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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30 (2)考古所四十周年,在故宫布置展览,开幕式(我)准备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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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32 (3)环渤海会,所里准备出两个人,我做去的打算,大原则是少参加集体活动。……是否参加大连会议,徐光冀、张忠培都很操心。说良心话,我怎能不去大连呢。但事前考虑周全是必要的。我一心牵挂的是,我们现在对辽河东西古文化该有个系统的看法了,我的心能够平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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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34 (4)童明康8月上旬去美,要和张光直谈些今后的学术交流意向(我和张光直都是剩余岁月有限的人了),尽量都珍惜这段岁月做些对学科、后人、国家有意义的事。(注:以上是7月23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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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36 今(8月24日)接着写。三周过去了,时间像插上翅膀,简直是对老年人的讽刺,前面谈的事情已经过去。考古所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过得算郑重有分寸,我参加了。我正式会过两个团的部分成员。8月4日所里招待离退休同志,徐光冀、徐苹芳讲话后我发了言,十分钟,讲了三个历史时期:“有所(建所)以前的20年,老一辈学者提出了为恩格斯‘起源’写续篇;过去的40年间,继续摸索道路,走出一大半,可称作考古学上的‘邓小平小道’,初步认识到‘续篇’该是啥样;今后20~21世纪间的20年,该走出一条大路。我不敢想我能再活20年,但我似乎看到这个时期了。这个内容是我和《中国文物报》记者对小童谈过的内容。”(注:此信写到这里搁下笔了,估计已见到郭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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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38 1986年的一天,他对来访客人说:“形势变化这么快而好,新材料都很诱人,我越想越觉得要做的事情做不完了,我的时间不够用了。”又有一次他对家人说,真想再看些书,可没这个时间和力气了。我猜这句话和他1985年订购了一整套《满清全史集》,却没能翻阅几次有关。在此之前,他还请童明康帮他找过一些满族入关前历史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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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40 这一时期,父亲对来访的客人变得更加恋恋不舍。我多次碰到在客人起身告别时,他恳切地说:“怎么这就走了?再坐一会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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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42 看材料、看书、会朋友,可能还不是他“时间不够了”的全部。1994年,他曾对高炜说,“论文集”毕竟不是书。言下之意是应当写一些“真正的”书,但那时父亲已感无此精力了。他曾对我说过:“我相信下一两代人,他们会拿出新的‘大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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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44 有学生很幸福,有真正懂自己的学生更幸福。《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父亲在身体衰弱而头脑清晰之际,亲自口述,经学生记录、整理而完成的谢幕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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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46 (1) 沈建中撰文的《世纪肖像》一书于1999年9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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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48 (2) 《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新华文摘》198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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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50 (3) 指1986年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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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52 (4) 参见《文物天地》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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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54 (5) 高蒙河:《苏秉琦考古学大众化思想研究论纲》,《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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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56 (6) 引自李济先生1929年3月12日写的文章《第二次殷墟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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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61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58]
1705998462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毕生一役,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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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64 (1988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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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66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59]
1705998467 人老念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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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69 在父亲可以大有作为之时,陆陆续续传来一位位老朋友去世的噩耗。前面已有了白万玉、徐旭生等先生,现在冯家升、俞德浚、胡隽吟、王振铎等也相继离去了。每逢此时,全家都跟着父亲悲痛和叹息。他往往是长叹一两声,默默少语。屋里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多少天后,他才会说上几件关于逝者的事。但我也感到,这时的他并未因老友们驾鹤西去而削弱生命活力,反而更加懂得自己的责任,这种承受力来自他经历过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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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71 冯家升先生走的时候,是1970年的“文革”时期。那时,冯先生才66岁,家里只留下了妻子张秀玲和身有残疾的小儿子,生活相当艰难。在他去世前些天,父亲还和他一起打扫院子,接受造反派和群众的监督劳动。只见他面容憔悴,低头不语,父亲不便和他谈话,也没太在意。事后看来,他内心定有很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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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73 那时,父亲告诉我们,冯伯伯虽然家境贫寒,但学业很好,更懂得勤奋努力。他长我父亲五岁,父亲初入北平研究院时,他于燕京大学硕士毕业,同是在1934年进入了北平研究院。他最初做名誉编辑,与顾颉刚先生一道主编《禹贡》。“七七事变”后,他去了英国,后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员,担任辽史研究工作,同时又在该校人类学系进修,成绩斐然。他懂英、日、法、俄好几国外语,对古回鹘文、突厥文有深入研究。不料他的妻子在山西老家病逝后,留下了两个孩子由奶奶抚养,很是艰难。1947年冯先生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平研究院工作,住进了这个宿舍大院,还把母亲和两个孩子都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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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75 1949年解放军入城后,他满腔热情,希望自己快速成为新人。当时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负责突击培养南下干部,他果敢地报名参加了,和年轻的工农学员住在大礼堂那种大集体宿舍里。清晨跑步出操,整日紧张地学习马列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洋书呆子,外语很流利却不太会普通话,越是自我批评揭盖子,越是显得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多,会上会下一再成为众矢之的。那个时期,单位里遇到国家有什么重要事情,都会组织游行。有一次,学员们参加了全市的一个大游行,每排四五个人手挽手地大步前行,意气风发地唱歌、喊口号,其中也有他。大家从西郊走到市中心,路过我们宿舍大院门口时,院子里许多人包括我都见到了他。可结业时,听说他却弄得挺被动。抗美援朝开始,他说他懂几门外语,还精通美国俗语,一再强烈要求赴前线做翻译,教化美国俘虏,但未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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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77 1950年,冯伯伯和画家张秀玲结婚。1952年他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后任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工作刚有些顺心,家里的婆媳关系,继母和两个大孩子的关系却处理不好,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是“研究了多年民族矛盾,却不会解决家里的事”。到了“文革”期间,他更是不知所措,内心惶楚,就这样默默离世了。据说,教研室的年轻人对他遗留的资料无从下手,导致我们国家在突厥文研究方面损失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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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8479 到了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有些民族矛盾开始显现时,我和父亲再次回味了冯伯伯在五六十年代的心境。他是研究少数民族和古代史的,自建国起,自然关注苏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功解决了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的成就和经验,查看了许多苏联的书籍资料,却总是不得要领,觉得其中似乎有问题。他的家在大院西北角,来我家要路过徐老伯家和王静如先生家,但他大概觉得徐老伯说话很严肃、原则性强,王静如先生家里没有我家安静,所以还是常来我家,和我父亲聊天。两个人都觉得民族隔阂问题历史悠久,错综复杂,不是短期能化解的,对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等更需尊重,不可轻率给予弱化,而苏联给出的政策似乎很粗鲁,却说圆满解决了。50年代后期,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组织的中亚调查队,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五个加盟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活动,尽管回来后写了论文《民族研究方面的中苏合作——中亚调查三月纪略》,但内心依然怀疑那边是否真的有“铁幕”存在(1)。他多次对我父亲说他百思不得其解,内心长期处于极度矛盾困惑之中,常为这事和家事严重失眠,苦不堪言,抑郁不已,这或许导致了他的早逝。记得王静如先生对我父亲感叹地说过,(咱们)不能太傻乎乎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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