他却弄得挺被动。抗美援朝开始，他说他懂几门外语，还精通美国俗语，一再强烈要求赴前线做翻译，教化美国俘虏，但未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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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冯伯伯和画家张秀玲结婚。1952年他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后任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工作刚有些顺心，家里的婆媳关系，继母和两个大孩子的关系却处理不好，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是“研究了多年民族矛盾，却不会解决家里的事”。到了“文革”期间，他更是不知所措，内心惶楚，就这样默默离世了。据说，教研室的年轻人对他遗留的资料无从下手，导致我们国家在突厥文研究方面损失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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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有些民族矛盾开始显现时，我和父亲再次回味了冯伯伯在五六十年代的心境。他是研究少数民族和古代史的，自建国起，自然关注苏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功解决了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的成就和经验，查看了许多苏联的书籍资料，却总是不得要领，觉得其中似乎有问题。他的家在大院西北角，来我家要路过徐老伯家和王静如先生家，但他大概觉得徐老伯说话很严肃、原则性强，王静如先生家里没有我家安静，所以还是常来我家，和我父亲聊天。两个人都觉得民族隔阂问题历史悠久，错综复杂，不是短期能化解的，对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等更需尊重，不可轻率给予弱化，而苏联给出的政策似乎很粗鲁，却说圆满解决了。50年代后期，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组织的中亚调查队，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五个加盟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活动，尽管回来后写了论文《民族研究方面的中苏合作——中亚调查三月纪略》，但内心依然怀疑那边是否真的有“铁幕”存在(1)。他多次对我父亲说他百思不得其解，内心长期处于极度矛盾困惑之中，常为这事和家事严重失眠，苦不堪言，抑郁不已，这或许导致了他的早逝。记得王静如先生对我父亲感叹地说过，（咱们）不能太傻乎乎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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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末，家里突然得到消息，父亲的校友俞德浚先生的胰腺出了问题，我陪着父母赶紧到人民医院探望。只见他卧在床上，面色难看，但神志很清醒坚定。父母一再劝俞先生既来之则安之，俞先生边听边点头，可过了一会儿又脱口而出：“现在正有好几件大事在心头困扰，不能不想啊。”他孱弱地讲道，目前由于山林的大肆开挖和对环境的污染，西南地区的物种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光是黑龙潭就已经比他们在那儿时丧失了十几种植物。他认为问题还严重在，一个植物品种的消失，会牵扯到几种甚至十几种物种的退缩和消亡，这种连锁效应有的品种明显，有的会缓慢些，近来又有外来新物种在侵扰。照此下去，几十年后会冒出很多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将对农业生产和植被保护等带来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损失，要及早做出应对才是。“你说我能不挂念吗？”他看着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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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父亲对我们说：当老者（学术领头人）敏感地发觉某个问题时，也许周围人还没有察觉。如果老者已无身体力行的能力，又缺少能跟随与继承的接班人，那他的内心会更加郁闷和焦虑，尤其是他预感到自己离世后该领域的发展将会面临更多的曲折甚至是反复时，那种痛楚，不是常人能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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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讲：你注意到了吗？俞先生说到了植物因环境条件的变化，自身也在变动；每种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也在缓变、调整，这就是动态生物学啊。他的一生都在做植物编目，一边登记植物的户口，一边想方设法去发现未知的新品种，那是静态植物学，现在他发现了它们都在变化着。对我们考古而言，我们要搞动态考古，不再局限于物件的静态描述。文化，是地域的产物，是块块分布，却总和时间坐标轴关系极大，呈现时间序列的“条条”。几年后父亲又继续对我说，少数的稀有植物品种，仅仅生长在很小区域，例如某个山坳里，相当于一个点；有的分布在一个长条地带，例如某个河流沿岸，某个山脉，那是条线；有的在一个较大的区域甚至很大区域，那是面，是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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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俞伯伯的噩耗传来。母亲赶紧去安慰俞伯母。到了90年代初，俞伯母的精神已很差了，她感到最愧对俞先生的，是他突然离世后，有那么多的植物调查数据和文字材料从此沉寂无闻，没能很好地贡献给社会。父亲听了这些，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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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俞伯伯在昆明植物园的工作室已年久失修、塌陷了，那些在原地静静残留着的碎砖瓦块，也埋没在了树丛中。听说，只有植物园里个别老者知道，那里曾是俞德浚为国家做出过许多研究成果的地方，这些瓦砾是对他科研活动的纪念。而在这堆碎砖瓦西边不远处，便是他的老朋友蔡希陶先生的纪念碑，由省政府为他对云南省经济发展所做杰出贡献而立。旁边的绿色草坪上，青年人沐浴在阳光下唱歌、嬉笑、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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