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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末，家里突然得到消息，父亲的校友俞德浚先生的胰腺出了问题，我陪着父母赶紧到人民医院探望。只见他卧在床上，面色难看，但神志很清醒坚定。父母一再劝俞先生既来之则安之，俞先生边听边点头，可过了一会儿又脱口而出：“现在正有好几件大事在心头困扰，不能不想啊。”他孱弱地讲道，目前由于山林的大肆开挖和对环境的污染，西南地区的物种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光是黑龙潭就已经比他们在那儿时丧失了十几种植物。他认为问题还严重在，一个植物品种的消失，会牵扯到几种甚至十几种物种的退缩和消亡，这种连锁效应有的品种明显，有的会缓慢些，近来又有外来新物种在侵扰。照此下去，几十年后会冒出很多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将对农业生产和植被保护等带来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损失，要及早做出应对才是。“你说我能不挂念吗？”他看着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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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父亲对我们说：当老者（学术领头人）敏感地发觉某个问题时，也许周围人还没有察觉。如果老者已无身体力行的能力，又缺少能跟随与继承的接班人，那他的内心会更加郁闷和焦虑，尤其是他预感到自己离世后该领域的发展将会面临更多的曲折甚至是反复时，那种痛楚，不是常人能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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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讲：你注意到了吗？俞先生说到了植物因环境条件的变化，自身也在变动；每种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也在缓变、调整，这就是动态生物学啊。他的一生都在做植物编目，一边登记植物的户口，一边想方设法去发现未知的新品种，那是静态植物学，现在他发现了它们都在变化着。对我们考古而言，我们要搞动态考古，不再局限于物件的静态描述。文化，是地域的产物，是块块分布，却总和时间坐标轴关系极大，呈现时间序列的“条条”。几年后父亲又继续对我说，少数的稀有植物品种，仅仅生长在很小区域，例如某个山坳里，相当于一个点；有的分布在一个长条地带，例如某个河流沿岸，某个山脉，那是条线；有的在一个较大的区域甚至很大区域，那是面，是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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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俞伯伯的噩耗传来。母亲赶紧去安慰俞伯母。到了90年代初，俞伯母的精神已很差了，她感到最愧对俞先生的，是他突然离世后，有那么多的植物调查数据和文字材料从此沉寂无闻，没能很好地贡献给社会。父亲听了这些，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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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俞伯伯在昆明植物园的工作室已年久失修、塌陷了，那些在原地静静残留着的碎砖瓦块，也埋没在了树丛中。听说，只有植物园里个别老者知道，那里曾是俞德浚为国家做出过许多研究成果的地方，这些瓦砾是对他科研活动的纪念。而在这堆碎砖瓦西边不远处，便是他的老朋友蔡希陶先生的纪念碑，由省政府为他对云南省经济发展所做杰出贡献而立。旁边的绿色草坪上，青年人沐浴在阳光下唱歌、嬉笑、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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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俞伯伯离开我们几年后，1988年年底的一天夜晚，母亲突然接到傅吾康先生妻妹胡玲英的电话：傅先生的妻子胡隽吟回京探亲期间，于12月7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8岁。而在此之前的十几天，她还来我家串过门，谈笑风生，矍铄强健，还说要在京等候傅先生的到来呢。而突然发生的噩耗，令人措手不及。父亲连忙让母亲第二天去邮局给傅先生和他的两个孩子发慰问电。此后，父亲在几次给傅吾康先生的信里表示，十分挂念他独身后如何克服困难完成既定的研究，希望他们三个人能共同渡过失去爱妻和母亲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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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知道，傅吾康夫妇这对佳缘实属难得，他一生的成绩和妻子的贡献密不可分。妻子不仅是他出色的助手和秘书，还能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家里又是贤妻良母。我后来得知，年迈的傅吾康先生以一人之力，又出过几部新作，算是对他妻子最好的纪念吧。父亲说，德国汉学研究不久后必然会进入新阶段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和印迹，但其走向如何，在傅吾康先生之后，可就难以预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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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同乡挚友王振铎先生是在1992年。“文革”期间，他和父亲都得知对方的日子难过，为了少惹麻烦，也就鲜有往来了。1976年之后，“文革”劫难散去，他俩复又相见频仍，喜形于色，畅谈起来，只是王伯伯说话迟缓了，人也变得深沉了许多。到了80年代初期，我父亲发现王伯伯的言语更少了，不解其因。1985年，王伯伯的家迁到了北郊安贞里外，他和王伯母的身体也都多有不适，和我父亲的走动开始困难了。王伯伯于1989年1月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这些情况。心中不安的父亲在1989年初，独自冒着寒风转乘几趟公交车去探望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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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来后对我们说，他的司南和地动仪复原模型原本只是原理性演示，现在各个方面都来要求它们具有实用性能。他的老朋友、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也来询问此事，司南和地动仪复原模型从国家博物馆展览厅移到仓库里了，只有1958年研创的苏颂的水运仪象台复原模型仍旧陈列着。于是，他一再苦思复原模型的灵敏度欠佳的症结在哪里。他对父亲说他近二三十年来，多是行政琐事缠身，心里有许多要做的业务干不了，煞是羡慕我父亲能有较多的时间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还很感触地说了不少“是你，是我，是你我，都是塞翁失马啊”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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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先生给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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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伯母不幸去世，王伯伯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内心甚是焦虑。1989年春，在一次会议期间两人相逢后，父亲又安慰他说：我坚决相信，中国古代的发明绝不是传说，绝不是摆设，必定有实用性。你要坚定信念，只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当时的技术细节。为此他还向王伯伯讲述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父亲50年代在河南听说的“烽火狼烟”——将狼的粪便混合到烽火台的柴火里，点燃之后冒出的黑烟能竖直向上，不怎么怕风吹。这一诀窍到了民国时期才公开，显示了民众的智慧。第二个例子是70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件素纱禅衣，形如蝉翅，很轻很薄。文物局曾立下课题，复制两套。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找不到那么细、那么轻的真蚕丝线，国内外都没有。照说可以如此下结论，中止这个课题了。然而经过仔细调研从民间了解到，正常的丝线是蜕皮三次的蚕吐的丝，如果这蚕处于某种病态，那么在两次蜕皮后就吐丝，这时的丝就是细而轻的丝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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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以为还有机会见到王伯伯。不料，1992年他突发心脏病，带着许多未完成的事业和缺憾，撒手而去。我们全家都知道，这位挚友的离别，对父亲的打击定是深重的。多年以后，我父亲才说起，在他们最后的谈话里，王伯伯曾告诉他说：“你三十多年前送给我的那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我再退回给你用吧。那就是你说过的：‘（你）就这么干吧，你肯定会比我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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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王伯伯对我父亲的最后期望与嘱托，父亲说他一直没忘，由此也引发了他诸多的思索。他慨叹说，一棵大树倒下了，原本可以结出的大果子，没有变甜就不再长大，消逝了。所以果园要定期把老树砍伐换栽新树是正确的，是为了腾出地盘和取得效益。但也有个例：河北深县出产大个水蜜桃，就有那么几棵树很老，却仍能产出极好的果子，而在它周围栽种的桃树就是比不上它。曾有国内外专家前来探寻，却没得究竟。我又补充说，广东的增城，有几棵荔枝树产有蓝色血丝的荔枝，肉大核小很甜，专门拍卖给香港富人，也就是那么几棵树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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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离世后，我们逐步整理他的书房，在一个装有旧信件的纸箱子角落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宽幅的合影：“国家领导人会见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代表合影，1989.5.6”。父亲被安排在前排的中间，和领导人紧挨着，而在前排端部才是王伯伯，两人没有坐在一起。我们拿给母亲看，她说绝对没有见过，父亲也没说过这张照片，只是知道他参加了文物会议，见到了（王）天木。父亲没有把这张合影让家人看，更没把它放在明处，是为什么？是不愿意看到他和王伯伯的座位拉远了？还是对这些“场面上的事儿”不屑一顾？还是为王伯伯临终前的意愿未能实现而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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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父亲这些相处了大半生的老友前后去世期间，他的身体情况也渐渐孱弱起来。1988年初秋，父亲和全家共同商定，在这不冷不热的季节，到协和医院给他安装起搏器。那时，他的身体还不错，安装的过程很顺利，一周后出院，精神又和以前一样了，大家都特别高兴。尽管如此，父亲和疾病、和衰老的抗争还是进入了更艰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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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出院前夕，我问道：您去过华山和泰山，五岳中最重要的两个，更喜欢哪个？他说他两个都喜欢。“你注意到了吗，华山是民间和道教维系起来的，泰山是官场维系起来的，各有特色。论感情我更偏于华山，华山的特点就是个‘险’字，犹如学术征途需要胆量，风光无限，四周的村民很朴实可爱。而从大遗址保护角度看，似乎又对泰山思念得多些，那个地区本应有大型的城郭遗迹，才能理解和解释有那么多而重要的出土器物，是后期人类活动把地表的遗迹都毁灭殆尽了？我仍在惦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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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恢复期，父亲还和我们聊起英国古典电影《红菱艳》（The Red Shoes），说这剧本的本意挺好：那个导演拿热爱艺术做幌子，欺骗和控制着女主角拼命地跳舞来给老板挣钱。但我觉得女主角穿上红舞鞋就情愿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终有可取之处。随后他的话题一转，又是联想他自己了：“还记得吗？当年你和妈妈种植老玉米时，西南角缺乏阳光缺乏照料的那棵最弱小的玉米，只长有一颗小玉米棒，它竟然能顽强地长出了一粒大个头的玉米粒。我要做的事太多了，只能以有限精力做一件最要紧的事，其余都排除在视野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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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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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支持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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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底，父亲难得有机会去昆明参加“全国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工作会议”，哪知因日程紧迫，未能故地重游。此后，他多次说深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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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我去昆明出差，回来后和父母谈起那里自然条件的变迁，我感叹道：冬季也下雪了，我又去了黑龙潭咱们常去挖蘑菇的那个小山坳了，却没有了蘑菇的踪影，土地明显干枯，也显得苍老了，“缺少了湿气和灵气，是那里的最大变化”。父亲听后，略带伤感地说：变，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啊。我们考察的空间越大，就越要考虑环境的差异。考察的时间越长，就越要考虑环境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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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我再次去西安出差，回来后说起半坡遗址的环境。我1977年第一次参观半坡时，周围还是自然村庄，在馆内参观时还能联想到，先民们居住地周围有壕沟防御野兽侵扰。可这十年过去，遗址四周紧紧地被高楼大厦包围了，成了“盆景”状，当年挖掘的原始壕沟更是看不到了，简直就像在一个水泥屋子里看模型，看假的古迹。父亲说：“一个好的画作，必须让它的四周有个空白地段。干什么？和四周的其他物件隔离开来，形成过渡带。如果没这个过渡带会很不舒服。我们做遗址保护的人本应有这基本知识。如果只把稀有动物锁在小铁笼子里再摆到水泥广场上，给它们好的吃喝，就能算动物园、甚至是好的动物园吗？”他又说：“文物的价值，它的展示意义与社会功能，和它的环境密不可分。”他还举例回忆道：“刚解放时，有个文物展览，一个文物的说明牌子却写着：出土地点不详，这就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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