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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古所四十周年，在故宫布置展览，开幕式（我）准备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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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渤海会，所里准备出两个人，我做去的打算，大原则是少参加集体活动。……是否参加大连会议，徐光冀、张忠培都很操心。说良心话，我怎能不去大连呢。但事前考虑周全是必要的。我一心牵挂的是，我们现在对辽河东西古文化该有个系统的看法了，我的心能够平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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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明康8月上旬去美，要和张光直谈些今后的学术交流意向（我和张光直都是剩余岁月有限的人了），尽量都珍惜这段岁月做些对学科、后人、国家有意义的事。（注：以上是7月23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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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8月24日）接着写。三周过去了，时间像插上翅膀，简直是对老年人的讽刺，前面谈的事情已经过去。考古所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过得算郑重有分寸，我参加了。我正式会过两个团的部分成员。8月4日所里招待离退休同志，徐光冀、徐苹芳讲话后我发了言，十分钟，讲了三个历史时期：“有所（建所）以前的20年，老一辈学者提出了为恩格斯‘起源’写续篇；过去的40年间，继续摸索道路，走出一大半，可称作考古学上的‘邓小平小道’，初步认识到‘续篇’该是啥样；今后20～21世纪间的20年，该走出一条大路。我不敢想我能再活20年，但我似乎看到这个时期了。这个内容是我和《中国文物报》记者对小童谈过的内容。”（注：此信写到这里搁下笔了，估计已见到郭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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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一天，他对来访客人说：“形势变化这么快而好，新材料都很诱人，我越想越觉得要做的事情做不完了，我的时间不够用了。”又有一次他对家人说，真想再看些书，可没这个时间和力气了。我猜这句话和他1985年订购了一整套《满清全史集》，却没能翻阅几次有关。在此之前，他还请童明康帮他找过一些满族入关前历史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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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父亲对来访的客人变得更加恋恋不舍。我多次碰到在客人起身告别时，他恳切地说：“怎么这就走了？再坐一会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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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材料、看书、会朋友，可能还不是他“时间不够了”的全部。1994年，他曾对高炜说，“论文集”毕竟不是书。言下之意是应当写一些“真正的”书，但那时父亲已感无此精力了。他曾对我说过：“我相信下一两代人，他们会拿出新的‘大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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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很幸福，有真正懂自己的学生更幸福。《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父亲在身体衰弱而头脑清晰之际，亲自口述，经学生记录、整理而完成的谢幕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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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建中撰文的《世纪肖像》一书于1999年9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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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新华文摘》198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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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1986年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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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文物天地》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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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蒙河：《苏秉琦考古学大众化思想研究论纲》，《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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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李济先生1929年3月12日写的文章《第二次殷墟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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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毕生一役，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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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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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念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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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可以大有作为之时，陆陆续续传来一位位老朋友去世的噩耗。前面已有了白万玉、徐旭生等先生，现在冯家升、俞德浚、胡隽吟、王振铎等也相继离去了。每逢此时，全家都跟着父亲悲痛和叹息。他往往是长叹一两声，默默少语。屋里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多少天后，他才会说上几件关于逝者的事。但我也感到，这时的他并未因老友们驾鹤西去而削弱生命活力，反而更加懂得自己的责任，这种承受力来自他经历过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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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升先生走的时候，是1970年的“文革”时期。那时，冯先生才66岁，家里只留下了妻子张秀玲和身有残疾的小儿子，生活相当艰难。在他去世前些天，父亲还和他一起打扫院子，接受造反派和群众的监督劳动。只见他面容憔悴，低头不语，父亲不便和他谈话，也没太在意。事后看来，他内心定有很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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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告诉我们，冯伯伯虽然家境贫寒，但学业很好，更懂得勤奋努力。他长我父亲五岁，父亲初入北平研究院时，他于燕京大学硕士毕业，同是在1934年进入了北平研究院。他最初做名誉编辑，与顾颉刚先生一道主编《禹贡》。“七七事变”后，他去了英国，后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员，担任辽史研究工作，同时又在该校人类学系进修，成绩斐然。他懂英、日、法、俄好几国外语，对古回鹘文、突厥文有深入研究。不料他的妻子在山西老家病逝后，留下了两个孩子由奶奶抚养，很是艰难。1947年冯先生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平研究院工作，住进了这个宿舍大院，还把母亲和两个孩子都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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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军入城后，他满腔热情，希望自己快速成为新人。当时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负责突击培养南下干部，他果敢地报名参加了，和年轻的工农学员住在大礼堂那种大集体宿舍里。清晨跑步出操，整日紧张地学习马列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洋书呆子，外语很流利却不太会普通话，越是自我批评揭盖子，越是显得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多，会上会下一再成为众矢之的。那个时期，单位里遇到国家有什么重要事情，都会组织游行。有一次，学员们参加了全市的一个大游行，每排四五个人手挽手地大步前行，意气风发地唱歌、喊口号，其中也有他。大家从西郊走到市中心，路过我们宿舍大院门口时，院子里许多人包括我都见到了他。可结业时，听说他却弄得挺被动。抗美援朝开始，他说他懂几门外语，还精通美国俗语，一再强烈要求赴前线做翻译，教化美国俘虏，但未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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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冯伯伯和画家张秀玲结婚。1952年他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后任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工作刚有些顺心，家里的婆媳关系，继母和两个大孩子的关系却处理不好，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是“研究了多年民族矛盾，却不会解决家里的事”。到了“文革”期间，他更是不知所措，内心惶楚，就这样默默离世了。据说，教研室的年轻人对他遗留的资料无从下手，导致我们国家在突厥文研究方面损失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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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有些民族矛盾开始显现时，我和父亲再次回味了冯伯伯在五六十年代的心境。他是研究少数民族和古代史的，自建国起，自然关注苏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功解决了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的成就和经验，查看了许多苏联的书籍资料，却总是不得要领，觉得其中似乎有问题。他的家在大院西北角，来我家要路过徐老伯家和王静如先生家，但他大概觉得徐老伯说话很严肃、原则性强，王静如先生家里没有我家安静，所以还是常来我家，和我父亲聊天。两个人都觉得民族隔阂问题历史悠久，错综复杂，不是短期能化解的，对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等更需尊重，不可轻率给予弱化，而苏联给出的政策似乎很粗鲁，却说圆满解决了。50年代后期，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组织的中亚调查队，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五个加盟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活动，尽管回来后写了论文《民族研究方面的中苏合作——中亚调查三月纪略》，但内心依然怀疑那边是否真的有“铁幕”存在(1)。他多次对我父亲说他百思不得其解，内心长期处于极度矛盾困惑之中，常为这事和家事严重失眠，苦不堪言，抑郁不已，这或许导致了他的早逝。记得王静如先生对我父亲感叹地说过，（咱们）不能太傻乎乎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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